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志愿2紐約客文章列表:

• 1、加拿大女醫生赴紐約冒險抗疫 申請美國綠卡卻被拒
• 2、加拿大女醫生赴紐約冒險抗疫 申請美國綠卡卻被拒
• 3、全球觀察丨為什么高學歷的富二代會成為恐怖分子？
• 4、考查翻譯水平，考試能否？從譯者胡婧不合格說開去
• 5、有溫度的文化 不一樣的精彩

加拿大女醫生赴紐約冒險抗疫 申請美國綠卡卻被拒

加拿大籍女醫生申請美國綠卡被拒后，表達抗議。（cnn）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6日報道，最近，加拿大籍女醫生朱莉婭·艾弗拉特申請美國綠卡遭到拒絕，她怒稱“感覺像被打了一巴掌”，并提出上訴。據了解，艾弗拉特曾志愿赴紐約醫院重癥監護室，冒生命危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報道說，艾弗拉特在美國生活了13年，曾在美國著名的梅奧醫院接受培訓。目前就職于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是一名助理教授。

艾弗拉特在紐約一線抗疫（cnn）

紐約市暴發新冠病毒疫情后，艾弗拉特志愿赴一線抗疫，留在重癥監護室照顧重癥患者，每天工作長達12小時。

艾弗拉特說，日前發現自己通過醫院申請綠卡遭到拒絕，美國移民機關說明的拒絕理由是，申請人必須在某個領域具有“專家”身份，才能符合資格。她說，自己其實就是專家，對于這個結果感到萬分詫異，完全料想不到，她的移民律師與醫院同事也都覺得無法理解。“他們（移民機關）認為我這樣的人沒必要留在這里”。

艾弗拉特怒稱“像被打了一巴掌”（cnn）

艾弗拉特還表示，不知道自己究竟還要怎么做，才能讓移民機關覺得合格，“我覺得很心痛，很無助，從小到大從來不曾覺得如此不知所措，感覺像被打了一巴掌?！彼硎?，已經通過移民律師提出上訴。

加拿大女醫生赴紐約冒險抗疫 申請美國綠卡卻被拒

加拿大女醫生赴紐約抗疫申請綠卡被拒【加拿大女醫生赴紐約冒險抗疫 申請美國綠卡卻被拒】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6日報道，最近，加拿大籍女醫生朱莉婭·艾弗拉特申請美國綠卡遭到拒絕，她怒稱“感覺像被打了一巴掌”，并提出上訴。據了解，艾弗拉特曾志愿赴紐約醫院重癥監護室，冒生命危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報道說，艾弗拉特在美國生活了13年，曾在美國著名的梅奧醫院接受培訓。目前就職于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是一名助理教授。艾弗拉特還表示，不知道自己究竟還要怎么做，才能讓移民機關覺得合格，“我覺得很心痛，很無助，從小到大從來不曾覺得如此不知所措，感覺像被打了一巴掌?！彼硎?，已經通過移民律師提出上訴。（@人民日報海外版-海外網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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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觀察丨為什么高學歷的富二代會成為恐怖分子？

據《衛報》報道，斯里蘭卡的復活節爆炸案目前已導致253人死亡。爆炸最早發生在4月21日復活節當天上午，斯里蘭卡的3座教堂和4家高檔酒店以及一所住宅內發生了8起爆炸。爆炸發生后，斯里蘭卡加強了安保措施并實施宵禁，該國從4月23日起進入全國緊急狀態。斯里蘭卡警方開始抓捕涉嫌參與爆炸案的嫌疑人。4月26日，斯里蘭卡軍方突襲極端組織的窩點，其間又發生三起爆炸，造成了包括6名兒童在內的15人死亡，軍方與爆炸嫌疑犯發生了交火。

斯里蘭卡內貢波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附近一公墓，人們集體埋葬遇難者，圖片來自《衛報》

目前還有許多嫌疑人正在接受斯里蘭卡警方調查，已有包括NTJ（National Thowheed Jamath）在內的兩個斯里蘭卡國內伊斯蘭組織宣布對此負責。而ISIS在4月23日也宣稱對近期在斯里蘭卡的一系列爆炸案負責。斯里蘭卡國防部長維杰·瓦德內稱，此次復活節襲擊是對新西蘭清真寺襲擊事件的報復，然而，他并沒為這種說法提供什么證據。

斯里蘭卡內閣大臣和政府發言人拉吉塔·塞納拉特納說，目前調查人員正在調查NTJ是否取得了“國際支持”，他們認為NTJ是此次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NTJ是斯里蘭卡一個新成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主張軍事化以及極端伊斯蘭主義。然而，該組織以前以反佛教、破壞佛像而為人所知，與其他恐怖組織并無關聯。塞納拉特納也表示，這樣一個“小組織”不可能有能力實施這種需要高度分工協調的自殺式襲擊，因此NTJ可能接受了外部援助。

復活節爆炸案打破短暫的寧靜，斯里蘭卡盤根錯節的宗派矛盾恐升級

大體上來說，斯里蘭卡有兩個主要的民族。主體民族是主要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占總人口的73%，另一個主要民族是比較晚從印度次大陸過來的泰米爾人。泰米爾人的宗教信仰比較復雜，他們有信仰印度教的，也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因近代西方殖民的關系，斯里蘭卡還有占人口7.3%的基督徒。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盤根錯節，極為復雜，這是斯里蘭卡獨立后亂局的背景。

泰米爾人在1972年成立了“猛虎組織”，想走獨立建國的道路，并于1983年引發了斯里蘭卡內戰。直到2009年，“猛虎組織”承認戰爭失敗，才結束了與政府軍的戰斗，斯里蘭卡的民族紛爭才告一段落，過上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

但是近年來，斯里蘭卡的宗教沖突慢慢浮出水面。早在斯里蘭卡內戰尚未結束時，泰米爾“猛虎組織”在1990年10月就曾對穆斯林發動了種族清洗，企圖對穆斯林趕盡殺絕。在內戰結束后，佛教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沖突也在不斷地升級。2018年3月，佛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攻擊廟宇，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其中，NTJ就在那時以破壞佛像而出名。而今年這起復活節爆炸案，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又浮出水面，這引發了人們對斯里蘭卡宗派暴力卷土重來的深深擔憂。

復活節爆炸案直接破壞了當地人與穆斯林社區的關系，使得當地社區的緊張局勢加劇。據《衛報》報道，有至少700名穆斯林難民在這次爆炸案之后，離開了他們在尼貢博的家，找地方到處躲藏。此外，大約有500名艾哈邁迪教派的穆斯林難民遭到當地人的抗議。在他們的社區外，貼著“我們不需要巴基斯坦難民”的英文以及僧伽羅語標語。當地的一名省議員也抗議道，“我們不需要他們。”

在穆斯林難民社區貼上的抗議標語，圖片來自《衛報》

在?？巳卮髮W研究地區沖突的穆斯林學者Farah Mihlar在《衛報》寫了一篇名為《斯里蘭卡循環往復的動蕩的線索》的文章，分析了當下斯里蘭卡的局勢。Farah Mihlar認為，在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后，穆斯林成為了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共同的“新敵人”。泰米爾人視穆斯林為自治的障礙，僧伽羅的佛教極端主義組織則在不斷攻擊穆斯林和基督教徒。

據Farah Mihlar的調查研究顯示，斯里蘭卡人對穆斯林的不信任程度日益加深。斯里蘭卡人往往以種族歧視的方式，來表達對穆斯林占據經濟主導地位和高出生率的擔憂。雖然有些穆斯林團體及其宗教領袖對這些攻擊做出解釋，并愿意伸出橄欖枝和解，但是穆斯林的極端主義行為仍舊存在。

此外，斯里蘭卡的安全機構并沒有能力及時采取行動防止極端組織所策劃的恐怖襲擊的發生。據《外交學人》報道，在復活節爆炸案發生前十天，斯里蘭卡的安保部門就接到了恐怖襲擊的警告，但是他們并沒有采取后續行動去預防，這也表明了斯里蘭卡政府并沒有能力提早遏制極端組織的發展和行動。

但是，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表示，他和本屆內閣的全體官員都沒有收到關于恐襲警告的相關消息。而總統西里塞納則負責接管著安保情報?！锻饨粚W人》分析道，這暗指總理和總統之間存在著權力沖突。隨著大選臨近，二者間的權力之爭也會越發激烈。而這些事件都會成為博取選票的砝碼。

Farah Mihlar認為，當斯里蘭卡內戰結束時，許多人權工作者便認為，倘若無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且對戰爭時期的暴行進行清算和負責，斯里蘭卡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但是，戰后的斯里蘭卡一直缺乏對施害者公正的審判，對少數群體的保護以及各族群之間真正的和解，這是國家機器的失敗，也是斯里蘭卡需要反思的地方。Farah Mihlar呼吁，我們需要超越各民族、各宗教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思維，去共同建設以公平正義為基礎的和平。

窮人更容易成為恐怖分子？事實上，高學歷的“富二代”成為恐怖分子的現象很常見

據《衛報》報道，上周四，斯里蘭卡警方證實，斯里蘭卡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穆罕默德·優素?！ひ撞防?Mohamed Yusuf Ibrahim)在襲擊發生后被拘留，因為易卜拉欣是兩名炸彈襲擊者、NTJ核心成員的父親。目前9名襲擊者中8人的身份基本得到確認，這8名襲擊者都是斯里蘭卡人，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并且來自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家庭。其中一名襲擊者出身于富裕的茶商家庭，曾在英國金斯頓大學學習航空工程，在這之后還去澳大利亞學習，才返回斯里蘭卡定居。

在很多人的普遍認知里，自殺式襲擊者往往是許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容易被極端主義“洗腦”，成為他們的炮灰，或者他們因為貧困，需要靠自殺式襲擊以換取家人的金錢保障。但是，這并不是常態。

實際上，許多恐怖分子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階層。這類例子層出不窮：

“9·11”事件的襲擊者們都沒有經濟困難，三分之二的襲擊者還擁有學位，甚至還有攻讀著博士學位的劫機者；

基地組織的創始人本·拉登，他是建筑大亨的兒子，有著大學學位，當過工程師，靠石油和建筑業發財，其家族與沙特皇室有著密切聯系；

現任基地組織領袖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就是一名眼科、外科醫師，精通多國語言；

策劃2002年綁架和斬首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珀爾（Daniel Pearl）的Ahmed Omar Saeed Sheikh也有著很不錯的家庭，他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應用數學、統計理論、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

2005年倫敦自殺式炸彈的襲擊者Tanweer畢業于利茲大學，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商人；

2009年基地組織策劃的“內衣炸彈”事件中的襲擊者是尼日利亞一位銀行家的兒子，就讀于倫敦大學，而其主謀Anwar al-Awlaki的父親是也門內閣部長，他在加入基地組織前正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2014年負責斬首美國記者James Foley的ISIS恐怖分子“圣戰約翰”Mohammed Emwazi，來自一個西倫敦的富裕家庭，他有著計算機學士學位；

2016 年發生在孟加拉國達卡導致20個平民喪生的恐怖襲擊當中，7名襲擊者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

ISIS的領導人巴格達迪出生于宗教學者家庭，他在巴格達的伊斯蘭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ISIS的領導層許多是宗教神職人員，或前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而許多從埃及或突尼斯“志愿”加入ISIS的年輕人也有著舒適的生活背景......

ISIS頭目巴格達迪，已被炸死

有許多研究調查也在證明這一點，許多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成為恐怖分子一點也不奇怪。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Pape指出，經過他對恐怖主義自殺式襲擊者的大量研究發現，他們給人的印象都是“非常正?！保u擊者的教育水平通常高于當地平均水平。在巴勒斯坦，蘭德智庫采集了哈馬斯在線刊物《Shahid》中自殺式襲擊者的背景信息佐證了這個觀點，他們發現這些自殺式襲擊者只有13%處于貧困線以下，遠低于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將近60%的自殺式襲擊者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這一比例在巴勒斯坦同齡男性人群中僅為15%。

激進組織國際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的高級研究員喬Joana Cook也表示，雖然貧困可以成為一種誘因，但是，把貧窮視為政治暴力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一種普遍的誤解?？植乐髁x是一種政治暴力，它有著多重動機。有一些人可能被組織領袖承諾的社會安全網所吸引，但更多的人是受意識形態所驅動。而且，女性恐怖主義者的出現也不足為奇，“在國際上，我們仍將女性的暴力犯罪視為不太常見的行為，但對于加入恐怖組織來說，女性和男性表現出一樣興趣和動機。”

聯合國維和人員納斯拉·哈桑曾經采訪了250名恐怖分子及其親友，她的總結如下：“他們中無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貧窮窘迫、頭腦簡單或處于抑郁狀態。除了在逃亡的，很多人都是中產階級，而且有工作。我采訪的其中有兩個恐怖分子還是百萬富翁的兒子。”

對于這個現象，較有系統研究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lan B. Krueger和Jitka Male?ková曾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教育、貧困和恐怖主義：這里面有因果關系嗎？》。他們對在美國和德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仇恨犯罪的研究表明，暴力侵害少數群體與經濟條件之間并沒有相關性。

在他們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真主黨戰士的調查發現，這些真主黨戰士可能比當時黎巴嫩的一般什葉派民眾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在他們對1987年至2002年期間，以色列和西岸巴勒斯坦恐怖襲擊事件的分析發現，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貧困率是普通人口的一半（15％對30％），他們的受教育程度遠高于平均水平。

而在他們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活躍的以色列恐怖分子的研究發現，他們也比同齡人更富有，受過更好的教育。最后，Krueger和他的合作者收集了1997年至2001年一系列重大恐怖襲擊的數據，發現經濟表現不佳與恐怖主義之間也沒有相關性：“從最貧窮或最富裕的國家產生的恐怖分子數量沒有什么差別?！边@意味著窮國并沒有產生更多的恐怖分子。

在2007年，Krueger還研究了美國在伊拉克俘獲的311名來自外國的恐怖分子，并得出結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實際上更有可能讓其公民參與叛亂。”，Krueger 還寫道，“大多數恐怖分子并不是對現實有多絕望，他們并不是因為活不下去了。相反，他們是那些愿意為自己事業而死的人?！?/p>

文科生喜歡鬧革命，工科生多出右翼恐怖主義者？

在《衛報》上一篇名為《為什么我們不該對斯里蘭卡爆炸案襲擊者的富裕背感到驚訝？》的文章說，自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美國相對富裕和高學歷的年輕男女，開始從事激進左翼活動時，為何他們會參與恐怖活動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類似的極左組織，意大利有“紅色旅”，德國有“紅軍派”，日本有“赤軍”，秘魯有“光輝道路”，還有庫爾德工人黨等，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創始人大多來自非經管類的人文社科專業。自殺式爆炸作為一種戰術，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蔓延開來，那時高學歷者搞自殺式恐怖襲擊的問題更令人困惑。

而如今的恐怖分子所學的專業則相反。據《紐約時報雜志》一篇名為《學工科的恐怖主義者》的文章，社會學家Diego Gambetta、Steffen Hertog統計了404多名恐怖分子的學歷，他們發現，被捕的恐怖分子中，學工程的工科學生的比例明顯過高，這種現象還不僅限于穆斯林和中東人。

他們發現在他們所選取的樣本里，20%的恐怖分子有工程學學位，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工程師才占工作年齡人口的3.5%。而在學歷高于高中的恐怖分子當中，有44%的人都是受工程學方面培訓的，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有高等教育學位的人中，只有18%是學工科的。其中，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有69%讀過大學，與之相對應的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整體大學入學率約為11%。

因此，他們認為，這些恐怖分子的思維方式可能混合了保守主義，和工科的思考習慣。因為理工科喜歡用一些明確的回答來回應一些模棱兩可的問題，工科訓練和他們本身的保守主義相輔相成。此外，因為在中東許多工程師找不到工作，他們也許會傾向于用暴力的右翼信念來面對職業挫折。

不過，美國國家工程院院長威廉·沃爾夫（William A. Wulf）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認為Diego Gambetta和Steffen Hertog所選取的樣本量太少了，可信度不足。而且，這樣的調查也歪曲了工程師的形象，“一個大腦不知變通的人”，他說，“本身就是一個糟糕的工程師。”

Bruce Hoffman也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撰文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恐怖主義一直是一種個人選擇，或許是由于挫折感、宗教虔誠、或對社會變革的渴望，這與一個人選擇的專業并沒有什么關系。他認為，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里，恰如恐怖主義專家Walter Laqueur認為的那樣，想要做一名恐怖分子，他們最好得受過教育，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才能夠在不引起情報部門的關注下發動襲擊。由于工程學通常是發展中國家最富盛名的專業，因此受過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大多會來自這個專業。此外，許多恐怖分子得去中東培訓或作戰，其中的費用也超出了一般家庭能承受的范圍，所以他們家庭的社會階層往往是比較高的。

為何高學歷的“富二代”會成為恐怖主義者？這給反恐什么樣的啟示？

Alan B. Krueger對恐怖分子的研究似乎描繪出恐怖分子高學歷、處于中高收入階層的肖像。Bruce Hoffman表示，若我們得出，恐怖主義運動完全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支撐起來的結論，這也是錯誤的。

事實上，恐怖組織的最高層領導人和中層指揮階層，的確多由受過高等教育的或經濟上比較富裕的人群組成，但是組織下層的大多數士兵的教育程度并不高。這個恐怖組織的規模越大，其社會經濟和教育背景就越為多樣化。規模龐大的基地組織和ISIS都吸引了大量背景各異的社會邊緣人士。在中東和南亞的許多社會邊緣人和那些被送進免費宗教學校的貧困孩子，也的確可能會被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意識形態所吸引。

據CNN報道，這種從事大規模恐怖主義活動的大型組織，肯定得從窮人的行列中招募數以萬計的士兵。這也是為什么塔利班是世界上最大的販毒集團之一，因為他們每個月得給這些士兵發放工資。但這對于那些中產階級的恐怖分子并不適用，因為他們的動機不同。純粹的恐怖主義團體由真正的信徒組成，他們通常是志愿者，是沒有工資的，因此他們很多人自然來自較高社會地位的家庭和有著較高的學歷。

斯里蘭卡被炸后的教堂，圖片來自《外交學人》

不過，這也證明了，貧窮、缺乏發展和經濟停滯不是恐怖主義的根本原因。我們消滅貧窮、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們只消除了恐怖組織潛在的下層士兵，并不能完全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

這似乎很難令人理解，為何生活舒適、受過高等教育，還要卷入極端主義，殺害那么多人？這是因為我們陷入了一種誤區，即把一般的犯罪活動和恐怖活動相提并論。據Krueger的梳理，恐怖主義的含義雖然隨時間的推演而改變，也隨著合法政府的改變而存在著爭議，這個詞也沒有一個單一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但是，我們不妨可以這樣概括，恐怖活動是由某些團體，針對非戰斗目標所實施的、有預謀的、出于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旨在影響受眾。因此，實際上，恐怖活動最鮮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種政治活動。

據《赫芬頓郵報》報道，成為伊斯蘭激進分子已經是孟加拉國的富家子弟的新時尚。報道指出，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人們的政治抱負快速增長，但是社會本身卻缺失能夠實現這些要求的機會和渠道，間接會導致民眾加入極端組織。尤其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有著很高的政治野心，但缺少政治上的機會，他們對現存的社會和生活也缺乏歸屬感，因而容易受到激進主義的誘惑。

Alexander Lee在《World Politics》上發表一篇名為《誰會成為恐怖分子？》的論文，他認為，恐怖活動首先是一種政治參與，而學術界對政治行為的研究表明，政治參與的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社會地位越高，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作者發現，機會成本可能導致參與非暴力活動的人，比參與政治暴力活動的人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他通過比較孟加拉（1906-39）參與反殖民運動的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活動家的檔案中的數據，得出一個結論：雖然孟加拉人的恐怖分子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遠遠高于國民的平均水平，但與非暴力的社會活動家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是相對比較低的。

這給根治恐怖主義問題帶來什么樣的啟示？據《經濟學人》一篇名為《我們對爆炸案的誤解》的文章，減輕貧困可能不會減少恐怖主義發生的概率，但可以降低其效率。奧巴馬曾認為，貧困是恐怖主義和沖突的最佳滋生地。類似的話諸如寫《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也說過。

其實，貧困也許是導致街頭犯罪的原因，但恐怖主義是一種復雜政治活動，而受過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政治化?？植澜M織也愿意招募技術熟練，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執行任務。希伯來大學的Efraim Benmelech，Claude Berrebi和Esteban F. Klor在一篇文章中表明，當經濟條件惡劣時，普通恐怖分子的技能水平會上升。他們認為，高失業率使得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能夠招募到更多受過更高教育的成熟恐怖分子。因此，更好的經濟就業狀況也可能會降低恐怖組織能夠招募到的人才的平均質量，從而削弱恐怖襲擊的有效性，但不能消除其根本原因。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對恐怖分子的民族問題的研究表明，給予其公民較少政治權利的國家往往產生更多的恐怖分子。所以，政治，而不是經濟，可能是反恐斗爭中更有效的武器。

對此，Tim Fernholz在Quartz上的一篇文章里贊同這一點，政治，而不是經濟，是我們在反恐上能得到的啟示，像皮凱蒂將恐怖主義歸咎于不平等是錯誤的。但是，Tim Fernholz依然贊同皮凱蒂的相關論點。皮凱蒂指出，中東經濟高度的不平等通常是由西方所支持的半威權政權所導致的。

在這些腐敗的國家里，不平等是一個非?，F實的因素，但他們同樣也打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因為皮凱蒂的研究也發現，恐怖主義通常與沒有正常運作的政治進程（比如說獨裁政權或政治崩潰的地區），而不是貧困，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另外也很重要的是，中東地區的恐怖活動與西方的外交和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這不僅僅維系了這些中東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而且也導致了推動意識形態激進化的政治失調。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why-sri-lanka-attackers-wealthy-backgrounds-shouldnt-surprise-us，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91841/does-poverty-cause-terrorism，https://qz.com/561848/its-not-the-poverty-in-the-middle-east-thats-driving-terrorism-its-the-politics/，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conca/2012/09/18/the-middle-class-energy-and-terrorism/#6de5acf24c29，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0/12/16/exploding-misconceptions，https://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343/terrorism-poverty-despair，https://www.nytimes.com/2010/09/12/magazine/12FOB-IdeaLab-t.html?scp=1&sq=Berreby&st=cse，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ruce-hoffman/todays-highly-educated-terrorists-4080?page=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4/24/sri-lankan-attackers-were-well-educated-suicide-bombers-tend-be-experts-say/?utm_term=.b8cf2426683d，https://www.jstor.org/stable/3216934?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https://www.jstor.org/stable/23018785，https://edition.cnn.com/2019/04/24/opinions/sri-lanka-terrorists-educated-middle-class-bergen/index.htm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muslims-flee-town-in-sri-lanka-as-tensions-rise-after-bombings，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3/sri-lanka-bombings-first-burials-take-place-on-day-of-mourning，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apr/23/sri-lanka-violence-minorities-christians-muslims，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the-easter-bombings-in-sri-lanka-foreshadow-a-regional-challenge/

作者：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編輯：沈河西 校對：薛京寧

考查翻譯水平，考試能否？從譯者胡婧不合格說開去

當我們翻開一本譯著，往往會關注其翻譯水平，也往往會吐槽那些讓人看不懂的、冗長的，甚至語法也有錯誤的句子，至于最糟糕的譯文，我們可能不得不懷疑是“機翻”。至今仍然比較常見的一種情況是，一本譯著由一個課題組完成，導師掛名、署名，多個學生參與翻譯，各譯一兩章，最終湊成整本書。每到此時，我們或許都期盼著有一個行業底線，或者說有一個篩選機制，凡有資格者才可參與翻譯。資格考試便是其中一種。然而，資格考試作為一種專業評價體系，自有其考試本身的標準和特征，并不完全等同于翻譯實踐。

我們來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一位譯者已有多年翻譯經歷，并且多部作品被行業認同，反倒沒有通過考試，我們如何理解？

前不久，國內知名譯者胡婧在微信公號發表文章《致人社部和翻譯院的一封公開信》，表達了她對自己沒能通過今年6月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英語二級筆譯）的失望、憤怒。胡婧的訴求很快在翻譯業內引發熱議。

胡婧發于公號“ PEA中英雙語歷史文化趣談”的公開信，圖為公開信的一部分。

胡婧自小患有嚴重腦癱，肢體一級殘疾，生活不能自理，靠非凡的毅力自學外語，用下巴和腳趾完成了《萊西回家》《世界邊緣的橋梁》《數學家的藝術生活》等多部作品的翻譯。這是一條極為不尋常的翻譯之路，而在這條路上，胡婧的翻譯水平也在行業內得到廣泛認同。如今在翻譯領域頗有建樹的她，得到了外文局的關注與鼓勵，在經過十幾年的等待后走進了CATTI的考場，然而這樣一個勵志故事最終卻沒有迎來美好的結局。

胡婧，1984年11月出生于新疆烏魯木齊，譯者，譯有《萊西回家》等作品，曾獲英國皇家特許語言家學會高級翻譯文憑及中國區最佳考生獎。圖為胡婧（右一）2018年和父母參加央視節目《向幸福出發》講述翻譯歷程。

當然，支持和質疑胡婧的聲音兼而有之。對她的支持，不僅源于她超越一般人的毅力，實際上也源于那些有相同處境的譯者的共鳴——已有翻譯作品并得到讀者或行業認同，卻仍然通不過考試。這倒不是說翻譯資格考試完全不能測試考生的翻譯水平，而是考試是一種基礎能力測試，與不同領域的翻譯原本也不是一回事。而這已經是翻譯界的一個老問題。本文作者也是關注這一事件的翻譯人員，他在各個平臺和翻譯群見到行業內對事件的不同看法，并從這件事出發去探討翻譯和考試。確實，我們習慣從譯者本人及其作品去判斷翻譯，也是因為這個道理，胡婧和她的作品讓讀者看到她的努力和水平，然而翻譯標準的紛爭、考試與實踐的距離卻讓人們一時無法接受她的失敗。

譯者及其作品，

成為讀者判斷翻譯的標準

如果將翻譯理解為一個由譯者組成的行業，業內人士與讀者首先想到的并非一個定義，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代表人物：就筆譯而言，從20世紀的啟蒙翻譯家嚴復，到法語翻譯大家傅雷，再到今年上半年一度火遍全網的百歲翻譯家許淵沖，以及陸大鵬等青年譯者......可以說，當人們說起“優秀翻譯”時，最先想到的就是這些名字，而他們似乎正在成為“好翻譯”的定義與標準。

嚴復，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中國翻譯家、教育家，曾翻譯《群己權界論》等。圖為《啟蒙先賢：嚴復》。

而公開信事件的主人公胡婧，早在有機會參加CATTI考試之前，便被外文局評價為“新疆優秀翻譯工作者”。如此評價當然不是因為她的特殊身體情況及單純的“自強不息”。事實上，縱然教育背景、工作經歷、翻譯方向各不相同，但胡婧和那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譯界大咖具有明顯的共性，從而使她成為行業內的“優秀翻譯”。

在這其中，深厚的語言功底與文化積淀無疑是所有翻譯家的“最大公約數”。他們或是經過異域文化熏陶，或是經過學院派系統學習培養，或是自己持續積累，無一例外都具有極高的外語和中文水平，而且還是“雙文化主義者”，對本國和異域文化具有相當的理解。這也是他們憑借文字塑造個人口碑與影響力的基礎。

英國作家、翻譯家克里斯多弗·卡斯帕雷科則于1986年在《波蘭評論》雜志發表的《普魯斯的與科廷的譯本》一文中，歸納了“稱職的翻譯”呈現的素質：

精通源語言（口頭和書面語）；

對目標語言掌握、運用自如；

熟悉翻譯文本的題材；

深入理解兩種語言互相關聯的語源及習語，包括合適的語域（社會語言學概念）；

可以巧妙地判斷何時直譯、何時意譯，確保源語言和目標語言文本之間實現真正的對等，而非似是而非的對應。

不過，諸如此類的“內功”往往無法對常人直觀可見，外在的標簽則是判斷優秀翻譯最簡單、最常見的標準，例如是否留下了代表性佳作，獲得了哪些榮譽。

嚴復留下的《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等譯著，不僅是翻譯領域的經典代表，更留下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以及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與科學啟蒙。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被譽為“用鋼琴敲出來的文字”，而許淵沖在二戰期間服務美國志愿空軍大隊的經典翻譯，其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英譯作品，以及獲得國際翻譯界最高榮譽“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至今仍被津津樂道。

胡婧之所以成為業內認可的好翻譯，其拿出的作品、取得的成就便是最好的解釋：包括《萊西回家》等六本英譯漢譯著、拿下英國皇家特許語言家學會高級翻譯文憑及中國區最佳考生獎、榮獲“韓素音青年翻譯獎”競賽優秀獎、累計翻譯作品超過200萬字......在更加多元、非文學翻譯逐漸占據主流的國內翻譯市場，胡婧在不同的領域均有建樹，并且能憑借自己的實力克服先天困難、自立自強，自然也配得上外文局對她“優秀翻譯”的評價。

胡婧翻譯作品《萊西回家》（[美]埃里克·奈特 著，重慶出版社，2013年1月）書封。該書目前在豆瓣的讀者評分為9.6。

直譯或是意譯，

什么是好的譯文？

顯然，從翻譯到“好翻譯”，得到認可的作品是關鍵，這也引出了一個更加難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如果將翻譯理解為語言信息轉換的工作，那么何為“好的翻譯（譯文）”？

提起這一意義上的“好的翻譯”，就連圈外人也能在第一時間想到“信、達、雅”。這句出自嚴復譯著《天演論》中“譯例言”的原話是：“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睋Q言之，嚴復所提出的，是翻譯工作面對的三大難題，但也隨之成為讀者審視翻譯的嚴格標準。

嚴復的翻譯思想從何而來，學界觀點不一。錢鐘書在《管錐篇》中認為，“信達雅”源自三國時期佛教譯經大師支謙所譯《法句經》序里的“雅、嚴、信、達”之說，而鄒振環和伍蠡甫認為，這一“三難原則”源自蘇格蘭法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在其1791年出版的《翻譯原理論》所提出的“翻譯三通律”：完全體現原文思想、完全體現原文風格、具有原文的易讀性。

《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美] 史華慈 著，葉鳳美 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

正如眾多翻譯工作者在實踐中感受到的，三大原則難以兼顧，時常不能兼容。因此，翻譯過程如何取舍，也成為不同翻譯理論所關注的焦點。上世紀60年代尤金·奈達研究《圣經》翻譯萌生的“動態對等”（后發展為“功能對等”）理論，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文努迪 (Laurence Venuti)提出的“異化”與“歸化”之爭，加上目的論、文化翻譯、描述性翻譯......關于如何做好翻譯的指導思想不可謂不多，但到了具體實踐場合，恐怕也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胡婧的翻譯算不算好？她這次參加考試的譯文沒有公開，但從她在個人微信公眾號和CATTI考試官網個人專欄發表的翻譯來看，她的語言功底得到了不少讀者和業內人士的認可，翻譯也頗為講究目標語言的通順與優雅，而這種“脫殼”對源語言原意表達的影響，也成為可能的爭議。

當翻譯行業不斷走向市場化與職業化，文學翻譯的占比越來越低，直譯或是意譯，許淵沖與王佐良的“鴛鴦蝴蝶派”與“外科手術派”之爭仍在繼續，而何為“稱職”翻譯，也許只有持續爭論，沒有終極答案。

考查翻譯，考試能否？

不是所有的翻譯都能通過“出版大作”“榮獲大獎”得到證明，但當下市場各行業對翻譯人才需求量巨大，加之“好翻譯”的標準也無定論，近年來翻譯似乎成為沒有門檻、人人皆可走一圈的領域：只要是外語專業的，甚至非外語專業但英語過了四六級的，都被默認為可以做翻譯，而是否為翻譯專業科班出身并不重要。

“不拘一格降人才”固然是好事，但低門檻造成的翻譯領域龍蛇混雜亂象也需避免。因此，組織全國統一的翻譯考試，似乎成為考查、選拔“好翻譯“最為可行的辦法。美國翻譯協會（ATA）認證考試、英國皇家特許語言家學會高級翻譯文憑（DipTrans）、聯合國譯員職位考試及其衍生的語言人才培訓體系（UNLPP）考試，都是國際翻譯行業被認可的認證考試，中國外文局也自2003年起組織CATTI考試。

由于是外文局組織，唯一納入國務院職業資格目錄清單的語言類考試，CATTI已成為國內最權威的官方翻譯水平考試?？忌鷶盗吭絹碓蕉?，合格率卻始終處于低位（英語二級筆譯考試約10%、一級筆譯考試約8%），多數考生信心滿滿卻“屢戰屢敗”，他們心中的不解也經由胡婧的一封公開信表露無疑：考試能否客觀反映真實的翻譯水平？

公號“CATTI中心”的2021年上半年合格率數據。

這是一個與“含權量”無關的問題，但要比其復雜得多。不談語言或翻譯水平測試，就考試這一形式本身的有效度和預測能力而言，爭議便從未停止。

托德·莫里森和梅蘭妮·莫里森1995年4月在《教育與心理測量期刊》發表的《預測效度的元分析評估》一文，覆蓋了此前30多年參加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的5000余名考生，進行了20多項有效性研究，而結論令人瞠目結舌：GRE成績僅占這些學生在研究生院成績變化的6％，從能力測試的角度看，“幾乎沒有用”。

教育理論家比爾·艾爾斯也評論過標準化考試的局限性，認為它“無法衡量主動性、創造力、想象力”，可以衡量和計算的是“孤立的技能、特定的事實和功能、內容知識”。且不說考生中的“不良應試者”和考試焦慮癥群體，標準化考試的這一特性在所有的翻譯水平考試中尤為凸顯：翻譯雖然是“戴著鐐銬起舞”，但離不開譯者的主動性、創造力和想象力，前文提到的翻譯家必備素質，也決定了翻譯不是靠孤立的技能立足，也不是靠單一的事實、功能和知識便可判定。

理論與實踐、通才與專才，

翻譯考試的幾個矛盾

翻譯（筆譯）能力究竟如何判定，其構成要素包括哪些？《現代外語》2018年第1期的一篇論文《中國英語筆譯能力等級量表的構念與原則》提到筆譯能力由雙語交際能力、翻譯知識、百科知識、工具使用與研究能力、譯者心理生理主體因素、策略能力這六個子能力構成。有鑒于此，《外語學刊》2018年第2期的《筆譯能力測試的構念界定和效度研究：以全國翻譯專業八級考試為例》一文則分析，“全國翻譯專業八級考試”通過“翻譯知識”、“概要寫作”和“篇章翻譯”三個板塊，能以較高效度評測出“譯者心理生理主體因素”之外的其他五個子能力。

《翻譯研究》，思果 著，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1月。

但是，多數翻譯工作者既非翻譯專業出身，也不需要翻譯史、翻譯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性知識與研究能力，他們所能參加的，也只有與職業和實踐技能掛鉤的社會考試（包括CATTI）。這些考試的形式與內容不盡相同，但基本上著重于篇章翻譯的考查，要求考生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若干篇文本翻譯。

考試廣度越窄，自然越難全面考查翻譯能力；考試精度越低，也更難檢驗考生的專業能力是否足夠。盡管翻譯能力的考查聚焦于文本翻譯本身，不同考試的考查范圍也存在差異：DipTrans和UNLPP提供了不同領域供考生選擇參加考試，而CATTI考試始終保持“全國一張卷”，選材偏重于政治類文本和《經濟學人》等外刊。

由于翻譯工作者很難真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雜家”，不同的人能否通過考試，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考試題材，而非個人功底。曾通過CATTI三級、二級、一級筆譯考試的資深翻譯培訓人閆玉亮便指出，翻譯群體分為兩類：一類是“通才”，各種領域不同題材的翻譯工作都可勝任，但無法做到頂尖水平；另一類則是“專才”，只能勝任特定領域的翻譯，但水平非常高。

對于“通才”而言，一旦遇到難度明顯拔高的文本（如2020年11月一級筆譯考試中關于作家愛麗絲·門羅的文本，摘自《紐約時報》），便會力不從心；對于“專才”而言，題材不熟悉更成為他們折戟沉沙的硬傷，畢竟當今社會翻譯工作者遍布的領域太多，各領域交叉的趨勢也越發明顯，提供領域選項再多的考試也無法兼顧（例如當下盛行的影視字幕與配音翻譯）。對于因“題材不適應”而無法被考試認可的翻譯，也很難直接給出“不稱職”的結論。

這也是為何不少關注CATTI考試的業內人士多次提及的原因，他們希望該考試一方面能提供更寬泛的考查領域以供選擇，另一方面更注重工具使用與研究能力（如在譯者專業知識有限的情況下考查其資料檢索能力，而不局限于查紙質詞典），同時給予考生更加寬松的考試時間，讓他們從容答題、充分呈現自己真實的翻譯水平。

《巴別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美]喬治·斯坦納 著，孟醒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0年9月。

除了考查，“評估”也是考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于翻譯考生而言，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考查。正如前文所述，文本翻譯并無客觀標準答案，何為好翻譯也是見仁見智。在直譯或意譯、歸化或異化、忠實原文或“脫殼”的選擇上，同一文本不同的語句都需要具體推敲，而且各有利弊。一些不知為何考試失敗的翻譯工作者，甚至包括一些屢戰屢敗的資深翻譯，往往不是輸在能力不行，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譯文風格是否符合CATTI考試的評分標準。

一些業內人士在讀了胡婧公開發表的譯文后便發現，其翻譯水平毋庸置疑，但她那種略為“跳脫”、運用辭藻的翻譯風格，極容易觸碰到CATTI考試的扣分點。相比于中規中矩的學生，這往往是老翻譯們的“通病”。在此情況下，一個更加透明、清晰且公開的評價標準或許能有效避免這一現象，幫助這些翻譯工作者更有針對性地答題，使其翻譯能力得到更加客觀的評價。

考試的局限性或許難以完全消除，但翻譯領域也很難找到能力考查的更優途徑。即使沒有全國統一考試，不少單位在尋找譯者時，也會組織考試或者試譯。包括閆玉亮在內的不少資深翻譯也坦承，CATTI等考試至少可以有效考查翻譯工作者的外語和翻譯基本功，判斷考生是否具備成為稱職翻譯的潛質。

考試的“能”，或許就在于此：它無法判斷考生是否已經為翻譯人才，但可以窺見他們是否具備了成才的基礎條件，并激勵他們持續學習提升，在成為真正翻譯人才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作者 | 胡毓堃

編輯 | 西西

校對 | 劉軍

有溫度的文化 不一樣的精彩

居民在復古主題日活動“北平派對”上合影。

“27院兒”供圖

市民在沈陽漢字主題書房內參觀。

新華社記者 楊 青攝

學員在夜校上課。

上海市民藝術夜校供圖

成都街頭藝人持證上崗。

（資料圖片）

衙前鎮群眾在畫農民畫。

受訪者供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十年來，我國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不斷擴大和完善，文化產品和活動極大豐富，服務更優化、更便捷、更“對味”，人民群眾的文化獲得感不斷增強，生活更加美好。近日，記者走進北京、上海、成都、沈陽、杭州5座城市，邀請普通市民講述他們的故事，與他們一同感受身邊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變化。

來北京胡同開一場社區派對

講述人：牛瑞雪（北京市朝陽門社區文化生活館負責人）

2006年，我赴法國留學，在當地感受到社區公共文化福利帶給居民的影響，美好的事物與藝術的氛圍在一種全民享受的狀態下展開。2011年底，抱著要將公共藝術帶給大眾的信念，我回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創辦了北京ONE藝術周。

北京ONE藝術周的目標是以公共藝術激活城市文化生活，為此我們做了很多工作。2015年年底，在一次活動上，我圍繞創建新型文化空間、通過藝術這一驅動力助力社區建設、復興鄰里關系等熱門話題做了一次演講。演講結束后，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街道的負責人找到我，主動提出和他們一起攜手打造一個公共文化升級的試驗田，將我們期望傳遞的理念在社區落地。

這個試驗田就是內務部街27號院。當時走進去，第一感覺是院子太大、太舊，以我們的實力很難負擔這樣的整修改造。但是3個月后，街道負責人再次帶著我走進院子的時候，這個坐落在胡同里的小院已經修葺一新。街道書記和主任掏心窩子地跟我說，東四南大街這一片在歷史上就是文化集中地，大家下了決心，一定要用文化帶動這個地區的發展。就在那時，我看到了政府的付出和決心，決定扎根社區，為公共文化、為居民的福祉作出自己的貢獻。

2016年9月10日，“朝陽門社區文化生活館”開張了，因為27號的地址，大家也給這里起了親切的昵稱“27院兒”。起初并不順利，居民對我們組織的活動完全不買賬，他們的文化活動還停留在廣場舞、棋牌室的階段，社區組織活動也處于“不給我東西我不來”的境況，完全沒有文化中心和公共文化服務的概念。那時，我們迫切意識到，憑借一腔熱情和學術態度進入社區是不夠的，必須學會如何融入。

由此，我們開始了“藝術社區”的探索和“伙伴”關系的搭建。我們挨家挨戶走訪調研，和社區居委會不斷溝通，統一認知，細分居民的多元文化需求，針對不同年齡人群喜好，設計不同內容的供給。隨著“藝術社區”逐漸成型，我們將更多來自社會力量的優質資源引入社區，將優質資源與本土故事的挖掘相結合，輸出高質量的服務。

近年來，我們為朝陽門積累起了多元豐富的本地品牌：有專門以“老人”為群像的藝術項目“老好使”，通過采訪老人的人生故事和采購經驗，開發了“老好使Zine”和“老好使SHOP”，深度探討老年人的社會價值；有集合了沙龍、展覽、工作坊、市集、音樂與舞蹈的復古主題日活動“北平派對”，激活老年人與年輕人輕松社交與家園精神；有關注老年人與年輕人互動交流的公共藝術項目“當我像你一樣”，實現了本地故事向社會影響力轉化的可能。此外，還有各領域專家智庫交流的主題對話“朝陽門TALK”、文商旅探索項目“8小時掌柜的計劃”、公眾議事能力培養的“生活大爆炸”、關照社區日常的“無廢社區空間站”“記憶交換站”等項目。成立至今，“27院兒”培育了400多個文化創意項目，開展各類文化活動4000余場，服務人群超過14萬人次。

6年來，“27院兒”如一塊文化磁石，將天南海北的文化藝術吸引到胡同四合院里，老人、年輕人、外國人、小朋友爭相成為參與者、培育者。年輕人重新回歸社區生活場景，本地居民的幸福感也在增長，整體滿意度達95%。我們通過“藝術社區”的不斷實踐，探索出公共文化新型空間的可持續運營和高質量發展路徑。今后，我和我的團隊會繼續深耕在這個既洋溢著藝術氣息，更充滿人情味的文化藝術空間里，像一粒種子扎進土壤，為這片家園持續開出美麗的花兒。

沈陽城市書房的“漢字熱”

講述人：英 子（沈陽漢字主題書房負責人）

今年夏天，在有著厚重文化積淀的遼寧省沈陽老北市，一家以漢字為主題的城市書房開業了。

漢字主題書房是沈陽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設百家城市書房（書屋）以來打造的又一文化惠民項目，也是全國第一家以漢字為主題的書房。書房引進國家藝術基金項目“讓你愛上中國字”，將國家藝術基金項目與城市書房結合在一起，為公共文化服務注入豐富的文化養分，是城市書房主題化、特色化、趣味化、體驗化的創新嘗試，更是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深耕設計。

東臨實勝寺，西傍錫伯家廟，青磚黛瓦的漢字主題書房建筑面積約1600平方米，分為上下兩層，根據書房主題、閱讀需求、創設目的、建筑結構等因素，設計了以經史子集分類的國學區、以圖書舊藏為主的主題區、以傳統兒童教育為特色的蒙學區等，此外還有上書房、南書房、上房東壁、南齋西園、可以上房揭瓦的讀書廊等閱讀打卡點位。甲骨文及漢字演化的歷史具象化蘊藏在書房的各個角落，可謂處處有典，處處是故事。

除了具備城市書房功能，滿足大眾閱讀需求之外，漢字主題書房還是面向中小學生、文字和書法愛好者、國際友人的漢字文化傳承傳播基地。來這里的讀者和游客可以通過講解員講解、電子設備演示、主題講座等方式，了解漢字的產生、演變歷程。依托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的成果轉化，書房還向大眾提供讀、聽、看、寫、講、研、訓、動等特色服務，開展“每周一字”“每月一訓”“每季一講”等活動，每年主題活動不少于60場次，讓讀者和游客以趣味化的形式，加深對漢字文化的理解和記憶。

近些年，隨著文化自信不斷增強，中國人更加重視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漢字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價值理念、思維方式，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標識，也是推動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橋梁。漢字主題書房通過考試招募了400多名志愿講解員，他們中年齡最小的10歲，最大的66歲，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傳統文化的火種在一代代地傳遞。除了中國人，也經常有外國人帶著孩子來這里看書，感受中國文化，通過漢字，打開了了解中國的另一扇窗口。

漢字主題書房開業以來，每天最多接待過讀者1500多人次，愛書、讀書、愛漢字、學漢字的熱潮在這里涌動。僅3個多月，書房便登上知名點評網站“沈陽書店音像好評榜”的第一名。在眾多點評中，有一位讀者說，沒來漢字主題書房之前，一直以為這只是一家充滿噱頭的書房，來過后才發現并非如此，這里讓他再次認識和愛上了中國的古老文字。這些評價，讓我們獲得了繼續前進的信心與動力。

接下來，隨著圖書的不斷添置更新，活動的持續開展，我們將爭取用3年的時間，把漢字主題書房變成所有讀者查找、認知、解讀漢字的特色主題書房，成為引導全民閱讀、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城市品位的文化地標。

上海市民藝術夜校真是妙

講述人：王 偉（上海市民藝術夜校學員）

與上海市民藝術夜校結緣，純屬巧合。4年前，我在網上查詢文化展覽信息，無意中看到“市民藝術夜?！鼻锛菊n程的報名推文，覺得好奇點了進去，沒想到竟然發現了一塊“新大陸”。

上海市民藝術夜校是上海市群眾藝術館創辦的文化藝術普及項目，采用延時開放、公益收費模式，在晚間時段為18歲至55歲的中青年群體提供藝術培訓課程。我是一名金融從業人員，平時雖然工作比較忙，但因為喜愛文藝，一有時間就會去聽聽音樂會，看看展覽，也會找機會學一些感興趣的藝術課程。在知道有這么一個地方，可以提供藝術培訓時，我毫不猶豫就報了名。

我很喜歡花，選的第一門課便是花藝課，目前已經學了好幾年了。不同季節盛產不同的鮮花，在花藝課上，老師會根據節氣的變化選擇花材，解花語，說歷史，介紹花藝基礎知識以及不同花藝流派的特點，然后讓我們自己動手完成插花。有時候，我會把自己的作品發到朋友圈，朋友們紛紛點贊，夸我的水平已經可以去開花店了！

生活中，我熱愛傳統文化，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4年來，在上海市民藝術夜校，我學習了花藝、茶道、香道、布藝、中式點心制作、朗誦等十余門課程，最近我又報名了盤扣制作課，再度“解鎖”了一項非遺新技能。通過這些課程，我學到了許多以前想學沒學的東西，觸達更為廣闊的傳統文化領域，結識了一群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年齡層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對藝術、對美、對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獲益良多。

上海市民藝術夜校分春秋兩季招生，每門課程12節，每周一節，時長3個月，每堂課收費500元。與市場上同類課程相比，雖然是公益收費，但卻是高品質。我接觸到的老師不僅專業資質高，而且很多是行業翹楚、非遺傳承人?，F在，我每周保持三節課的節奏，下班后墊點小食，就驅車10公里先去上課，樂此不疲，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這幾年，上海市民藝術夜校越辦越好，也越來越火。據統計，7年來，上海市民藝術夜校共開辦課程495期，參與學員30282人。2021學年春季班開啟線上報名通道時，5大校區46門課程近1200個名額，在5分鐘內被搶報一空，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作為一名比較“資深”的學員，我也明顯感受到夜校已經火出圈。今年，上海市政府將夜校列為為民辦實事項目，在政府支持下，夜校以上海市群眾藝術館為總校，不斷“擴容”，實現16個區全覆蓋，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熱愛生活、熱愛藝術的人，享受到這項優質公共文化服務。

和我在成都的街頭唱一唱

講述人：楊振華（成都市街頭藝人）

春熙路、大悅城、太古里、來福士熊貓廣場、九眼橋、東郊記憶……近幾年，很多來成都的朋友注意到，不少熱門地標、繁華地段多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那就是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歐美許多大城市，如巴黎、倫敦、羅馬、紐約等很普遍，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在街頭表演，不但可以展示自身的文藝特長、獲取相應的酬勞，同時為市民欣賞藝術提供了另一種途徑。在國內，上海、廣州等城市也一直在摸索街頭藝人的管理。

2018年，成都開放街頭空間，啟動“成都街頭藝術表演”項目，將街頭藝術表演納入公共文化統一管理，面向社會公開招募街頭藝人，經成都市文廣旅局、市城管委統一授權，由成都市文化館為考核通過的藝人頒發表演證。那一年，得知這個消息后，我也報名參加了。

我自學過Beatbox（嘻哈文化的重要元素）和街舞，在全國、省、市的比賽中獲過一些獎項，但在街頭藝人的考核中卻經歷過兩次“滑鐵盧”。成都街頭藝人的考核還是比較嚴格的，對表演形式、節目內容等都有較高要求?？己私Y束后，需要參加一次培訓，主要內容包括政策法規、管理規定和行業規范、演出包裝、基本禮儀等，藝人還需現場簽署《成都街頭藝人公約》，最終才能“持證上崗”。

2019年，我成為成都市第七批街頭藝人。記得第一次走上街頭是在春熙路，表演的是Beatbox和街舞。那時候，我完全沒有街頭演出的經驗，很拘謹，不會和觀眾交流互動。觀眾也一樣，對街頭藝人的了解還不夠，比較羞澀，彼此都不知道怎么辦，結果我演了4個半小時，最后只得到幾塊錢的“打賞”。

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經過幾年運行，“成都街頭藝術表演”項目從最初的30幾個點位增加到88個點位，藝人近500人。表演門類除了流行、民族、說唱、器樂等音樂類型之外，還有魔術、舞蹈、相聲等。大量優秀藝人的涌現，給成都帶來了不一樣的文化氛圍。如今，只要音樂聲在街頭響起，不論是步履匆忙的上班族，還是含飴弄孫的老者、外地游覽的旅客等，都會駐足停留欣賞演出，有人還會跟著藝人一起互動，“打賞”成為一種自覺的行為。

每次站在街頭演出，我都有一種幸福感。其實不只是觀眾，街頭藝人大部分也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在忙碌而快節奏的都市生活里，很多人無暇釋放壓力，綻放多面才華。在成都街頭，我們學會了停下腳步，彼此接納，互相欣賞，傳遞溫暖。

杭州“文化管家”的新鮮事

講述人：李凱迪（杭州市蕭山區衙前鎮文化管家）

“文化管家”是個什么職業，很多人可能最近剛聽說。

這是2020年，杭州針對基層缺少專業人才、服務項目不能與時俱進、群眾要求無法及時滿足等痛點和難點，在全市范圍創新推出的一個項目——由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第三方社會文化機構按照需求清單，以基層綜合文化中心、文化禮堂為陣地，讓老百姓享受一攬子公共文化服務。簡單點說，文化管家就是政府聘請的為老百姓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專業人才。

我大學讀的是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在校期間，受公共文化服務課程啟發，對公共文化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之后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進入杭州新青年歌舞團實習。杭州新青年歌舞團2015年推出“文化管家”的服務模式，是“文化管家”項目的雛形，并延續至今。實習中，我切身感受到群眾文化的熱情和活力，也見證了“文化管家”項目對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推進，2021年畢業后，我就職杭州新青年歌舞團，正式成為一名文化管家。

“文化管家”的職責涵蓋活動策劃、專業培訓、場館運營、群眾文化隊伍建設等。在衙前鎮，我主要負責“三團三社”建設，在原合唱團、民樂團、藝術團、攝影社、文學社、書畫社的基礎上新增了走秀隊、戲曲部、美妝隊、舞蹈隊等多支隊伍。策劃組織活動150多場，如走秀隊老街旗袍秀、農民畫走親活動、喜迎新春運河游園活動、“西湖之光”詩書畫印大展暨紅色衙前藝術作品展，參與人數眾多，反響熱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農民畫團隊，作品頻頻獲獎，省級以上獲獎31幅，其中入選中國美協的作品1件，入選浙江美協的作品4件。

“文化管家”項目把文化課程送到鎮街，走進村社，原本利用率不高的文化禮堂、家園現在每周都有活動，瑜伽、太極、舞蹈、書法、戲曲等文藝活動代替了棋牌娛樂。文藝團隊從平時閑散的娛樂，變成了能夠登臺演出的“專業”團隊。去年，衙前鎮創業新村社區在“文化管家進村社”項目中排練出舞蹈《紅旗飄飄》。由于首次表演，很多人怯場不敢登臺，但演出大獲成功，有些隊員還收到家人送來的鮮花，成就感滿滿。今年的課程，隊員們積極性飆升，經常自發組織練習基本功，等待新的表演機會?？吹疥爢T們自信起來，精神面貌更加昂揚向上，我也覺得自己的工作特別有意義。

“文化管家”這種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務模式，已經寫入《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在我看來，“文化管家”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創新，同時也改變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以衙前鎮文化品牌——農民畫為例，鄉村婦人在茶余飯后，放下手中的手機、麻將，拿起畫筆，講述本地紅色文化故事，交談著村鎮的進步變化，一筆一畫勾勒出一幅幅“紅色衙前美麗鄉村”的作品，精神文化生活富足了起來。（鄭 娜）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