近日，湖南省長沙市長沙縣首屆社會賢達推選結果出爐，其中開慧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朱有志被評為“十佳”社會賢達之一。

出生于1953年的朱有志，還有一個身份是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他擔任廳級干部21年，臨近退休，多次辭謝民辦高校100萬和企業200萬年薪的聘請，“討”了個村官做，擔任開慧村黨支部第一書記。

從廳官變為村官，朱有志一干就是12年。他帶領開慧村從省級貧困村變為“中國美麗鄉村百佳范例”。

廳官退休為何去當村官？當村官有哪些群眾工作法？如何帶領開慧村走向致富之路？近日，朱有志接受了新京報記者專訪。

朱有志

談選擇當村官

“不要一分錢、不要一分地、不要農村戶口，不會在開慧村謀取任何個人利益”

新京報：廳官退休后當村官，這不多見。你當時是如何考慮的？

朱有志：1995年元旦我任湘潭工學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1999年任常德師范學院院長，2001年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2013年卸任院長，繼續擔任省政協常委、文史委副主任，2016年我正式退休，當了21年的廳級干部。

從2009年開始，我兼任長沙縣開慧村黨支部第一書記，一直到現在，我當了12年多的村級干部。這期間的任職經歷有重合。

當了21年的廳級干部，又當了12年的村級干部，這是不多見。很多人稱我為“道德模范”、“好人”、“君子”等等，但我是一名共產黨員。

我當村支部書記，不是為了當君子、當好人、當鄉賢、當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而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黨治國理政的一顆“螺絲釘”，作為一名黨的理論工作者，為黨鞏固農村陣地做一點工作，盡一點綿薄之力，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責任。

朱有志在開慧村

新京報：為什么這么說？

朱有志：我是黨培養的理論工作者，應當為黨做好理論偵察兵、當好前沿理論戰士，對黨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做一些前瞻性研究。一句話，要為行動而思想。我一直在思考，在全國上下齊心走向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30多年以后，農村怎么辦？在黨治國理政的大格局中，我認為不應該忽視農村這個國家穩定發展的“壓艙石”。于是，2007年，我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研究”。

2008年，我承擔國家重大課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研究”，提出要把糧食與石油、貨幣一樣看成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武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應該怎樣占領農村陣地、怎樣守好“三農”壓艙石、怎樣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

退休后，民辦高校以100萬年薪、企業以200萬年薪聘請我，本來我是可以名正言順拿的。但我認為，作為一名老黨員，在黨最需要占領的陣地上，我不去當第一書記未必存在我這樣的人愿意去，但拿高薪的大學校長和企業家，我不去自然有人去。因此，我決意在黨需要而又未必有人自覺去的地方，用燃燒自己的生命、時間、利益的方式向社會表明，我們黨重視“三農”工作、重視集體經濟、重視糧食安全，我們要把“三農”這個治國理政的“壓艙石”緊緊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

其實，這也是我做理論研究的一個切入口。理論研究必須聯系實際、深入實際。而研究者還必須要與農民有感情，對農業、農村熟悉。這樣的研究才有力度、有深度、有說服力、有戰斗力。

新京報：為何會選擇開慧村？

朱有志：當時我就想找一個農村工作觀察站，通過躬耕隴畝的實踐來發現農村基層工作的難題和農民的困難，通過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給黨做好理論參謀工作。2008年，湖南省委在長沙縣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吃飯時我就向時任長沙縣委副書記說，我能不能到長沙縣的一個村里任個職。他很高興答應了，并說，我們正在重點發展開慧鎮，那你就到開慧村當村支部第一書記吧。聽到是開慧村，我說，那好！恰好還可以為建設好烈士家鄉盡點綿薄之力！

2009年12月16日，我正式兼任開慧村黨支部第一書記。2013年卸任省社科院院長后，我把自己定位為“開慧村民”，一心一意干起了村官。

新京報：你當初給自己提出了哪些要求？

朱有志：我當時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原則，就是不要一分錢、不要一分地、不要農村戶口，不會在開慧村謀取任何個人利益。

談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村干部怎么當？集體經濟怎么發展？是鄉村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

新京報：你剛去開慧村的時候，開慧村面臨哪些發展難題？

朱有志：那時的開慧村，是一片紅色故土，雖然有綠水青山，但卻是省級貧困村、集體經濟“空殼村”。我在長期調研觀察和理論研究中看到，農村發展緩慢源于集體經濟弱、基層黨組織凝聚力戰斗力不強。這個問題開慧村也存在。

新京報：你如何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朱有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在當代中國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前些年，村黨支部書記面臨的是眼前無山、腳下無地、身邊無人、袋中無錢的窘況。村支部找不到人、興不了業、干不成事，沒有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老百姓怎么會聽你的呢？村支部的作用被虛化、弱化、邊緣化的現象非常嚴重。此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極少數村的山林、房產、學校等在幾十年前就租給個人或單位，沒有什么集體資產，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非常困難。

村干部怎么當？集體經濟怎么發展？是鄉村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這些年，開慧村走出了一條路徑，我總結為“激活紅色‘三資’，壯大新型‘三資’”。

新京報：可以詳細介紹嗎？

朱有志：紅色“三資”是指紅色資源、資產、資金；而新型“三資”，指資本、資金、資格。

從黨的工作視角看，由于社會主義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建立，盡管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仍然是集體所有，是公有制的。因此，山、水、田、地等自然資源都是紅色自然資源，而房產等就是紅色資產，黨和政府撥給農村建設的資金就是紅色資金。這些紅色資源、資產、資金一經激活，作為村黨組織帶領群眾用來走向市場，就成了新型資本，在市場中增值的資金就是集體經濟，即新型資金。資金多了集體經濟就多了，黨組織領導農村、服務農民的資格就更強了。

這些年來，我們將開慧村的山、水、田、房、土地等資源，通過置換、流轉、引入資本等方式激活；把原老村部、廢舊的房子等資產變身為村小學、幼兒園、加工廠等；將上級撥付的各類資金集中起來辦大事，比如修路、修渠、完善公共基礎設施等。

在這一過程中，村支部同志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激活后的紅色“三資”就是我們村的資本，我們將其導入市場，比如幼兒園的租金、土地流轉的分紅等，將其轉化為村集體資金。集體資金壯大了，黨組織引導農民的資格也就增強了。

我們開慧村通過這些辦法破解了集體經濟薄弱的窘境。5年來，新建道路3.8公里、“白改黑”20多公里，家家戶戶通上水泥路；河流治理、“廁所革命”、垃圾分類、“美麗屋場”創建、“五零”村建設等也如火如荼，開慧村開啟綠色發展蝶變之旅。現在開慧村每年的集體經濟已經突破了100萬元。2020年疫情期間，我們發出捐款號召，不到3天全村捐款達到26萬余元。開慧村黨組織的戰斗力、號召力、凝聚力顯著增強。

談傳承開慧精神

“把開慧精神提煉出來，教育干部、教育群眾”

新京報：開慧村在基層黨建方面，探索了哪些經驗？

朱有志：我把開慧村的經驗總結為5個“于”，不斷夯實黨建基礎：

一是勇于舉旗幟，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共產黨的旗幟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旗幟，學習領袖原著，傳承開慧精神。

二是敢于亮牌子，號召黨員在“線上”、家庭、外面、節日慶典和義務勞動中主動亮出黨員身份，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三是勤于闖路子，探索“企業—黨支部—村民”組織聯動機制和“紅色資源—紅色資產—紅色資金—新型資本—新型資金—新型資格”的集體經濟生發機制和路徑走向。

四是樂于登門子，通過黨員聯戶、上門服務等方式，打通服務群眾最后100米；每戶群眾必須有黨員聯系，把黨的領導通過“雙向四層聯動體系”建構的方式固定下來。

五是精于做框子，用黨規黨紀和村規民約教育管理村里的黨員干部群眾，尤其是抓實黨小組學習的“排、催、查、報、評”五字要求，抓嚴對黨員干部的“四不”要求，不拿村民一包煙、不吃村民一頓飯、不貪集體一分錢、不厚自己一親友。

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們距離“傳承紅色基因、建好烈士家鄉、弘揚開慧精神、率先振興鄉村”的目標，還差很遠。

新京報：開慧村是如何傳承開慧精神的？

朱有志：我們都知道開慧村是革命先烈楊開慧同志故里，但以前是沒有提煉“開慧精神”的。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開慧精神提煉出來，即“忠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勤于學習的科學精神、樂于助人的利他精神、敢于開拓的拼搏精神、勇于犧牲的奉獻精神。”這些精神在楊開慧同志短暫的一生中都能找到依據。用這五大精神來教育干部、教育群眾。

我們先后組織專家編寫出版了《楊開慧》《楊昌濟》，將所學所思所悟編成《開慧村語》，推出開慧村村歌《村民最聽黨的話》，被村民廣泛傳唱。每年舉辦一次開慧母愛文化藝術節，在春節、清明節、楊開慧同志誕辰紀念日等，組織村全體黨員去集體拜謁，號召村民組長帶領群眾、兒女及孫輩參加。開慧村還與韶山村結成兄弟村，黨支部在每年12月26日去韶山拜謁毛主席。學校從幼兒園開始，要開設課程學習開慧精神，從小傳承紅色基因。總之，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宣傳開慧精神。

談群眾工作法

“要放得下架子、彎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邁得開步子、掙得了票子”

新京報：當過廳官后又去當村官，與其他村支書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朱有志：原來我在大學和社科院工作時，領導的是知識分子，我是評教授的教授、管教授的教授；現在領導和服務的對象是農民。由于文化差異和經濟結構等原因，農民有些話聽不懂、聽懂了做不來、做來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沒效益。當了廳官又當村支書，有人開玩笑說我，能說洋話（英語）、會讀古文、敢打官腔（作報告）、愛講土話。當村第一支書，我和農民一起下地、一起插秧、一起打稻、一起修路、一起架橋，一起流汗、一起流淚，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

跟農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們厭惡的是你看不起他，煩你擺知識分子的架子。這就要求我和他們一樣去干農活，要放得下架子、彎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邁得開步子、掙得了票子。如果你高高在上，農民也瞧不上你。要通過修路架橋、插秧打稻等各種活動，跟他們一起流汗，真正融入他們。

新京報：你還和村民一起下跪，是什么事情？

朱有志：我們這里有一個習俗，八九十歲老人去世了，去拜祭的人要下跪。我去了之后，放下架子，他們的子孫下跪，我也下跪。尊重農民，他們對你的信任感就不一樣。

有一次我們在檢查新村部大樓的工程建設，正在二層樓上，突然天下大雨，我趕緊往樓下走！此時，一個不認識的小伙子撐過來一把傘。我問他貴姓，他說，“朱院長，我爺爺去世時，您老人家去下跪了。”這件事令我很感動。有一次，一位領導讓我談農村的感受，我講起了此事，那位領導說，“你真誠地為他爺爺下跪，他就主動地為你送傘！”

新京報：在工作中會挨罵受氣嗎？你會怎么辦？

朱有志：以前這種情況有過，現在沒有了。我舉一個例子，有次我們村正在舉辦“村民最聽黨的話”演講會，有位村民剛從外地回來，因為一件瑣事把村部的桌子給掀了。我們既不能打他、也不能罵他，只能找一個熟悉他的人把他拉到一旁詳細解釋。當時有我帶的幾個博士生在旁，他們也哭笑不得，知道了我在農村工作的復雜和難處。

2014年，我主導“開慧大道”立項。開工時，有些村民不理解，不僅反對還罵人，甚至有人背地里說“滾出開慧村！”但我繼續為開慧大道的修建在省、市、縣、鄉、村來回跑，四處籌措資金，號召大家克服困難，實施自籌、自建、自用、自管，做了大量群眾工作。

2017年，長度3.8公里，連通開慧鎮與弼時鎮，打造楊開慧紀念館、任弼時故居、繆伯英故居“三點一線”跨區域紅色旅游干線的開慧大道開慧段正式通車。道路的拉通，方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為發展紅色旅游打通了交通“命脈”，來開慧村旅游觀光的人越來越多，更為招商引資奠定了堅實基礎。

老百姓找麻煩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因為我們工作沒有做好，村干部與農民之間感情疏遠了，該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農民憋了一肚子氣。村干部缺乏與農民的交往、交流、交心、交談，這就要理解、關心農民，找到我們工作的差距。

說實話，現在很多農村缺乏村干部與農民之間的溝通機制。我們探索了一種方法就是把村里的老黨員、老干部充分利用起來，他們是一支重要力量。老黨員對黨有感情、對村民有感情，對政策熟悉、對村民熟悉，有工作經驗。同時，他們是長輩，也會受到尊重。遇到難題，連續上門去做工作，農民都是通情達理的，他們最后都會很配合。

干部聯系群眾，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找到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連接點”。通過修路架橋、插秧打稻等方式交流感情，互相理解各自的難處。我們需要構建干部與群眾交流思想、解決矛盾、加深感情的工作機制。

新京報：作為老黨員，與年輕村干部是如何交流磨合的？

朱有志：我會教育他們工作方法。今天的村干部不是農民干部，而是農村干部，他們有知識有文化，需要加強理論學習，用理論武裝頭腦。每周六，我們開工作例會，研究、討論工作，還學習黨的理論知識、方針政策，風雨無阻。

有的干部會說，我們已經干得很好了。我說，你是開慧村的干部，就要比別人要求嚴一些、標準高一些。不要說過去怎么干的，要面對鄉村振興戰略，想想未來怎么辦。我對年輕村干部提要求，同時要關心關愛年輕村干部，教育引導他們想辦法做好群眾工作。有時，我笑著說，“你們干得比別人好得多，但離黨的要求差得遠！”

朱有志與村民在田間交流

談堅持

“不是因為我的境界高，而是我對黨的感情深，這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

新京報：看報道說你曾患食道癌。這些年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朱有志：我們這一代人，長在紅旗下，我的學術生命、我的政治生命都是共產黨培育的。我的父母都是文盲，從小家里很窮。如果沒有共產黨，我上不了大學，當不了省社科院院長。1985年，我患上了食道癌，是黨組織出的錢給了各方面的條件給我治療，挽救了我的自然生命。

所以我說，我的學術生命、政治生命、自然生命都是黨培育的、給予的、挽救的。我的“命”是和我們的黨連在一起，我對黨有著特殊的、真摯的感情。我退休婉拒了高薪聘請來做村官，不是因為我的境界高，而是我對黨的感情深，這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這不是講官話，我也無須講官話。我想用燃燒生命和生命中的時間和精力的方式，讓人們在光亮中看到一個老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

新京報：你曾告誡年輕人要“享受煎熬”，為什么？

朱有志：現在我們的很多目標還達不到。比如鄉村振興需要30年來完成，我們完成這一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就要求我們要鉚定目標、克服困難、享受煎熬、堅定不移、理直氣壯、勇往直前。

新京報：對比村官與廳官，你更喜歡那段經歷？

朱有志：無論是廳官還是村官，我都感受到了社會的溫暖、集體的溫暖、黨的溫暖。這些年我能做點事情，說明我還有用，黨和人民還需要我。

官當多大才算大啊？！之前當大官，現在當小官，在不同階段做不同的事情，只要不是為自己的私利而是為黨、為百姓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就很幸福。

無論在什么崗位，千萬不要高高在上，把自己當做官，這樣你會很痛苦。始終要把自己當“戰士”、做黨的“螺絲釘”、做普通一“兵”。

新京報：你今年70歲了，還會繼續干下去嗎？

朱有志：這個問題，不止一個記者問過啦！我曾經說過，作為烈士家鄉，開慧村的發展離黨中央提出的“五大振興”戰略目標還差得遠，現在我雖然年紀大了，但身體還好，只要黨和人民需要，我就繼續干下去！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吳興發

圖片來源：長沙縣委宣傳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