倆開頭的成語有哪些(唯有友誼,才是世界的珍寶)
倆開頭的成語有哪些文章列表:
- 1、唯有友誼,才是世界的珍寶
- 2、楊新鳴:沒成什么大器,踏實演戲就挺好丨人物
- 3、如今打開一本書,有的注釋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
- 4、小學語文六年級上冊第2課丁香結教師筆記
- 5、柳亸花嬌、柳亸鶯嬌兩個很美的成語,一起來學習
唯有友誼,才是世界的珍寶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薛慶國選譯;譯林出版社出版。
《桂花》:薛慶國譯;譯林出版社出版。
《風的作品之目錄》:薛慶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和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的神交,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我在中國駐敘利亞使館工作,常常從阿拉伯文主流紙媒《生活報》讀到署名為“阿多尼斯”的專欄文章。這些文章思想深刻,境界高遠,文筆酣暢而富有詩意,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阿多尼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并非阿拉伯人常用名,我便向一位敘利亞作家打聽作者是何許人。他告訴我,這是一位旅居法國的敘利亞著名詩人,但他的詩作比較晦澀。
從使館回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工作后不久,一名從敘利亞回國的留學生來看望我,贈我一本阿多尼斯的詩集《紀念朦朧與清晰的事物》。我在工作之余隨手翻翻,很喜歡其中清新雋永、令人回味無窮的詩歌短章,便試譯了一些寄給《譯林》雜志,很快就被刊發。編輯還主動聯系我,希望我多關注這位詩人,并考慮是否可出版一本他的中文版詩集。此后不久,新創刊的《當代國際詩壇》在討論選題時,詩人樹才介紹了一個情況:他曾請法國著名詩人博納富瓦推薦幾位當下法國的重要詩人,博納富瓦只提及阿多尼斯一人,并說這是一位阿拉伯詩人,希望他的作品能被譯介成中文。于是,《當代國際詩壇》編委們決定設立一期阿多尼斯特輯,并讓同在北外任教的俄語翻譯家、詩人汪劍釗聯系我翻譯。我遂委托在國外的朋友購買了阿多尼斯的大部分詩集,從中選譯了部分在《當代國際詩壇》發表。后又增譯了大半篇幅,于2009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令我始料未及的是,這本詩集出版后深受讀者的歡迎,迄今已重印30余次,成為我國詩壇多年不見的一個現象。此后,我又翻譯出版了6本阿多尼斯的詩文作品,都引起了良好反響。
譯詩兼具中文之“形”與阿拉伯文化之“魂”
我雖然并非詩人,但上世紀80年代讀大學時受過朦朧詩的啟蒙,平時也喜愛讀詩,主要工作又與文學研究有關。因此,我自認為對詩歌并非完全外行。在詩歌翻譯中,我力圖讓譯詩既“像中文詩”又“不像中文詩”。“像中文詩”,即譯詩在中文里稱得上詩,而且應該是高品位的詩。為此,我在翻譯時費力最多的,是力求讓譯文具有詩歌內在的節奏感和音樂感,因為詩的形式就是詩的靈魂,形式處理不好,譯文難以稱之為詩。我還盡量發揮中文的特點,通過譯文中詞語、句式的精心選擇,來調動中文讀者對母語文學的記憶和聯想,增加讀者對阿拉伯詩歌的親切感和接受度。舉個例子,《祖國》這首詩中多次出現“折腰”的意象,如:“為那在憂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臉龐/我折腰”。就譯詞的選擇而言,將“折腰”換作“彎腰”“鞠躬”“曲身”也未嘗不可,但恐怕只有“折腰”一詞,才能調動中文讀者腦海里有關古今人物面對江山、美人乃至權貴、斗米而傾倒、臣服的記憶。換言之,譯成“折腰”,能讓讀者產生更豐富的聯想、感情、心理活動和閱讀趣味。
與此同時,我還追求讓譯詩“不像中文詩”,因為阿拉伯詩歌不僅用另一種語言寫就,還代表另一種文化、文明、世界觀與價值觀,并體現了外國詩人獨特的經歷、理念、個性、寫作語境等因素。由于這種種因素,阿拉伯詩歌必然不同于中文詩歌。因此,譯成中文的阿拉伯詩歌,還應該帶有某種陌生感和獨特性,這就需要保留原詩的整體風格,如意象的新鮮感、句式的沖擊力、詞語搭配的和諧性或突兀性,這樣才能給中文詩歌和讀者提供新的給養和刺激。譬如在《祖國》這首詩中,我保留了原文中(父親)“像云彩一樣綠色地死去”這一很有沖擊力的表達,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聯想空間。不過忠實呈現原詩的總體風格,并非意味著對原詩亦步亦趨,有時還須在翻譯時做出創造性的變動。總之,我希望譯詩既身披得體而優雅的中文外衣,又有著獨特的阿拉伯靈魂和氣質。
書寫四十余載中國情緣
早在1980年,阿多尼斯首次來訪中國,其間與夏衍等中國作家進行了十分深入的座談。回到貝魯特后不久,他撰寫了兩篇長文,記錄中國之行的感想和印象,并在當地主要報刊發表。在其中一篇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中,他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呈現的蓬勃朝氣印象深刻。在文章結尾,他對中國做了這樣的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她或將創造另一個世界。”
2009年3月,為出席《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中文版首發式,阿多尼斯再度來華。時隔將近30年,中國已是一個全新的國度,用他的話來說:“除了長城,一切都已改變。”此后,他又8次來華出席各種活動。雖然阿多尼斯足跡遍布世界,但他對中國情有獨鐘。這其中有多個原因,譬如:他由衷地欽佩中國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他和許多中國朋友結下了深厚情誼,他能明顯感受到中國讀者對他的崇敬和喜愛……更重要的原因,或許在于他被親眼見證的中國巨變所震撼,因此,他對這個煥發出非凡活力的東方古國充滿好感。在阿多尼斯的心目中,中國是未來的象征,為他開辟了新的知識與詩歌空間。中國,“不是線條的縱橫,而是光的迸發”。
2018年金秋,阿多尼斯應邀來華參加魯迅文學院舉辦的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其間,他前往南方多地參加活動。回到巴黎后,阿多尼斯根據此次中國之行尤其是黃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創作了中國主題詩集《桂花》,并于次年出版。在這本詩集中,詩人把敘述、想象與沉思熔于一爐,呈現在詩中的風光景物,既是感官的見聞,更是想象和意念的結晶。和阿多尼斯多次中國之行一樣,我有幸全程陪同他前往各地。因此,我不僅是這部詩集的譯者,還是詩歌文本產生的見證者,曾目睹他如何“和松樹握手,從桂花的唇間飲水”,如何“把呼吸作為紗巾,搭在黃山的肩頭”。
令我深為感動、驚訝的是,在中文版《桂花》出版時,阿多尼斯堅持要在卷首用中文寫上“獻給薛慶國”,這對我而言是一份受之有愧的榮譽和禮物。我深知,浪漫的老詩人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既對我這位中國譯者表達鼓勵和厚愛,更對中國人民表達愛戀和敬意。正如他在《桂花》的尾聲中寫道:“友誼是否可以聲稱:唯有自己才是世界的珍寶?”我在誠惶誠恐的同時,也為能給中外文學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話而自豪。
今年,阿多尼斯已92歲高齡,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鑠,筆耕不輟。去年底,他剛剛出版了詩歌體自傳《阿多尼亞特》的法文版,書名有意模仿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眼下,他正在專注寫作多卷本的詩歌體自傳。有中國朋友在籌劃疫情后的詩歌活動,托我問阿多尼斯有無可能再來中國。當我在電話中轉達朋友的邀請時,他毫不猶疑地說:“接受邀請,沒問題。”仿佛他已忘了自己的年齡,或者年齡已經把他淡忘;又或者,正如他在詩中寫道的:“你想知道詩人的年齡?創新的詩人沒有年齡!”
薛慶國,1964年生,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授,譯有《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桂花》《風的作品之目錄》等作品。2017年獲卡塔爾“謝赫哈馬德翻譯與國際諒解獎”,2022年獲第五屆袁可嘉詩歌獎。《 人民日報 》( 2022年08月16日 18 版)
楊新鳴:沒成什么大器,踏實演戲就挺好丨人物
在很多觀眾印象中,演員“楊新鳴”的名字大概遠不如他塑造的那些角色為大家所熟知——從春晚小品《張三其人》的李四,到電影《無人區》里的加油站黑心老板、《我不是藥神》的劉牧師,再到電視劇《大秦帝國之縱橫》的魏相惠施、《戰長沙》迂腐而有骨氣的胡長寧、《北平無戰事》的馬臨深,以及《三悅有了新工作》里的殯儀館遺體整容化妝師劉清明……觀眾記住了角色,卻不記得演員的名字,商業層面上固然是一種遺憾,但從表演的角度來說,卻是對演員很高的認可和褒獎。
雖然楊新鳴近幾年出演的多是影視作品里的配角,但每一個角色都讓人印象深刻。 受訪者供圖
現年65歲的楊新鳴,在其42年的演員生涯里有過兩次“走紅”。第一次在上世紀90年代,剛過而立之年的他靠演小品成為當紅電視節目《綜藝大觀》的常客,還兩度登上了央視春晚;第二次是2010年后,他憑借在影視作品里各色小人物的精彩塑造,給年輕一代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網友稱他是大器晚成的演員,他卻表示自己“沒成什么大器”,能有一些作品被觀眾認可就很滿足了。“盡管可能稍微晚了一點,但我覺得挺好、挺踏實的。說明我是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過來的。”
關鍵詞·《三悅》
從遺忘到記得,欣賞劉清明的生死觀
由李漠執導,游曉穎編劇,周依然、楊新鳴、鄂靖文領銜主演的治愈成長劇《三悅有了新工作》9月底在嗶哩嗶哩(B站)開播,豆瓣評分穩定在8.4,引發了觀眾對于應該如何面對死亡的熱議,成為今年口碑最佳的國產劇之一。劇中,楊新鳴飾演的劉清明是殯儀館年屆退休的資深遺體整容化妝師,也是周婭男(鄂靖文飾)和趙三悅(周依然飾)的師父。因為慢性鈷中毒患上輕度阿爾茨海默癥,他在工作中有時會忘事,但也因此忘記了兒子一家乘坐航班失聯的傷痛。后來通過手術取出導致中毒的“元兇”后,他恢復了記憶但也陷入了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之中。好在他最終還是從傷痛中走了出來,跟“同命人”做伴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電視劇《三悅有了新工作》中,楊新鳴飾演了周婭男(鄂靖文飾,中)和趙三悅(周依然飾,右)的師父。 受訪者供圖
從稀里糊涂活著到清醒過來面對殘酷的現實,從深陷痛苦的回憶到超脫地看待生死,楊新鳴把劉清明不同人生階段的狀態和轉變刻畫得清晰而生動,讓觀眾與這個角色產生了極大的共情,甚至網友紛紛在彈幕上懇請編劇不要再“刀”(指安排虐心的戲)師父了。楊新鳴以前也演過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曾特意到養老院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病癥表現,因此劉清明的輕度癥狀,在表演上對他來說并不難,只需把握住分寸就好。他個人非常欣賞劉清明恢復記憶后展現出來的那種超然超脫的生死觀:“他找了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理由,堅信兒子還活著,一定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他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兒子帶回家,然后他就跟‘同命人’一起踏上了浪漫的旅途。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我自己也是個老年人。我覺得中國的老年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態度,不能只當兒孫奴,應該有真正屬于自己的幸福的老年生活、有質量的老年生活。”
劇中除了兩個徒弟,劉清明跟殯儀館館長高衛東(劉鈞飾)之間的對手戲也被網友反復討論。劉清明平時是個對領導有所不滿的“倔老頭”,正在器宇軒昂地吵架呢,看見高衛東突然咳血馬上慌了手腳:“小高,你這是怎么了?”后來高衛東確診胰腺癌晚期,他跟劉清明在傷心面館對坐著一邊吃面一邊交代后事的戲,更是看哭了一票觀眾。
《三悅有了新工作》中,劉清明(楊新鳴飾)與高衛東(劉鈞飾,右)這場在傷心面館的對手戲,看哭了很多觀眾。 圖片來自該劇官微
楊新鳴對兩人關系的設定,高衛東是劉清明的晚輩,甚至剛參加工作時做過他的徒弟。高衛東走上領導崗位后,劉清明對他的一些作為不待見,覺得他不務正業、搞歪門邪道走后門等等。但其實他內心是非常感激高衛東的,因為他清楚是高衛東在背地里保住他的工作、維護他的尊嚴,而他只有在工作中才會忘掉往事、病情才不會惡化。基于這樣的設定,他在劉清明對高衛東的稱呼上做了不同的處理——當著眾人對高衛東表達不滿時,劉清明諧音諷刺他“高管”,私下卻直呼其名“高衛東”,后來看到高衛東咳血,情急之下他叫的是“小高”。“這個‘小高’叫得很親切,也叫出了他們過往深厚的感情。”
關鍵詞·人生經歷
從“沖壓工”到“李四”,憑借編演小品登上春晚
楊新鳴演員道路的開端,是在改變命運的想法驅動之下的一次偶然選擇。1980年考入西安話劇院之前,他對于專業的表演完全不了解,也從沒想過以后要以演員為職業。那年他23歲,已經在工廠當了五年“沖壓工”。這份工作危險而枯燥,他想要通過參加高考改變命運。但他中學時恰逢特殊年代,幾乎沒學到任何知識,于是只能靠突擊惡補硬考。高考他報考的是理科,結果落榜了。之后,他偶然在報紙上看到西安話劇院招考演員學員的廣告,看了里面介紹的幾個考試科目,認為自己可以一試。
當年,楊新鳴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報考了西安話劇院,從此改變了命運。 受訪者供圖
第一個科目是“小品”,他不太了解是考什么;第二是“朗誦”,他在學生時代有過多次朗誦的經歷,自己也讀了不少中外文學作品,包括詩歌、散文等。他覺得“朗誦”是能過關的;第三是唱歌和才藝。他一直是業余文藝愛好者,學過樂器和聲樂,感覺這項應該也沒問題;最后一個科目是文化考試。他剛經歷過高考,對知識點還很熟悉,而且話劇院只考文科不考數理化,那就更有把握了。他找專業老師輔導了一兩次“小品”和“朗誦”后就赴考了,經過7輪考試被錄取為西安話劇院第五期演員訓練班學員。他說:“我自己也沒想到會這么幸運。”
在他的印象里,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全國開設表演藝術專業的院校屈指可數,畢業生數量供不應求,“演員表演訓練班”是各話劇院團培養后備人才的一種普遍方式。訓練班學員完全按照戲劇學院的教學大綱和表演教材,由擁有數十年舞臺表演經驗的老藝術家和導演擔任老師,進行為期三年的專業系統訓練。學員的三年學習期也是實習期,課余時間到排練場和劇場去觀摩前輩們排練和演出,甚至有機會同臺演出。“我個人覺得這種方式很不錯,實習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消化學到的理論,感悟到如何把理論運用到表演實踐當中去。而且這樣培養出來的演員,更了解院團的表演傳統和風格。”
這批學員訓練班畢業后,趕上了話劇行業不景氣。但與此同時,作為話劇表演訓練方法之一的“小品”卻很受大眾歡迎。1984年第二屆央視春晚,陳佩斯與朱時茂合作的小品《吃面條》轟動一時,給西安話劇團的這些年輕人帶來了啟發。楊新鳴跟訓練班同學,也是同事兼室友譚希和一合計,決定投身小品創作。“因為所有的表演課作業都要交小品,三年間我們不知道編了演了多少,就覺得編演小品也不是個難事。當然也是因為不想閑著荒度青春嘛,就一起編演小品參加比賽、參加地方臺晚會等,也拿過一些獎項。甚至我們還編排了一整臺小品,經劇院同意之后公開對外演出。”
楊新鳴(左)與嚴順開合作小品《張三其人》。
1990年開始,楊新鳴和郭達、蔡明一起合作編演了如《春女》《婚姻變奏曲》《誰跟誰啊》《餐廳軼事》等小品,多次在《綜藝大觀》上表演。《綜藝大觀》是當年央視當紅的文藝節目,里面播出的小品往往會成為一段時間里人們熱議的話題。因為一直沒有間斷小品的創作和表演,他還在1993年和1996年兩次登上央視春晚,得以跟嚴順開等前輩合作,從而被更廣泛的觀眾認識。其中,《張三其人》獲得當年“春蘭杯”我最喜愛的春節晚會節目評選小品類一等獎。許多年紀稍長的觀眾至今仍記得他在《張三其人》里飾演的角色——大大咧咧的李四。
關鍵詞·表演態度
主動回歸舞臺,慶幸每一步都走得踏實
如今年輕一代觀眾熟悉并激賞的,是楊新鳴近些年在影視作品中塑造的那些鮮活的小人物。實際上他是演小品出名后才開始接演影視作品的,甚至第一次“觸電”的機會也是由小品帶來的。當年受《吃面條》啟發,他跟譚希和編演小品《小販與外賓》登上1985年陜西電視臺春晚,兩人也因此在陜西當地有了名氣。那個時候,根據賈平凹小說《雞窩洼的人家》改編的電影《野山》正在招募演員。擔任該片副導演兼表演指導的西安話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曹景陽把他倆推薦給了劇組,在片中分別飾演阿承(楊新鳴)和二水(譚希和)。
楊新鳴出演電影《野山》(左為杜源)。
《野山》成為了第六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的大贏家,但在其中擔任配角的楊新鳴似乎沒受什么影響,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小品創作上。上世紀90年代,他成了《綜藝大觀》的常客,也登上了央視春晚,出門上街也常會被人認出來,但在最紅的時候他突然從小品領域“消失”了。“當時也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吧,其實是我自己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決定。那大概是在1994年的下半年,我拍了一部輕喜劇電影。拍攝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不會演戲了,常常在現場不知所措。我慌了,害怕了……”他知道這是長期演小品造成的后果。電視上的小品表演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演員只能不斷壓縮表演的空間,盡快找“包袱”抖“包袱”,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但時間長了,演員容易誤以為這就是正常的表演狀態。等真正到了拍電影電視劇、演話劇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不會演戲了。
意識到原因后,他主動退出小品表演,回到劇院舞臺。“因為我知道話劇排練場和舞臺的磨煉,對演員表演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恢復,一點一點提高。”演話劇之外,他也接拍一些電影、電視劇,但往往由于時間限制,只能演一些小人物、小角色。從2009年開拍的電影《無人區》算起,他在寧浩、孔笙、丁黑等導演或監制的影視作品里出演了形形色色的小角色,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人區》的加油站老板、《我不是藥神》的劉牧師、《戰長沙》的胡長寧,到《大秦帝國之縱橫》的惠施……經常有網友在彈幕或評論區發問:這個演技厲害的老頭是誰?
電影《無人區》中楊新鳴飾演加油站老板(左為徐崢)。
電影《我不是藥神》中楊新鳴飾演病友之一(左起:章宇、王傳君、徐崢、譚卓、楊新鳴)。
這些“小角色”里,惠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成語“學富五車”指的就是他。楊新鳴本身就對歷史感興趣,再加上此前跟導演丁黑合作過,自然一拍即合。劇中,惠施與魏惠王(李立群飾)日常“互懟”既涉及國事也摻雜著人情,精彩而鮮活,至今被觀眾津津樂道。楊新鳴記得最開始拍惠施在朝堂怒斥魏王昏聵的戲,他明顯感覺到李立群有點愣住了。“可能他當時心里想:‘這哪來的演員,怎么把惠相演得這么囂張,還講不講君臣關系了?’但礙于我們初次合作不熟悉,加上導演對這場戲也認可,他當時沒說什么。收工返回途中我們同車,他委婉提示我沒有必要使那么大的勁。我就跟李立群老師解釋了一下我為什么那么演。我之前做過一點功課,也跟導演溝通過,春秋戰國時期王和相的關系,并不像秦始皇以后歷朝歷代的君臣關系那么等級分明,是比較寬松的……我說完后李立群老師也就明白了。再后來我們配合越來越默契,也碰撞出了不少火花。”
電視劇《大秦帝國之縱橫》中楊新鳴飾演惠施。
將近花甲之年因為影視作品里的小角色被觀眾喜歡并記住,網友們形容楊新鳴是個“大器晚成”的演員。他自己卻表示:“我覺得我也沒成什么大器。能有一些作品被觀眾認可認同,我就很滿足了。盡管可能稍微晚了一點,但我覺得挺好、挺踏實的。說明我是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過來的。”他也從來沒有糾結過演主角還是配角,戲份多還是少。因為從年輕時他就不愿意把自己限制在某一種類型里,即便某個角色演得很成功,也不想過多地重復自己。“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愿待在舒適圈’吧。我更愿意嘗試挑戰那些我沒演過的不同類型、不同個性、不同色彩的人物。而只有小人物才可能是千姿百態、千奇百怪的,往往主角會受到一些限制。這種新鮮的嘗試可以讓我始終保持創作的欲望和動力。所以說這么多年來,無論角色大小,只要能吸引我,我始終是樂此不疲的。”
新京報記者 楊蓮潔
首席編輯 吳冬妮
校對 王心
如今打開一本書,有的注釋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
作為書的讀者,我們或許有個直觀感受是,這幾年注釋的篇幅似乎比以前更大了。打開一本書,有的注釋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
這當然不是指整本書一大半都是注釋,而是有許多書,翻看幾頁,會發現有那么一兩頁是滿篇的注釋。如果是尾注,放在書的最后,有注釋的頁數加起來幾十上百也是可能的。這些繁多的注釋,似乎以“高人一等”的姿態宣告我們沒有能力讀下去。而我們本身也經常以一本書有沒有滿篇的注釋,來決定是看還是不看,背后的假設都是,一本流暢的、沒有注釋或參考文獻也能把事情講清的書,似乎才是好書。
一本采取“尾注”的書的注釋厚度(右邊是注釋)。
原本處于紙的邊緣的注釋,仿佛一直在悄無聲息地向紙的中間擴張。過去,一般的兩三行,多的十幾行,現在再多一些的能占去大半頁。甚者,有的書的某幾頁,一眼望去只有頂部的一行字是正文,其他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一行接一行的注釋。當然,這個說法指的,不包括經典專有的注釋版或者評注版。
就拿身邊的一本新書來說。
上面這張照片是《破產書商札記》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22年6月)的第68頁。其實這一條注釋還未完,翻篇,下一頁接著還有幾行。全書中像這樣注釋篇幅過半的還有幾頁。
譯者注,是譯著最常見的一種注釋類型。假如原著出版的年代久遠,并且文化背景與本國語境有比較大的差異,那么譯者注是必要的。而這些必要性就體現在原書提到的某個容易引起歧義的概念、某本陌生的書、某個遠去的作家或學者等。要是譯者注沒有完成這項工作,通常還需要由編輯寫“編者注”對此補充。
其實,也可以說,譯者注是譯者某種主體性的展現。這是因為只有在“譯者序”“后記”和譯者注等為數不多的地方,譯者才有表達其本人思考的正當性。當譯者寫譯者注時,他們能暫時不受原書的限制,圍繞某個詞語自主地添加內容,有時是對原書的延伸,有時是接著原書的某個觀點繼續談論,在譯著印刷上留下“我讀過,我思考過”的痕跡,成為它的一部分。譯者的這一資格,是其他人沒有的。
這種主體性的展現欲望也可能導致注釋“過剩”,把沒有必要注釋的、沒有必要寫那么長注釋的地方都一一大加注釋,而這在譯著中并不少見。此時需要的反而是克制。比如,《破產書商札記》的譯者注多是關于“破產書商”提到的一些書和作家的介紹。有的注釋,一兩句也可。有的注釋同時解釋了某本書的出版情況,幫助我們了解“破產書商”為何在書中會提它,而這些才是有稀缺性、更有意義的資料,哪怕未必能展現譯者本人的翻譯意志。
《馬大帥2》(2005)劇照。
除了譯者注,最常見的還得是作者本人的注釋。
這部分注釋有一個基本功能是告訴讀者某個概念、描述或判斷的來源出處,有時相當于“參考文獻”,卻又不同于“參考文獻”,作者在注釋這里有更自由的寫作形式,比如出處可能未必是有固定引用格式可寫的文獻,而只是朋友之間的交談。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作繭自縛》一書中談論到人類用火歷史時說,初民用火的證據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十萬年前,甚至更早,總之遠早于智人的出現。這個判斷是怎么得來的呢?他在注釋中說,“根據的是我和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的個人交流”。后者是考古學家,其職業身份和研究領域使斯科特這一段引用具備判斷上的合理性,向讀者宣告這一判斷的知識依據。注釋比“參考文獻”更自由的寫作形式還體現在,作者可以借助注釋來說明是通過何種方式得知引用的文獻。巫鴻在《全球景觀中的中國古代藝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月)中探討了墓葬與藝術的關系,他引用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圖像的生與死》的一個結論,即“圖像源于喪葬”,并添加一條注釋說明,“在此我感謝鄭巖使我注意到這本書的中譯本”。他這樣說不意味著是因為鄭巖才知道《圖像的生與死》,而意味著因此才得知該書已經翻譯出版。而這也是一種對讀者的“交待”。他在書中更關鍵的一處“交待”是在講中國墓葬美術發展的轉變部分,其轉變是從“器物觀點”到“建筑觀點”,而這個看法不是他本人的原創。他在注釋中是這樣說的:“在我教的一門有關墓葬藝術的研究生討論課中,賴德林最先提出了這一對概念。”只不過,此處的“賴德林”應該是指賴德霖。
除了能對無法列入“參考文獻”的出處作說明,注釋也能對那些能列入“參考文獻”的出處作更多說明,有時甚至可以獨立成文。法國學者保羅·利科(Paul Ric?ur)在《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4月)一書中關于弗洛伊德與“壓抑”研究的一條注釋,竟跨三頁紙,不得不說是注釋成文的最佳例子了。
下圖是這條注釋的一部分。
社會學家米切爾·鄧奈爾(Mitchell Duneier)的《人行道王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在人行道與居民福利這個故事中的一條注釋,也可以稱之為能單獨成文的一篇文章了。
而在現代出版中,注釋不是從最初就有這么大篇幅的。1899年,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寫出《有閑階級論》,看不到注釋,連參考文獻也是沒有一處的。我們當然也可以推測,注釋是現代學科分工,或者說現代知識分工和學科專業化的產物。知識積累到某種復雜程度,沒有百科全書式人物,沒有哪篇文章、哪本書沒有對其他知識的引用。即便在遙遠的過去,圣賢可立言,他們在表達思考時也參考和引用,耳熟能詳的經典例子有孔子和《論語》,此外,古希臘哲人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也說,“承認我從哪些文獻中受益是一件愉快的事,體現了一種光榮的謙虛”。問題在于,他們的出處可以融入正文當中。這在19世紀甚至20世紀前半葉尚且是可能的。因此,作為老制度經濟學派的奠基者,凡勃倫能將他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思考融在正文,出版《有閑階級論》,到了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比如諾斯(Douglass North)等人,他們就只能寫滿篇的注釋了。反叛者如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在批判社會科學研究若干取向的時候也沒有拋棄注釋。
在這個過程中,注釋的有用性被發現了,它也成為學術寫作的一種必備格式。不過我們無法得知這些轉變的具體時間,因為歸根結底,注釋成為格式只是一種過程,而算不上事件。當一個人進行寫作尤其是學術寫作時,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在格式上無拘無束了,只有接受注釋格式,才有可能被人認同。有了這層認同,也才可能發表或出版,否則不被接納,有被當作“民科”的風險。而隨著注釋的演變,它不只有文本敘述,還有數學模型,甚至后者已經變得比較尋常了。
上圖是安瓦爾·謝克(Anwar Shaikh)的《資本主義 : 競爭、沖突與危機》。這位并非“正統”“主流”的經濟學家,也一樣會將數學模型(哪怕是簡易的)寫進注釋。用公式進行論述是整個學科絕大多數人對話的基礎。
注釋象征的——并且實際上也是——嚴謹性確實是其他形式比不了的。且不說它限制了作者“天馬行空”的邊界,迫使作者不斷思考哪些部分是他人的,是借鑒的,或者是需要對話的,而且它也讓出版社和期刊的編輯們可以查詢并核對引用,對錯誤的地方加以修正、確認。糟糕的情況當然是注釋淪為學術性、專業性的修飾,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提供了面紗,用復雜而高級的格式掩蓋平庸無奇的思考。
然而,注釋也建造了某種虛妄的高墻,以至于我們現在拿到一本書,若是打開發現無處不在的注釋,會不自覺地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讀下去。結果,我們把“有沒有滿篇注釋”當作識別一本書是否有意思的標準,如果有似乎就是死板的、沒意思的,是不適合閱讀的。
寫作者和出版社大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減少腳注,把注釋統一放在書的最后也成為這幾年比較流行的方式。
歷史學家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這本書原本和其他書不一樣,它并不是常見的文章合集,而是有整體性的專著。不過,王笛是在注釋中回顧關于哥老會、袍哥的研究的,并指出缺乏專門研究。而這部分相當于“研究綜述”的內容卻沒有放在正文,最終,讀者看到的是,他寫了一條整整一頁多的注釋,而且排在了全書的最后。的確,這樣的處理方式使敘事增加了許多連續性和可讀性。經濟學家汪丁丁的《思想史基本問題》(東方出版社,2019年3月)則將注釋直接寫入正文,在處理注釋上也不同于一般做法。他在“情境與表達”這一章,在講完企業家與“我執”、“破我執”問題之后,轉而寫了下面這樣一段話。
在人力資本的時代,由于創造價值的核心因素是人——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稱之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而不是物質資本,當代社會正在逐漸重新定義“企業”,從而重新定義“企業家”(最新發表的著作,可參閱:Kate Raworth,2017,Doughnut Economics: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我建議的中譯標題是“甜甜圈經濟學:七種方式像21世紀經濟學家那樣思考”,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如果以句號為結束的標識,以上就是一句話。它使用了破折號、引號、括號和斜體。其中括號里關于“最新發表的著作”的內容基本上等同于一條注釋,換作其他作者,它可能出現在腳注或尾注,而不太可能被放進本來有點復雜的句子。這一寫法,有一氣呵成的閱讀感。因為正如我們知道的,注釋和正文雖在內容上為一體,實際是兩部分。有的時候,注釋甚至是在正文初稿已經完成后,為了修改格式而添加上的,該加什么,如何加,都是學術發表這個流水線工程非常理性的考慮結果。
以上這些改變,其實都沒有放棄注釋。縱然是以“業余者”而非專業者身份寫《業余者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的法學家王人博,跳出學科專業化的范圍,進入那些他不專長的領域思考,也還是在按照一般的方法做注釋和參考文獻。除此外,再比如,羅翔寫《刑法學講義》(云南人民出版社·果麥,2020年8月)、陸銘寫《向心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言語之間,都在試圖克制專有術語,多有口語表達,可就是這樣的“通識寫作”也沒有改變做研究的注釋習慣。“通識寫作”是面向大多數讀者的。注釋讓有好奇心進一步追問的讀者知道,作者的想法從何產生,依據是什么,不至于產生“他什么都懂”的幻覺。于他們的同行而言,“通識寫作”有了注釋和參考文獻,能盡量避免被以“非正式論文”等名義竊取。
然而,一種形式一旦產生就有其邏輯和命運。注釋也一樣。注釋是一種理性的格式,而這種理性可能使人誤以為它能保證書中論述的,是可靠的,是客觀的,而忘記了對什么注釋、寫什么作為注釋,引用誰、繞開誰,感謝誰、提及誰,都有作者的個人意志。更別提比較混亂的二手轉引。
《圍城》(1990)劇照。
前面提到的斯科特,在《作繭自縛》的“谷物立國”這一章節有個有意思的注釋。他比較水運和陸運,認為用輪船或者小駁船來運載貨物,其效率遠高于驢子或馬車的陸路運輸。這一結論差不多可以算作常識了,不需要什么論證。而斯科特偏偏習慣的是敘事,于是,他講起了故事,說一直到1800年(在汽船或鐵路出現之前),一個人乘坐馬車從倫敦到愛丁堡的時間,另一個人若乘船,可以從英格蘭的南安普敦抵達南非的好望角。這句話有具體的數字,那么有何依據?沒有料到的是,他在注釋中是這么說的,“我確切地記得是在一本講述19世紀英國歷史的著作中讀到的,就在開篇的段落,不過我的一位審讀者卻對此提出挑戰,認為這很可能是一種‘城市的迷思’。雖然我無法找到原初的引文,但我可以更扎實地呈現這一論斷”。接著他開始論述,一條大篇幅的注釋也就產生了。
這個注釋使人懷疑,這是否能寫進注釋,斯科特本人難道就不能去檢索一下,憑回憶找找當初那本書,接著按照一般的格式寫成注釋或參考文獻嗎?或許,這件事的確有難度,他早就不知道到底是哪本書哪個人說的,也不可能回憶起來——出版《作繭自縛》原版時他81歲。
至少,他沒有跳過這處需要注釋的地方,也沒有另找或曲解文獻。其實,注釋并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興趣,也不是都有需求讀的部分。有了這個準備,再復雜的注釋也未必能妨礙我們的閱讀過程,而當我們需要檢索時,又能找到靠譜而真實的注釋。這就夠了。
作者/羅東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
小學語文六年級上冊第2課丁香結教師筆記
課文筆記
?學習指導
《丁香結》一課在生字詞方面的學習要求是:
一、會寫“綴、窺、幽、雅、案、拙、薄、糊、蕾、恰、襟、恍、怨”等11個字。
“窺”注意讀音是kuī;“綴”右邊是4個“又;“幽”里面是兩個“幺”;“襟”是形聲字,衣字旁;“怨”注意上面部分的寫法,右上部分是橫折鉤、豎彎鉤。
二、會寫“宅院、幽雅、伏案、渾濁、笨拙、眼簾、參差、單薄、文思、夢想、迷蒙、模糊、花蕾、恰如、衣襟、恍然、愁怨、順心、平淡”等19個詞語。
本課在閱讀方面的學習要求是:
一、了解課文是從哪幾個方面寫丁香的,品味優美的語言。
作者從賞丁香花、悟丁香結這兩個方面描寫丁香,具體從視覺、嗅覺、觸覺等角度描寫了丁香的色彩、形貌、姿態和氣味,從丁香結說法的由來、丁香結的象征意義引申出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二、體會由事物引發聯想的表達方式,并能說出自己的理解。
結合課后第2~3題,完成這一學習要求。
柳亸花嬌、柳亸鶯嬌兩個很美的成語,一起來學習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成語僅僅是一字之差,但是意思卻不一樣,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幾個很有趣的成語。
1.柳亸花嬌
這個成語讀作liǔ duǒ(音朵) huā jiāo,它的意思是柳絲柔垂,花朵嬌妍。單看“嬌”有一個女字旁,就能發現它與女性有關。的確如此,這個成語是比喻女子貌美。
它出自清末民初女戲曲作家嬴宗季女《六月霜 負笈:“身本是,柳亸花嬌一女娃;身本是,翠繞珠圍一宦家。”
這個成語在句中作賓語、定語;用于書面語。
2.柳亸鶯嬌
這個成語與“柳亸花嬌”一字之差,區別在于一個寫人,一個寫景。意思是柳絲垂,鶯聲嬌。我們想象這幅畫面:柔軟的柳枝垂下來,像小姑娘長長的發辮在微風中搖曳,黃鶯在樹上歡快地鳴叫,好一幅柳舞鶯啼的春景圖。所以這個成語常用來形容春景之美。
它出自唐 代非常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的《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詩中是這樣寫的:“柳亸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
全詩如下:
柳亸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
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谿夢里山。
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
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詩的大意是說:
柳亸鶯嬌花再多,紅亭綠酒送你回。
到到函谷愁中月,回家去播溪夢里山。
簾前春色應該珍惜,世上浮名好放緩。
向西遙望家鄉腸欲斷,回答你衫袖淚痕斑。
柳亸鶯嬌在句中用來作賓語、定語;用于書面語。
3.一張一翕
再分享一個容易讀錯的成語,先猜猜這個成語怎么讀,如果你以為最后一個字讀“合”,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它到底讀什么呢?一起來揭秘吧!
這個成語讀作一張一xī(音同西)形容翅膀張開合上,也形容嘴唇等,一張一合地動 。出自老子的《道德經》“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歙”一本作“翕”。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意思是想要收斂它,必先擴張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強它,想要廢去它,必先抬舉它,想要奪取它,必先給予它。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里提到的“鷹隼試翼,風塵吸張”,這里形容翅膀合上,張開。
王愿堅的《七根火柴》是這樣寫的: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無力地閉著,只有腭下的喉結在一上一下地抖動,干裂的嘴唇一張一翕地發出低低的聲音:“同志——同志——”這里的“翕”是指嘴唇一張一合地動。
用它來造個句:喂食時,魚缸里的金魚嘴唇一張一翕,十分可愛。
今天這三個成語“柳亸花嬌”“柳亸鶯嬌”一字之差,形容的東西卻不同,“花嬌”并不是自然界的花,而是說女子像花一樣漂亮,“鶯嬌”與“柳亸”合起來形容春景很美。最后一個“一張一翕”的“翕”字可千萬不要讀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