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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三旬詞作人唐映楓：人的孤獨，是值得把玩的玩具
記者｜呂婉婷
直播回顧：民謠中“南方”“北方”意象增多，源于地域性的消解
2012年，一首《理想三旬》讓唐映楓以詞作者的身份走進大眾的視野。直到今天，依然源源不斷地有人被這首歌所打動，希望聽他講詞作背后的故事：網絡投稿，音樂人征用，趁著女朋友喂鴿子的間隙寫完后副歌部分——這樣的情節，他已經在不同場合復述了很多遍。《理想三旬》成為唐映楓的代表作和標簽，他不拒絕，“自己做錯的事要承擔，嗯，開個玩笑”。
就老去吧，孤獨別醒來
你渴望的離開
只是無處停擺
——《理想三旬》
唐映楓，獨立音樂人，枯魚肆音樂工作室創始人，傳記代表作《濃煙下的詩歌電臺》《魚干鋪里》《硬骨見鹿集》《鳥的世相》等。
8年過去了，唐映楓已經成為了發表過上百首詞作，身兼作者、歌手、制作人、廠牌主理人等多重身份的職業音樂人。他的創作也不局限于童年和故鄉，還有多元的亞文化和絢麗的想象。今年他出版的雜文集《六日改》，收錄了他這幾年創作的歌詞、詩、短句和雜文，零星的創作碎片組合成了一個更加多面的唐映楓。
7月，唐映楓帶著他的《六日改》來到新京報·文化客廳的直播間。“直播太別扭了。”他反復說，“你看到有人在回復你，想跟他們對話，但對面并沒有人。”相比較“夢倒塌的地方，今已爬滿青苔”（《理想三旬》歌詞），“小炒無剁椒何以度秋”（《六日改》收錄短句）式的生活感更接近唐映楓本人給人的初印象。他說小時候不聽流行情歌，只想抓數碼寶貝和神奇寶貝；讀過最多的書是《七龍珠》，看完故事再讀分鏡；他現在在家讀小津安二郎的劇本集，小津生活化的臺詞令他著迷；他說他之所以叫“映楓”是因為出生在秋天，當時父親給他取了三頁紙的名字；在直播的前一天，他在B站上熬夜看音樂劇《漢密爾頓》……身份之外，他是一個和90后們共享著類似文化記憶的普通人。
一個多小時的直播分享，話題涉及流行音樂、民謠、獨立音樂，還有創作。他的創作與互聯網，以及當下的城市青年生活互為映射。在地域感逐漸消解的今天，流動的生活給廣大的城市青年帶來了已經反復被討論的歸屬疑問，在唐映楓這里他給出的答案是：接受它，但不要忘記與過去的連接。
《六日改》，作者：唐映楓，版本：新民說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0年5月
1
不知道在跟誰對話，
是表達者共有的困惑
新京報：作為音樂人，你并沒有接受過系統性的音樂教育，最開始的音樂熏陶是來自于流行音樂嗎？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流行音樂記憶嗎？
唐映楓：我記憶中第一首會唱的流行歌曲應該是《青青河邊草》。我還記得96年、97年有一首任賢齊的《心太軟》，那個時候我大概只有五六歲，歌詞聽不太懂，跟著亂唱。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聽的更多的是喜歡的動畫片的主題曲。
對于流行音樂，最開始我其實不太接受。當時我們那個地方能聽到的內地流行音樂大多是情歌，完全沒辦法帶入自己。我成天想的是什么時候能抓到一只數碼寶貝和神奇寶貝，誰要聽你唱情歌啊。
讀初中之后我開始聽周杰倫，這有受我哥影響。我哥有段時間因為工作原因住我家，他的起床鈴聲是周杰倫的《以父之名》。每天早上六點半，《以父之名》高亢的女聲前奏就會開始響起，導致我現在聽到這首歌就會條件反射式的清醒。其實我第一次聽周杰倫的時間要更早，我印象很深，在我爸的診所里。當時《雙截棍》在MTV電臺打榜，說這首歌引起了華語樂壇旋風。《雙截棍》結合了很多音樂元素，是說唱，當時我還在想怎么整首歌沒怎么唱就完了。
到了初一，正是喜歡周杰倫的年紀。因為你終于聽到了一些你想在音樂里面聽到的東西，比如對異域的描寫和想象。所以我對流行音樂的記憶的起點很早，但是真正對我產生影響的是這個時期。
新京報：那些描寫異域的流行音樂如何觸發你？
唐映楓：最開始你以為寫詞是不可觸碰的，但是當時和網友聊天（當時已經有了網絡音樂）發現原來大家也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最開始寫歌詞時你會想找一個參考。那個時候你聽不懂羅大佑也聽不懂李宗盛，但是周杰倫、方文山那些天馬行空的東西對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會讓我對如何寫詞有一個最初的印象。
新京報：說到網絡，在《六日改》中你也有提到，最開始寫詞時你會把作品發到一個叫“原創歌詞吧”的貼吧里。后來你接到第一次歌詞合作，包括后來通過網絡投稿和陳鴻宇達成合作、因為《理想三旬》走紅，一直以來你跟網絡有很緊密的聯系。那么在你看來，互聯網對音樂產業有怎樣的影響？
唐映楓：不只是音樂創作，所有類型的創作在互聯網平臺上都會有更豐富的創作空間。但是在網絡空間中，有些創作表達會更加自我，也會讓整個市場更加分眾化。有的時候你會不知道在跟誰對話。
新京報： “不知道在跟誰對話”，這會讓你困惑嗎？
唐映楓：當接觸到更多的音樂人之后我發現，大家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只要是在表達的人，你就會遇到不知道在跟誰對話的困惑，只是在互聯網上你會感受得更加明顯，而且很快就能夠得到這樣的反饋。
新京報：會想改變嗎？
唐映楓：改變不了吧。
新京報：現在如果有人再讓你去評價林夕、李宗盛，你會做何反應？
唐映楓：為什么讓我去評價別人呢（笑）。可能說明詞作人還太少了吧，只要出來一個詞作人，就會讓你去跟之前的作比較。其實雖然看上去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們的創作理念、合作經驗都是不同的，做評價不應該是我們去做的事情。
《濃煙下的詩歌電臺》專輯封面
2
民謠中的“南方”“北方”，
體現了當下被消解的地域性
新京報：現在人們提到你，都會給你貼上“民謠”的標簽。我們來聊聊民謠這個音樂類型吧，你覺得現在的民謠跟上個世紀的民謠有區別嗎？
唐映楓：如果拋開時代帶來的創作慣性，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它依然是以個體出發去記錄時代的作品，旋律簡單好聽，歌詞簡單質樸。
新京報：你認可對于民謠來說，歌詞比旋律重要嗎？
唐映楓：對于音樂創作來說，不能說歌詞和旋律哪個更重要，它們是一個整體。但是對民謠這種類型的音樂，它創作動機的伊始可能是以詞為主，再延展出旋律，對詞豐富性的要求要高于旋律。
新京報：你在書里提到過現在的民謠是“城市新民謠”。為什么要用一個新詞來指代現在的民謠？
唐映楓：現在的城市越發趨同了，而且現在新一代的創作者對更加民俗、更加本地化的東西，不會像上一代有那么敏感的、根深蒂固的感知。地域性在不斷地淡化和消解。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在進行這種形式的創作時，內容會趨同化。我之前開玩笑說，前幾年彈唱形式特別火的時候，歌詞中都是“南方”“北方”這樣的說法。因為你只能這樣去概括，地域性消解了，你只能從方向上做一個指向。對于地域性，我覺得不用強求非得去找回來，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新京報：近年來的音樂選秀讓彈唱形式變火后，開始出現了“反抗民謠流行化”的聲音，認為“選秀毀了民謠”，對此你怎么看？
唐映楓：不可能會有一種娛樂形式或者媒體形式，會毀掉一個音樂類型。它“毀掉”的可能是一種“只有我在聽，你們都沒有聽過”時的心態。
新京報：直播間的讀者提問，方言之于民謠有什么價值？
唐映楓：方言自帶本土性和地域性。比如我們四川話，很多俚語沒有辦法用普通話去表達。再比如粵語，粵語是“九聲六調”的，它比普通話更合適入曲。所以我覺得用方言來創作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新京報：那有想過用四川話來寫歌嗎？
唐映楓：有想過，但是我發現四川話和普通話其實唱起來差不多，可能只有平舌音、翹舌音和前鼻音、后鼻音的區別。除非是很特別的俚語，比如像堯十三寫的《寡婦王二嬢》（貴州方言歌曲）。四川話的音是平的（如“蜻蜓”的四川話是“丁丁貓兒”，音類似ding ding mer），更合適說唱，你可以在旋律上隨意變動起伏，節奏怎么卡都可以。
新京報：還有讀者提問，如何看待工業流水線式的民謠？
唐映楓：“流水線式”的民謠的制作思路，其實就是流行音樂的思路，大家只是做的還不夠好。我覺得問題在于我們缺好的制作人。現在全民流行的音樂作品不多見了，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來自于新音樂環境下制作人的缺失。制作人要做的事情是根據歌手的特質，去找能夠呈現這種特質的旋律和歌詞，去做更好的表達，從而讓音樂人的作品能夠和聽眾產生連接。
新京報：現在經常需要音樂人自己來做制作人，優秀的職業制作人比較少見了。
唐映楓：對，經常是你有一個很好的企劃，但是只有概念，沒有內容。
新京報：你還有一個頭銜是“獨立音樂人”，對于“獨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唐映楓：“獨立”的釋意一直在變化。像十年前或者更早，網絡音樂或者地下的一些現場音樂是獨立音樂。但是現在，在新的形式當中，大家慢慢找到了更多更適于自己的創作方式。我認為所謂的“獨立”，就是能真誠地表達自己，這是能夠聽出來的。
3
孤獨值得“把玩”
生活的刻意和人情的疏淡很“可愛”
新京報：你有追溯過自己創作的根源在哪里嗎？
唐映楓：我其實是一個不太會總結自己的人，更善于批評自己。關于根源問題，我經常套路式地回答我舅舅跟我說過的一句話，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故鄉對你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了解你生活的地方，你才可能了解你自己。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在前幾年的創作中非常凸顯的表達意識。
新京報：2014年的時候，你在微博寫下“人要有故鄉的善良”，為什么要寫這一句呢？
唐映楓：因為……想回家（笑）。
新京報：當時剛到北京對吧？
唐映楓：對，當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實現在我也沒有找到，現在給我的“作詞人”之類的定位，我都是覺得有點奇怪的。當時這么寫可能是為了提醒自己，自己和過往的連接不要斷掉。
新京報：對你來說，與“故鄉”聯系最緊密的是什么？
唐映楓：是“人”。你在一個城市里遇見的人，體驗到的時間和空間在另一個城市是無法復制的。
新京報：你有一首作品叫作《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歌詞中描摹了六歲時看到的故鄉煙火閑趣，成年時體會到的故鄉十里人情，以及如今令你感到陌生的故鄉。是在追憶什么嗎？
唐映楓：這首歌的動機不是在這。我在《早春的樹》還有后來的《兒時》都有在描摹一些故鄉的畫面，到這首歌主題發生了變化。最后一句歌詞，“這是我陌生的故鄉，卻是誰六歲的模樣。”——對于現在的我來說，故鄉是陌生的，但是對于另一代的另一個“我”來說，是親切熟悉的。它的點在于這，我覺得“死亡”也是一種“新生”吧。
新京報：除了你一直在堅持創作的故鄉、童年、成長等命題，你現在還想寫什么？
唐映楓：有很多。但其實創作會受到旋律的限制，你拿到的旋律是什么，你就寫什么。
新京報：所以你喜歡“先曲后詞”，而不是“先詞后曲”？
唐映楓：我一定是“先曲后詞”。我是一個控制欲比較強的人，我沒辦法接受我寫了一首詞之后不知道旋律是什么樣的。我需要先有旋律，再想象它會變成什么樣子。
新京報：你的《北區樓四》歌詞從頭到尾畫面感和共鳴感都非常強：“隔壁家阿伯拒搬出舊樓/可愁壞了兒女/他那脾氣事關栽花養魚/和樓下黃梅戲……”。這首歌是怎么寫出來的？
唐映楓：當時劉昊霖給到的旋律非常生活化，很接近我們上一代人聽到的民謠旋律，聽上去非常鄉土。它整個格式給你的空間非常大，當時我就想寫一首跟自己住的小區相關的歌（北區樓四就是我四川家的地址），所以挑了一些有象征意義的人來寫。前段時間還有朋友跟我說，這首歌里“學文的小冬北漂搞音樂”那段，讓他很感同身受。《北區樓四》的寫法是白描，我蠻喜歡寫這樣的題材，但是很少能碰到這樣的旋律。有人問這樣的歌為什么少呢？旋律的問題啊，其他旋律沒有辦法那么寫。
新京報：《北區樓四》副歌里寫道：“生活它就這么繼續/也許不太盡如人意/也許就這樣才顯出生趣/才好避免一些些刻意/我打小就生活在這里/二三鄰里疏淡不稀奇/長大沒想過原來回不去/也曾有夢要往別處去。”想聽你對“生活的刻意”和“人情的疏淡”是怎么看的？
唐映楓：就，很生動，很可愛。
新京報：可愛？
唐映楓：比如說，二三年級陪家里的阿姨看瓊瑤劇，你會疑惑這兩個人想在一起的話在一起就好了，他們到底在哭什么，他們的阻力到底來自于哪里。我們生活中個體的經驗和欲望，都會給身邊的人造成生活的阻力，這是一種必然。我會覺得蠻可愛的。因為大家的想法不一樣，這很有趣很生動。人，不就是這樣子的嗎？
新京報：想法不一樣經常會拉遠彼此的距離，這不會讓你困擾？
唐映楓：不會。在某段時間相互交匯過，后來因為選擇不同、經歷不同慢慢陌生、疏遠是很正常事情。
新京報：那對孤獨你會怎么看，你的歌詞里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孤獨。
唐映楓：我覺得孤獨是人的常態，它是人的“玩具”——你在創作的時候，不就是在“玩”它嗎？
新京報：你喜歡陌生化的社交嗎，在社交網絡上跟陌生的網友聊天嗎？
唐映楓：其實不太喜歡。
新京報：那你為什么發一條專門的微博來回答網友提問？
唐映楓：我太無聊了（笑）。發那樣的微博其實你是想跟大家去溝通的，但是你會發現問題重復得過多了。想要去回答的，去分享自己經驗的問題很少。我也會反思自己，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一個會提問的人。
新京報：什么樣的問題你會想去回答？
唐映楓：嗯……我會自己想到一個回答，然后去搜問題。
4.
“好唱”不是玄學
“押韻”并不重要
直播視頻回顧：作詞，押韻并不重要
新京報：這幾年寫詞的理念有發生變化嗎？
唐映楓：以前寫歌詞，對自己的要求就是“作詞人”的標準，理念和想法可能是從李宗盛、林夕、姚謙這些前輩這里來的。作為“詞作人”，各個類型都要去涉足。你要做的工作其實是更好地去做產品，“詞”只是一個外包裝。這兩年更偏向去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我發現我很難去寫“命題”了，但以前不會這樣。以前非常“世故”，覺得所有的命題拿過來我都能寫，現在不行了。所以我說我不是一個好的詞作者。
新京報：直播間一個觀眾問你會不會自我否定？
唐映楓：會。最近我在家里待了很久，寫了很多旋律，但就是寫不出詞。它是創作慣性使然。你已經在別人的身上放了很多你自己的東西，把第三方當成了你的自畫像，再回溯到自己的創作中就會很難。所以當時做自己的專輯（《鳥的世相》）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別扭的體驗。
新京報：但很多人喜歡《鳥的世相》那張專輯，認為呈現效果挺好。
唐映楓：那可能是，誤解吧（笑）。
新京報：還有觀眾問，給妻子楚桐寫歌是什么心境？
唐映楓：黃楚桐寫旋律不是按流行歌的格式去寫的。她的旋律非常舞臺化、戲劇性。在她的純音樂當中可以聽到情緒和畫面。所以在填詞的時候，我要做的事就是不去影響她的旋律，讓填上的詞與音樂相匹配。之前做的合作，它們的音樂性沒有那么濃烈，信息給的很少，這也算是我狡猾的地方。但是黃楚桐的旋律信息給的非常多。真的要適配，寫起來也蠻累的。
新京報：再聊回作詞，作詞有哪些不為人熟知的規則？
唐映楓：比如說押韻本身并不重要。詞曲只需要合轍就好，你聽到一首曲子，填完一首詞，你唱一遍，只要唱得順就可以。有些音樂題材有結構上的要求，主歌部分是抒情呢還是寫景呢，到橋段、到間奏，它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功能性，不能隨便亂寫。寫順了就還好，你可以不斷調整、變化，但是剛接觸寫歌的話，還是需要遵循這一套的。
“好唱”不是一個玄學，它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清晰的標準。我們會去聽旋律的節奏，它是四三拍還是四四拍，節奏決定了每段字句的字數，要卡著拍子去填詞，至于尾句押韻不押韻并不重要。關于尾字，如果旋律上行的話，我們會盡量去選擇開口音，這樣唱出來的話情感會更加飽滿，如果旋律下行的話，比如小調，我們會更多地選擇閉口音，這樣會更加細膩，處理得更加溫潤。這些都是寫歌詞的“潛規則”。
現在我們填詞，不像宋詞那樣有嚴格的要求。普通話只有四個聲調，它有很強的顆粒感，一個字接一個字，韻律感不是太強。而且它的聲調會卡得很死，導致普通話不太適合拿來唱，英語和粵語就會好很多。
新京報：你覺得現代詩和歌詞的區別在哪里？
唐映楓：詩最早也是在一個曲的韻律當中的。但現代詩的韻律感是口語化的，因為我們要把詩念出來，它使得人的表達不斷內化；而歌詞創作，剛才說到的不管是韻律也好還是節奏也好，它都是依附于旋律之上，是一種不斷外化的創作。它們的規則不一樣，本質是不同的。
新京報：你的歌詞讓人感受到一種對生活敏感的觸覺，你覺得現代生活需要加強這種敏感嗎？
唐映楓：我覺得“觸覺”這個東西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在去體驗、閱讀、欣賞文學創作或者影視創作時，共鳴是相通的。我們要強化的是我們的表達能力。我不覺得我是一個敏感的人，我表達的就是我的“鈍感”，我只是可能表達能力夠用，我表達的“鈍感”被別人當成了“敏感”來接收了。
新京報：寫詞之外你也會作曲，你作曲的靈感來源于哪里？
唐映楓：單寫旋律不太需要靈感。流行音樂創作不像古典音樂的作曲那么復雜。古典音樂作曲有和聲有復調，會有靈感或者創造性的東西存在。但是寫旋律在基礎和弦的基礎上順下去，順得好聽。你會有一個大概的情境設想，決定旋律要往哪個方向走。但我覺得那不能叫作“靈感”。
靈感這種東西不是你去找到它的，它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就沒有。完全是一個很運氣的事情。寫得順暢，表達舒適，就是靈感。你想表達的東西是和你連接到一起。你只能不斷地寫。我們只是創作的仆人，靈感是主人，該做事了，去干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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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呂婉婷
編輯｜張婷
校對｜陳荻雁
來源：新京報
2020年國家網信辦治理行動大盤點
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2020年，國家網信辦動作不斷，堅決打擊各類互聯網違法違規行為。
治理行動：約談鳳凰網
時間：2月14日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委網信辦
存在問題：刊發非規范稿源新聞信息、持續傳播低俗庸俗信息等
治理行動：約談百度
時間：4月7日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委網信辦
存在問題：百度App多個頻道存在嚴重違規問題
治理行動：開展網絡直播行業專項整治行動
時間：6月5日起，為期半年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全國“掃黃打非”辦、最高人民法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場監管總局、廣電總局
存在問題：傳播涉淫穢色情、嚴重低俗庸俗內容、誘導未成年人進行充值打賞等
首批整治名單：皇冠直播、嗨夠直播、UP直播等44款網絡直播平臺；幺妹直播、觸手直播、9158美女視頻、喵播等平臺
治理行動：約談處罰新浪微博
時間：6月10日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委網信辦
存在問題：干擾網上傳播秩序，傳播違法違規信息等
治理行動：約談虎牙、斗魚等10家直播平臺
時間：6月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屬地網信辦
存在問題：傳播低俗庸俗內容，未能有效履行企業主體責任
整治名單：虎牙直播、斗魚直播、嗶哩嗶哩、映客直播、CC直播、瘋播直播、歡樂直播、花椒直播、西瓜視頻、全民小視頻
治理行動：查處“@新京報我們視頻”微博賬號
時間：6月25日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委網信辦
存在問題：部分報道尤其是涉北京疫情報道中存在導向錯誤、斷章取義、混淆視聽等問題，嚴重擾亂網絡信息傳播秩序，社會影響惡劣
治理行動：啟動“劍網2020”專項行動
時間：6月至10月
行動方：國家版權局、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存在網絡侵權盜版等
治理行動：啟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網絡環境專項整治
時間：7月9日起，為期2個月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大力整治影響青少年健康上網的問題
典型案例名單：百度App、網易App、嗶哩嗶哩網及其App、愛奇藝、超星學習通App、紙條App、小肚皮App、360瀏覽器（含360安全衛士、360桌面）、搜狗瀏覽器（含搜狗輸入法）、QQ瀏覽器（含騰訊QQ、騰訊電腦管家）、萬能壓縮（含萬能五筆）、魯大師、布丁壓縮（含布丁桌面）、新浪網、搜狐網、網易網、優酷網、樂視視頻、西瓜視頻、好看視頻、梨視頻、愛卡汽車、騰訊微信公眾號、土豆網、新浪微博、百度貼吧、彈幕網、動漫之家、愛扣時尚網、游久網、快吧游戲等
治理行動：約談“學而思網校”
時間：7月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委網信辦會同屬地教育主管部門
存在問題：存在低俗視頻、教唆早戀內容等
治理行動：啟動2020年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治理工作
時間：7月22日
行動方：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
存在問題：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還未根本解決
治理行動：集中整治商業網站平臺和“自媒體”違法違規行為
時間：7月24日起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一些商業網站平臺和“自媒體”片面追逐商業利益，為吸引“眼球”炒作熱點話題、違規采編發布互聯網新聞信息、散播虛假信息、搞“標題黨”等
治理行動：開展進一步加強“自媒體”基礎管理專項治理行動
時間：7月29日起，為期3個月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自媒體”散布虛假信息、歪曲黨史國史、宣揚錯誤價值觀、惡意營銷、敲詐勒索等現象屢禁不止，公眾賬號信息服務質量距離廣大網民期盼還有不小差距，“自媒體”平臺基礎管理能力亟待進一步提高
治理行動：深入推進網絡直播行業專項整治和規范管理
時間：8月3日
存在問題：高額充值打賞沖擊主流價值觀，“網課”直播間推送低俗內容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長，違規直播帶貨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色情低俗和網絡賭博詐騙屢禁不止等
進展：以上“三項整治”進展
成果：主要網站平臺共清理各類違法違規信息603萬條，處置違法違規賬號559萬個，凍結“僵尸”賬號92.8萬個，處置百萬粉絲以上賬號169個；從應用商店移出無新聞服務資質應用程序7.2萬款；依法處置違法違規直播平臺338款，關閉主播直播間7.4萬個，封禁違規主播賬號10.5萬個，處置違規“吃播”賬號1.36萬個
治理行動：啟動涉未成年人網課平臺專項整治
時間：8月7日，為期兩個月
行動方：中央網信辦、教育部
存在問題：一些網站平臺無視社會責任，屢屢利用網課推廣網游、交友信息，甚至散布色情、暴力、詐騙信息，危害廣大學生特別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治理行動：開展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專項治理行動
時間：8月19日
行動方：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
目的：營造良好安全的未成年人網絡環境
進展：以上兩項行動進展
時間：截至10月中旬
成果：累計暫停更新相關版塊功能網站99家，會同電信主管部門取消違法網站許可或備案、關閉違法網站13942家；有關網站平臺依據用戶服務協議關閉各類違法違規賬號578萬余個
典型案例名單：12KM作文App、出口成章App、萬門中學App、斗魚直播App及PC端網頁、PP視頻App及PC端網頁、樂視視頻App及PC端網頁、堆糖App、克拉克拉App、克拉有讀App、半次元App、柚次元App、新浪微博、百度貼吧等
治理行動：深入推進“知識社區問答”行業規范管理
時間：9月底起，為期2個月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4省、市網信辦
存在問題：一些平臺還存在內部運行規則不健全，用戶賬號管理、內容分發、公眾舉報等機制不完善等問題
成果：累計清理各類違法違規信息38.4萬余條，處置違法違規賬號8400余個
治理行動：對手機瀏覽器擾亂網絡傳播秩序突出問題開展專項集中整治
時間：10月26日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發布“自媒體”違規采編的各類互聯網新聞信息；發布“標題黨”文章；發布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良信息
首批整治名單：UC、QQ、華為、360、搜狗、小米、vivo、OPPO
治理行動：推進移動應用程序信息內容亂象專項整治
時間：11月5日起，為期45天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部分移動應用程序傳播淫穢色情、暴恐血腥等違法違規信息，提供詐騙賭博、招嫖賣淫等違法違規服務
首批整治名單：下架貓途鷹、蘇格、面具公園、劇能玩、視界、tata、西蒂、癮歡、單身交友聊吧、黑夜漂流瓶、菲姬、夜擼云、花姿直播、麻豆傳媒、豆漿TV播放器、紅杏視頻、青青草視頻、享色、含羞草、檸檬、噗噗漫畫、51漫畫、韓漫人、火山閱讀等105款App；對極速下載、7755App、新視覺、Win之家、皮皮巴士、7230手游網、軟件帝、dmfuns 8家應用商店采取停止下載服務處置措施
治理行動：集中整治網絡“有償刪帖”“軟色情”問題
時間：11月5日
行動方：國家網信辦
存在問題：網絡“有償刪帖”擾亂社會輿論，影響社會價值判斷，損害網民和企業合法權益；網上“軟色情”信息違悖公序良俗，污染社會風氣，尤其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來源：網絡傳播雜志微信公號
青蒿素——中醫藥獻給世界的一份禮物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2015年10月，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后留影。 新華社發
20世紀50年代，屠呦呦(左二)與老師樓之岑副教授一起做研究。 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浙江省寧波市人，中國中醫科學院終身研究員、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50多年來，她帶領團隊攻堅克難，讓青蒿舉世聞名；2015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17年，榮獲2016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9年，榮獲“共和國勛章”。
2020年12月30日，是屠呦呦90歲生日。她收到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屠呦呦研究員工作室在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揭牌。她畢生只致力于一件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發，如今依然潛心于此……
“我學了醫，不僅可以遠離病痛，還能救治更多人”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注定她與青蒿一生結緣。
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寧波。“女詩經，男楚辭”是中國人古已有之的取名習慣，屠呦呦父親從《詩經·小雅》中擷取“呦呦”二字。父親又對了一句“蒿草青青，報之春暉”。他未曾料到，這株“小草”，改變了她的命運。
屠呦呦的求學之路曾被一次疾病中斷。16歲時，她不幸染上肺結核，經過兩年多的治療調理才康復。這次經歷，讓她對醫藥學產生了興趣。“我學了醫，不僅可以遠離病痛，還能救治更多人，何樂而不為呢？”從此，屠呦呦決定向醫而行……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現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院)，選擇了冷門專業——生藥學。多年以后，屠呦呦說，這是她最明智的選擇。
1955年大學畢業后，屠呦呦被分配至原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工作至今。參加工作4年后，屠呦呦成為原衛生部組織的“中醫研究院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第三期”學員，系統學習中醫藥知識，發現青蒿素的靈感也由此孕育。
培訓之余，她常到藥材公司去，向老藥工學習中藥鑒別和炮制技術。藥材真偽、質量鑒別、炮制方法等，她都認真學、跟著做。這些平日的積累，為她日后從事抗瘧項目打下了扎實基礎。
“我是組長，我有責任第一個試藥”
1972年7月，北京東直門醫院住進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包括屠呦呦在內的科研人員，要當“小白鼠”試藥。屠呦呦毫不猶豫地說，“我是組長，我有責任第一個試藥!”這段故事，還要從“523”項目說起。
1969年1月，39歲的屠呦呦突然接到緊急任務：以課題組組長的身份，與全國60家科研單位、500余名科研人員一起，研發抗瘧新藥。項目就以1967年5月23日開會日期命名，遂為“523”項目。
最初階段，研究院安排屠呦呦一個人工作。她僅用了3個月時間，就收集整理了2000多個方藥，并以此為基礎編撰了包含640種藥物的《瘧疾單秘驗方集》，送交“523”辦公室。經過兩年時間，她的團隊逐漸壯大，歷經數百次失敗，屠呦呦的目光鎖定中藥青蒿：她們發現青蒿對小鼠瘧疾的抑制率曾達到68%，但效果不穩定……
說起研究的艱辛，屠呦呦老伴李廷釗記憶猶新：為了尋找效果不穩定的原因，屠呦呦再次重溫古代醫書。東晉葛洪的《肘后備急方》中幾句話引起她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其一是青蒿有品種問題。中藥有很多品種，青蒿到底是蒿屬中的哪一種？其二，青蒿的藥用部分，《肘后備急方》提到的絞汁到底絞的是哪部分？其三，青蒿采收季節對藥效有什么影響？其四，最有效的提取方法是什么？”屠呦呦說。
屠呦呦反復考慮這些問題，最終選取了低沸點的乙醚提取。經歷多次失敗后，終于在1971年10月4日，編號191號的乙醚中性提取樣品，對鼠瘧和猴瘧的抑制率都達到了100%。
盡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個別動物的病理切片中，卻發現疑似的副作用。只有確證安全后才能用于臨床。瘧疾有季節性，一旦錯過當年的臨床觀察期，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屠呦呦向領導提交了志愿試藥報告，也帶動同事參與。
“雖然發現青蒿素快半個世紀了，但其深層機制還需要繼續研究”
然而，青蒿素的首次臨床觀察出師不利。
1973年9月，在海南的第一次青蒿素片劑臨床觀察中，首批實驗的5例惡性瘧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是瘧原蟲并沒有被完全殺滅，另2例無效。
一連串疑問困擾著屠呦呦：不是青蒿素純度的問題，也不是動物實驗和數據的問題，難道是劑型？海南臨床試驗人員把片劑寄回北京，大家感覺片劑太硬，用乳缽都難以碾碎，顯然崩解度問題會影響藥物的吸收。于是，屠呦呦決定將青蒿素藥物單體原粉直接裝入膠囊，再一次臨床試驗。這次，患者在用藥后平均31個小時內體溫恢復正常，表明青蒿素膠囊療效與實驗室療效是一致的。
從化學物質到藥物的轉變，青蒿素研究永無止境。1982年，屠呦呦以抗瘧新藥——青蒿素第一發明單位第一發明人身份，在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領取了發明證書及獎章。青蒿素的研制成功，為全世界飽受瘧疾困擾的患者帶來福音。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現在全球每年有2億多瘧疾患者受益于青蒿素聯合療法，瘧疾死亡人數從2000年的73.6萬人穩步下降到2019年的40.9萬人。青蒿素的發現挽救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
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諾獎演講臺上，第一次響起清正柔婉的中國聲音；屠呦呦的學術報告的標題是“青蒿素——中醫藥獻給世界的一份禮物”。
面對榮譽，屠呦呦一如既往地淡定。“共和國勛章”頒發人選公示前，評選組曾經聯系過屠呦呦。當時，她一遍遍確認著一系列問題：這么重要的榮譽，我夠格嗎？組織上有沒有征求大家的意見？……直到對方一再確認保證，她才同意接受。
居住在北京市朝陽區一棟普通居民樓里，屠呦呦依然沒有習慣成為一位“明星”科學家，她的精力依然在科研。在屠呦呦的不斷努力下，2019年8月，中國中醫科學院在北京大興舉行了青蒿素研究中心奠基儀式；愿景中的研究中心白色的主樓就像一棵生機勃勃的青蒿。
“雖然發現青蒿素快半個世紀了，但其深層機制還需要繼續研究。”屠呦呦盼望后輩有所突破。
2019年4月25日是第十二個世界瘧疾日，中國中醫科學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藥研究所的科學家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提出了“青蒿素抗藥性”的合理應對方案。由特聘專家王繼剛研究員為第一作者，屠呦呦指導團隊完成。未來青蒿素的抗瘧機理將是她和科研團隊的攻關重點。
一株濟世草，一顆報國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屠呦呦呼吁：全球科研和醫務工作者，要以開放態度和合作精神，投入到重大傳染病防治中去……
■記者手記
源于內心平靜的力量
屠呦呦的人生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為研究青蒿素做準備；一是研究青蒿素。分界點就在1969年1月她被任命為“523”項目“抗瘧中草藥研究”課題組組長。之后，她從未停步，直至獲得諾貝爾獎。屠呦呦的“成功秘方”，源于科學大家的“品格配方”：內心平靜的力量、淡泊名利的境界、追求真理的執著、孜孜不倦的堅持。
耄耋之年，屠呦呦依然矢志研究青蒿素的深層機制。沒有傳承，創新就失去根基；沒有創新，傳承就失去價值。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古老的中醫藥方能歷久彌新。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是我國疫情防控的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從抗瘧到抗疫，應對傳染病，中醫藥彰顯出獨特優勢。有識之士希望繼屠呦呦之后，中醫藥人才能薪火相傳，群峰競起，發掘出更多的“青蒿素”，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 人民日報 》( 2021年02月04日 10 版)
中國平民教育的拓荒者｜陶行知誕辰130周年
今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130周年誕辰。
盡管從種種跡象來看，陶行知的大名仍然蜚聲于世，從未被人遺忘：他作為教育家的成績和貢獻舉世皆知，他所創辦的曉莊師范和重慶育才學校至今留存，他的著述至今出版的版本，已經超過百種，僅他的《中國教育改造》一書，在過去20年間，就已出過十多個版本，被公認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陶行知木刻像。（梅健鷹/刻）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陶行知曾經清晰的面孔正在漸漸模糊，褪色為淡淡的陳跡。他的思想被簡化為“鄉村教育”和“平民教育”幾個口號式的專有名詞，但其真正的內核，除了被教育研究者在專業論著反復咀嚼外，如今已鮮有人聞問。流傳民間的，只剩下一些名人趣事之類的傳聞，在心靈雞湯讀物中時時現身。
其中最膾炙人口的，當屬“四顆糖”的故事。在故事中，擔任校長的陶行知有一天在校園里看到一位男生企圖用磚砸一位同班同學，于是當即制止了他，并讓他放學時到校長室。放學后，陶行知來到校長室，看到這位男生已經等在校長室門口準備挨訓。但一見面，陶行知卻從口袋里掏出一顆糖，對他說：“這顆糖是獎勵你按時來到這里，而我卻遲到了。”男生驚疑之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顆糖放在他手里，對他說：“這第二顆糖也是獎勵你的，因為當我不讓你再打人時，你立即就住手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我應該獎勵你。”男生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想手中又多了第三顆糖果，陶行知對他說：“我調查過了，你要用磚砸那名男生，是因為他欺負女生。這說明你很有正義感，有敢和壞人作斗爭的勇氣，所以應該獎勵你。”這位男生感動得流淚說道：“陶校長，您打我兩下吧，我知道自己錯了，不該砸自己的同學……”陶行知卻又遞上第四顆糖果，說：“因為您能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錯誤，所以我獎勵給你第四顆糖果。我的糖沒有了，談話也該結束了。”
這個故事誠然感人至深，因此在不同的教育讀本與雞湯讀物中頻頻現身，也被一些教師和教育研究者當作經典范例研究引用。但這則故事最傳奇之處在于，它并不是真的。根據研究者張傳剛在《陶行知“四塊糖”教育故事辨正》中考證，這則故事出現的時間不早于2000年，真正來源是1999年播映的八集電視劇《陶行知》中的一段劇情。
陶行知給育才的孩子們發書。
這些似是而非的陶行知故事的流傳，縱然在形象上塑造出一個陶行知教育典范的形象，但也因此讓真正的陶行知與今天的人們漸行漸遠，他昔日真正的諄諄教誨，在今天反而鮮為人知。他的形象也被框定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卻忽視了他專注教育的用意，始終是他所期望的社會改革和進步，尤其是關系到廣大民眾利益的鄉村社會改進。這一點，任何一位見過陶行知的人，哪怕是初次會面，都能深切感受到陶行知以教育為手段改造社會的眷眷熱忱。
1926年12月，一位名叫白韜的年輕學生，因為從《鄉教叢訊》月刊中，看到陶行知創辦鄉村教育的報道，因此懷著一顆景慕的心去拜訪他。在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的一所鄉村小學里，他見到了這位聞名全國的平民教育家，表達自己想要加入其中的愿望。陶行知的回答是：
“好極了，你來參加，我們竭誠歡迎，我們試辦這所學校，是要來試試改造中國的道路。”
“說話笑嘻嘻的，穿著藍色綢長袍，黑馬褂，圍著皮圍脖，頭上戴一頂呢禮帽，手里提著一根文明棍，那一副金邊眼鏡，格外顯出他的尊貴。雖不是西裝革履，仍不脫大學教授的派頭”，這是白韜對陶行知的第一印象，也讓他心生疑慮：“這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紳士派教授，居然能放下架子，到鄉下來辦學校改造鄉村嗎？”但三個月后，在3月15日的開學儀式上，白韜再次見到的陶行知，卻已經是一身簡樸的衣裝，穿著草鞋，在牛欄旁邊放下幾張八仙桌兒宴請來賓，吃的也是青菜豆腐。他借住的地方，“三間草房，東首住主人，中間放農具雜物兼會客廳吃飯，西首拴著一頭大水牛，遍地堆積著牛糞，陶先生就借住在西首牛大哥旁邊”。那身長袍馬褂、文明棍、金絲眼鏡拼湊起來的尊貴行頭，不過是與士紳高層酬答的必要裝扮；而腳穿草鞋，與鄉民同吃同住同耕同種的鄉下人形象，才是這位平民教師與社會改革家的真正本色。
“他不僅是理論家或事情的發起人，常常喜歡用自己的行動來指引別人干。”改造社會的宏愿與理想，最終必須要化作腳下踏踏實實耕耘的田地。他借以改造社會所推行的鄉村教育與平民教育，也靠他身體力行的實踐深深地根植于最基層的社會之中，社會就是他的學校，而他的學生，永遠都是那些最樸實、最平常的農工子弟。
或許正因為這個原因，陶行知在今天的名聲，完全無法與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比肩——后者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的校長，身居學界要津，自身聲名煊赫，他們的學生更是通過重重選拔、萬中挑一的菁英，這些學生們畢業后或身居高位，或術業有成，立于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當那些菁英教育培育出的社會英才，以他們的名望和地位追懷頌揚同樣蜚聲于世的校長時，陶行知的學生，卻僅僅是最普通不過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紀念和頌揚沒有冠冕堂皇的辭藻，那些質樸真摯的語言也沒有連篇累牘的報章愿意刊載。
這正是菁英教育與平民教育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教人做一個人上人，還是教人做好一個普通人？
陶行知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這段話許多人耳熟能詳，但它太通俗，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它正出自陶行知的《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飯。
自己的事，
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漢！”
陶行知赴美途中與同學在郵輪甲板上的合影，前排左一為陶行知。
少年即將遠行。
1914年8月15日，一艘名叫“中國號”的郵輪，從上海輪船招商局的碼頭啟航，前往美國。船上近百名中國留學生對即將抵達的新大陸內心充滿憧憬。其中一名留學生如此描述啟航時的盛況，“船愈離愈遠了，乘客和送客都拿出雪白手巾來互相揮著，幾百條雪白的手巾好像幾百面小國旗在空中飛舞著，多么美麗！”
對這些年輕的留學生而言，船中生活，也充滿了快樂。“一日六餐：三餐大菜，三餐茶點，我們百余人吃得胖胖的，有點像豬玀了……我們先吃清湯，再吃混湯。吃了魚，又吃蝦。吃了豬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雞，又吃野雞。吃了蛋糕，又吃冰淇淋。吃了茶，又吃咖啡”。除了豐盛的飲食之外，船上的娛樂活動也讓這些年輕的中國少年玩得起勁，“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擲繩圈，拋圓板。晚上彈琴唱歌，著實熱鬧”。
但就在這一派喧嚷歡樂之中，有一位24歲的少年，卻獨自向輪船的機器間走去。他記得教科書上提及輪船是由蒸汽機關推動的，因此他想要看一看輪船行駛的機械原理。但當他走到負責給機器間蒸汽機供應燒水燃料的火艙門口時，卻看到了讓他終生難忘的一幕：
“幾個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鴨子在那兒烤著，烤出了一身的黑油！身上、臉上、手上黑得如同他們所燒的煤炭一般黑！這是我與火伕們第一次見面所得的印象，簡直像硝鏹水刻到我的心窩里。我明白了，乘長風破萬里浪，代價是火伕們的淚和血！”
這位少年，就是陶行知。
“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縣一個貧寒的讀書人家庭。出身清貧固然讓他的童年時代充滿艱辛，但他卻始終以自己貧家子弟的身份為榮。多年后，在廣西桂林的一次演講中，主持人孫銘勛向聽眾介紹說：“陶先生是生長在中國安徽鄉下的一個富農家里。”陶行知立刻糾正了他的說法：
“對于孫先生的介紹，我非常滿意。但我有一點修正，我的家里只有兩畝田——而且當我幼年時就是一天天的沒落，并不是一個富農。”
少年時的陶行知時常隨父親挑菜進城出售，幫助母親做雜物。因為手腳勤快又聰穎好學，因此得到崇一學堂校長唐進賢的賞識，讓其免費就讀。在求學途中，他曾一度窮困潦倒。在多年后為一位晚輩李楚才的《破曉》一書撰寫的序言里，他還特意提到自己“十八歲流落在蘇州的時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當得三百文過一日”。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再度受到唐進賢的推薦，考入金陵匯文書院預科中學部。
歙縣許國石坊，陶行知少年時喜歡去的地方。
1910年，金陵匯文書院易名為金陵大學。作為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金陵大學不僅人才濟濟，其文憑更獲得美國認可，畢業生持此文憑，可不經考試，直接升入國外相應大學研究院進行深造。因此，1914年，陶行知畢業于金陵大學后，進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1915年秋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教育學，1917年9月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學專任教員，后擔任東南大學教授、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
金陵大學時期的陶行知。
如果按照這條路徑發展，陶行知完全可以像民國時代的學界精英一樣，走上一條向社會上層通行的道路。但1922年2月，陶行知受聘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干事，在1923年5月參與發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并于同年7月辭去東南大學教職，此后將興趣和精力轉向更直接的推動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的社會活動，力圖通過人民的教育事業來施展他的愛國情懷，也就是他所說的“中國性、平民性”。這一年的11月13日，在前往武漢的途中，陶行知的內心做好了獻身平民教育的準備。在寫給妹妹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由表及里的轉變：
“知行近日買了一件棉襖，一雙布棉套褲，一頂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頭頂，覺得完全是個中國人了，并且覺得很與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無奈十幾年的學校生活，漸漸地把我向外國的貴族的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于我的修養固然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外國的貴族的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我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
陶行知所說的“平民性”主要不是指穿戴的服裝樣式，而是指社會平等，用教育在百姓中的普及來建設一個社會流動順暢的環境，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
在參與推進平民教育的過程中，陶行知日益清楚地認識到鄉村教育對社會改造和社會平等的關鍵意義，認識到民眾十之八九住在鄉下，平民教育“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就是“處處讀書，人人明理”，造就現代國民，最終“以統一的教育促成統一的國家”（《平民教育概論》，1924年）。他是非常善于鼓動的，提出“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萬個同事，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他認為鄉村教育不是教會農民向城里跑，而是改造鄉村生活，發展科學和為農民謀利益的農業經濟，讓普通農民像其他人一樣獲得有尊嚴的生活，讓無數個獲得新生的鄉村匯聚成國家的新生。
陶行知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最能體現他教育思想的曉莊試驗鄉村師范學校，創辦于1927年（1928年改名曉莊學校），在1930年就曾被蔣介石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緝。曉莊學校在1932年再度被查封，到1951年才得以復校。在1931年被蔣介石通緝期間，他以評點莎士比亞戲劇的名目寫了《一出歷史戲的開場白》，抗議蔣介石的專橫：
“老子也曾革過命，于今懶動怕人動。誰要大膽動一動，俺就斷他是反動！”
陶行知（右一）與胡適（右三）的合影。
他在這期間的作品開始有明顯的激進社會思想，與胡適的口味和思想傾向開始出現明顯的不同。陶行知和胡適同為安徽人，都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教育，1927年，胡適為上海青年會創辦的職業學校，撰寫了一篇題為《拜金主義》的文章，在文中，胡適贊同吳稚暉提出的“拜金主義”信條：
“第一，要自己能掙飯吃。
第二，不可搶別人的飯吃。
第三，要能想出法子來，開出生路來，叫別人有掙飯吃的機會。”
胡適的“拜金主義”當然不是說要鼓勵貪婪，而是想宣傳積極經營的生活態度，辦職業學校，讓人們有謀生之道。但是這篇短文對困頓和極度貧窮的底層民眾流露出了鄙視和冷漠，展示了一種脫離當時中國社會實際的精英派頭：“一個老太婆，背著一只竹籮，拿著一根鐵扦，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堆，去尋垃圾堆里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一寸稀爛奇臟的破布”。胡適因此斷言：
“這種人連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也不肯放過，還能有什么‘道德’、‘犧牲’、‘廉潔、’‘路不拾遺’？”
陶行知為此特意寫了一封信對胡適進行反駁：
“這個老太婆頂可敬。她能利用廢物。她的能力小，只能保存一個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就保存一個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您們能力大，能保存一個半個沒有侵略完的國家，就得要保存這一個半個沒有侵略完的國家啊！”
他也用調侃的語氣對胡適說：“倘使胡適之先生當真成了‘拜金主義’的教主，那末有錢的陶知行固然有福氣聽一聲‘請進來’，沒有錢的陶知行就要嘗一嘗‘不在家’的滋味了。
陶行知在信中，也提到了自己與“拜金主義”針鋒相對的觀點：“拜己主義”。人們真正應該“崇拜”的不是金錢，而是自己動手的能力。他在寫于1931年的兒歌《兒童工歌》中寫道：
“我是小工人，
我有雙手萬能。
我要造‘富的社會’，
不造‘富的個人’”。
宋慶齡題“萬世師表”。
“吃了攤販老沈的一碗面 ”
造“富的社會”，而不是造“富的個人”，陶行知言簡意賅的表達，精準點出社會貧富分化的深刻成因：正因為社會財富被集中到少數“富的個人”手中，而用萬能雙手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大眾，卻無法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對貧苦百姓強烈、真切、發自內心的同情，對權貴欺凌和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滿，是陶行知貫穿一生、始終不變的態度。也是他與宣揚“為窮人說話”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情感共鳴的最重要原因。
1936年秋，陶行知訪問倫敦。10月23日，他特意前往倫敦海格特公墓，拜謁馬克思墓。之后，他又先后四次拜謁馬克思墓。他的友人李信慧回憶起陶行知拜謁馬克思墓的情景，他們坐地鐵走了許多路趕到海格特公墓，陶行知特別對李信慧說：“馬克思的墓很難找，好在我以前和吳玉章先生來過，現在是識途的老馬了。”
青年時期的陶行知。
他們“走過許多好的墳才找到一塊小小的方地”，陶行知將馬克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女仆海倫的墳墓指給他看，并對他說：
“他的墳表示著馬克思活著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斗爭，死后也要和他們長眠在一起的意思。”
在另一次拜謁時，他還寫下了一首打油詩，表達對這位共產主義創始人的崇敬而親切的感情：
“光明照萬世，
宏論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
小墳葬偉大。”
在關心平民大眾的愛國事業上，陶行知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有著共同情感和共同語言。與他一同拜謁馬克思墓的吳玉章，對陶行知的評價可謂知人之言：陶行知的立場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的想法是要知識分子“站在人民大眾之中，為人民大眾服務，做人民大眾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眾的頭上，做人上人之思想”，他的教育都不是為少爺小姐辦的，是為大眾辦的，是解放大眾的“革命教育”。
“解放大眾”的“革命教育”，對陶行知而言，絕不是書空咄咄的理論，而是要身體力行的實踐，是要切身處地扎根到人民大眾之中，感受平民生活的點點滴滴，真切地感受何謂“貧窮”的本質。在1925年的一首詩歌里，陶行知記述了一個貧民之家的困境：
“家窮子孫多，睡覺搶被窩，吃飯打破鍋，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這首兒歌表面上看，只是對這戶貧民惟妙惟肖的數筆白描，但背后所蘊藏的卻是陶行知對貧窮問題的深入思考。在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人口過多不僅會成為家庭沉重的負擔，更會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沉重的壓力。在一篇題為《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的文章中，陶行知以一家擁有30畝地的自耕農為例，指出子女生育對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的重要影響：
“如果他有兩個孩子，他是小康，孩子們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個孩子，大家一起都變文盲，不知道科學是什么，連小學也不能進；如果生了四個孩子，大家只好穿舊衣，冬天難免受凍，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醫生；如果再生一個，一起五個孩子，大家一起進餓牢。到進了餓牢，他還說是聽天由命。”
人口數量與素質與社會生產力水平之間的矛盾，是貧窮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貧窮還有社會更深層也更難以覺察的結構性因素。貧窮也會施加障眼法，讓人很容易只將衣不蔽體的赤貧當作貧窮的唯一標準，而注意不到那些看似有飯吃、有衣穿、有工作的人事實上也承擔著巨大的貧窮壓力——他們是隱藏的窮人，只是身處燈紅酒綠的繁華都市暗處，因此很少有人覺察。
《陶行知年譜長編》，王文嶺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陶行知自己也曾受過貧窮障眼法的蒙蔽。1930年的一天下午，他去上海新愛倫影戲院看戲。因為饑腸轆轆，所以趁著休息十分鐘的時間走到門口，找個面攤下碗面吃。“這碗面費十四個銅板，連吃帶煮只用了五分鐘，可算是經濟極了。”離開場還有五分鐘，于是陶行知便與攤販閑聊起來，乘機問問面攤的營業情況。得知“攤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計二元，月納巡捕房照會捐二元，每月可賺三十元”。
聽老沈算完這筆賬，陶行知對他說：“你的進款比鄉村教師還要好一點。”不想老沈卻回答道：“苦來些，每天深夜四點鐘回家，早上七點就要出來買材料，準備一天賣的面餃。如果不是這樣，一家人便不能活。”
聽了這番話，陶行知才仔細端詳老沈的面孔，發現他“臉色黃瘦，確是辛苦太過的結果。十四個銅板一碗的面，雖是平民的午餐，但它是另一個平民的康健換來的”。他像許多人一樣，只看到了老沈這樣的城市貧民表面上有著一份謀生職業和一筆相對可觀的收入，卻看不到這份收入并不僅僅養活他一個人，而是需要養活一個家庭，這筆可觀的收入平均到每個家庭成員的頭上，就會捉襟見肘；更沒有看到的是，在當時社會財富分配體系下，底層勞動平民，獲得這樣一筆養家活口的收入，所付出的勞動有多么艱辛，以至于每一塊銅板，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謂“貧窮”，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匱乏，更是勞動付出與收入所得之間強烈的不對等。
無限感慨的陶行知寫了一首詩，記述自己與攤販老沈間這段尋常而又不尋常的經歷：
“新愛倫門前面一碗，
花了一十四個小銅板。
攤販名字叫老沈，
自做伙計與老板。
每月可賺三十元，
教師不如擺面攤。
那知他說：‘苦來些，
一夜只睡三點鐘；
若要多睡一刻兒，
兒女凍餓誰做東？’
將他從頭望到底，
一株枯樹立秋風。
面兒代價我知了，
不是紫銅是血紅！”
當陶行知想把這首詩送給老沈時，卻發現他已是不知去向了。
陶行知手書。
“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改變中國民眾貧窮的面貌，在陶行知看來，加強國民教育，尤其是改善平民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教育不僅僅讓人獲得知識，更能讓一位勞動者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讓人民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國之民所應有的職責與權利。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讀金陵大學時，就已明確地表達了自己以教育改造社會的理念：
“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養成于教育；真義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平民教育，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陶行知當時負責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工作，在工作過程中有他自己的觀察、體會和思考，逐漸形成了系統的關于“生活教育”的理論。他受過西方教育學和社會科學的正規訓練，但是他具有原創性的想法還是來自他的社會經驗和社會實踐。
1924年春，他與后來一起創辦曉莊學校的趙叔愚教授參觀了南京郊外的燕子磯國民學校，感想很多，認為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學校，寫了《半周歲的燕子磯國民學校——一個用錢少的活學校》。一所國民學校的使命，在陶行知看來，不僅是教書教知識，而且要改造周邊的小環境。他對鄉村教育社會使命的理解非常微觀，目標“細小”，與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在那里的一所小學校長和教員，扮演的角色類似村長助理或者村長秘書，有點像法國大革命之后逐漸成型的現代西方鄉村教育體系。首先，他對燕子磯校長丁超先生的評價是：“他有事實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實。他事事以身作則。他是教員的領袖，學生的領袖，漸漸要成為社會的領袖。”校長手里時常拿著釘錘和掃帚，時時修繕，打掃衛生，鼓勵師生們自己動手改善學校環境。譬如學校建在關帝廟里，丁校長就帶領學生洗刷神像，把雜亂散放的一些神像搬到隔壁的廟里，清理出一個光明整潔的教室。
曉莊學校時期的陶行知。
關鍵的環節是，丁校長還帶領學生們改進學校周邊和村莊整體的環境，不僅在學校附近種樹，還在周圍的山上種樹，清理村莊山坡上的垃圾，“村民一面倒，他就一面掃。村民倒一回，他就掃一回。后來鄰居漸漸出來責備倒垃圾的人，燕子磯從此就清潔了”。這個學校是務實和節約的，沒有門房和雜役，衛生和泡茶都是師生分擔，經費也得到節省，可以用在更加重要的地方。務實和體貼村民的態度也幫學校爭取到當地士紳和民眾的信任和支持。陶行知還特別提到一點，就是鄉村小學教師的夫妻配合。他認為丁校長能夠做好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得到他夫人的幫助，而且同樣作為教師的夫人還幫助學校更多地招收和更好地教育女學生，推進村莊的社會改進：“她在這里服務帶一半義務性質。他們所組織的儉樸家庭同時是鄉村家庭的模范”。他甚至建議說，“未來的鄉村學校最好是夫妻合辦。如果男師范生和女師范生結婚之后，共同擔負一個小鄉村的改造，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并是報國的要圖”。
夫妻合辦鄉村小學的成功例子，陶行知起碼在1924年寫了一首有名的《村魂歌》，由趙元任先生譜曲，流傳得很廣。“村魂”這個表達說明了先生對鄉村小學角色的理解并不限于教書和傳授書本知識，而是帶有社會改進的意義：
“男學生，女學生，結了婚，做先生。哪兒做先生？東村或西村。同去改舊村，同去造新村。舊村魂，新村魂，一對夫妻一個魂。”
后來因為曉莊學校一些學生結婚并共同創辦工學團——曉莊學校模式的變通和推廣，陶行知也寫詩祝賀，其中寫道：
“廟小活佛多，
事忙吃不消。
幸是雙雙到，
擔子兩人挑。”
電視劇《陶行知》（2011）劇照。
畢業于金陵大學和留學美國的陶行知是一位“洋學生”，卻不迷信留洋。他覺得留學生治國，不小心的話容易脫離實際，就好比請鄉下人吃西餐：“鄉下佬，吃大菜，刀兒當做筷。我的媽呀！舌頭去了一大塊。”他的教育思想經常被稱為“生活即教育”或者“社會即學校”，他為此做的理論表述并不總是清晰，但是他舉出的例子反倒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與曉莊學校關系密切的南京和平門小學在村里有用水困難，所以打了一口水井，也請村民公用，卻遭遇了兩個困難。一是出水量不夠，大家都來得很早，后來的打不上水；二是在取水時候爭先恐后，發生爭執甚至打起架來。于是學校和村民就開了大會來解決，并推舉一位十幾歲的小學生做主席。七嘴八舌之后，大家達成四條意見，立刻就得到執行，沒有人違背：
“（一）水井每天休息十小時。自下午七時到上午五時，不去取水，違者罰洋一元充修井之用；
（二）每次取水，先到先取，后到后取，違者罰小洋陸角，充修井之用；
（三）推舉劉君世厚為監察員，負執行處分之責；
（四）公推雷老先生為開井委員長，籌款加開一井。茶館、豆腐店應多出款。富戶勸其多出。于最短時期內由村民團結的力量將井開成。”
在陶行知對這一事件以及他多年教育實踐的總結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鄉村教育和社會改進綱領：學校是一個小單位，在教授文化知識的基礎上需要融入自己周邊的環境，讓師生了解人生和社會，走向民眾，讓民眾走進學校，學校與民眾打成一片，產生出“一個改造鄉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細胞”（《生活即教育》，1930年；《對于鄉村教育的一個新建議》，1932年）。
在曉莊學校停辦之后的十幾年里面，陶行知提倡和創辦過工學團和育才學校，積極通過辦教育支持艱苦的抗日戰爭，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但是曉莊學校以及以曉莊學校為典范的教育改進鄉村社會的理想，始終是先生思想和實踐活動的核心和重心，可能也是我們今天，在加強基層治理的新時代社會建設事業中，以及在改變教育單純是文化知識傳授這一片面性的過程中，特別值得反思和借鑒的思路和做法。
在曉莊師范開辦期間，陶行知在校園內張貼了許多他自己寫的對聯，其中最有名、流傳最廣、已經成為漢語經典的，就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先生一生奮斗，經歷種種磨難坎坷，受到人們的熱情支持，也惹起爭議，遭遇過冷眼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從來都是樂觀的，常常是笑容滿面的，從來都有一個平民謙卑和真切的生活熱情，所以他能取得成功，能夠在中國的社會建設和教育事業上留下永久的痕跡。1924年，陶行知寫下了一首題為《新年飲》的打油詩，這或許正是他作為一位平民教育家，一位社會改革者心中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既不高妙，也不玄虛，如此具體，而又如此赤誠。這是來自一個世紀前陶行知對他所摯愛的平民大眾的祝福：
“三杯紹興酒，
一碗紅燒肉，
吃到肚子里，
同享無量福。”
作者 | 彭小瑜
編輯 | 李夏恩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對 | 王心
我的草原我的家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夕陽正西下，將溫柔的余暉撒向若爾蓋大草原。尕讓交走出定居房，抬頭看看天，自言自語：“時間到了，牦牛該回家啰!”在夏季，每天下午5點，尕讓交準時去牧場把牛群趕回家。他向正在草料間備料的妻子揮揮手，策馬一溜遠去。
若爾蓋草原挺起遼闊的胸膛，舒緩的綠草地連著天邊。瞧那黃河九曲第一灣，斗折蛇行，在翠綠的底色中靜謐蜿蜒。水面上，仿佛有數不盡的小精靈飄然降落，它們身披金甲，爍爍躍動。
尕讓交催馬疾馳。一路上，微風撫綠草，草浪一波一波，向他迎面撲來。艷麗的小花，點綴在綠浪間。
不多一會，黑壓壓的一群牛，在尕讓交的吆喝聲中，魚貫進入圍欄。
我這是第三次來若爾蓋縣，前兩次是在六七年前，那時穿行若爾蓋草原，看見一片片裸露的紅土，有如美玉上斑駁的瑕疵，給我心里留下了一片片創痛。而今一路走來，不勝驚訝，裸露的紅土消失了，整個大草原，簡直就是一塊溫潤無瑕的碧玉，向著遠天鋪展。
若爾蓋大草原是黃河、長江兩大河流重要的水源涵養地，是黃河流經四川唯一的地方。若爾蓋縣是四川省重要的草食畜牧業基地，有天然草地1200多萬畝。保護草原、保護濕地刻不容緩。2019年，縣里全力推行“三結合”順勢養殖法，闖出一條全新的畜牧養殖之路。尕讓交是若爾蓋縣唐克鎮索格藏村村民，是當年確定的“三結合”養殖示范戶。
50出頭的尕讓交，黝黑的膚色，一副壯實的身板，看上去滿身活力。提起這兩年縣里實施的“三結合”養殖法，他那濃眉下的大眼就閃著亮光，大拇指豎得老高，說：“哦呀，這件事整得好，整到我們心坎上去了嘛!”
我問尕讓交，有哪三結合？他回答：“放牧 補飼 圈養”。他說，有一天，縣科農局干部進村來，跟他聊，現在我們靠天吃飯，靠天養牛，這不是個辦法，以后牲畜不能養那么多了，要減下來，養的頭數減少了，但收入要增加。縣里準備推廣“三結合”順勢養殖集成技術。比如放牛，每天要根據牧場牧草的生長情況，控制在6到8小時。
尕讓交聽了低頭不語。他從小就放牧，跟著牦牛群長大。過去都是把牛群趕到草地，牦牛遍地跑，自由得很，不用去管。放牧大半輩子，都這么過來的呀!
“過去無節制放牧要不得喲，現在這叫‘適量放牧’”，干部們耐著性子，講得苦口婆心。尕讓交終于聽明白了，他拍了拍胸脯：“你說咋干就咋干。”不久，尕讓交被納入第一批示范戶。
在規定的時間內把牦牛趕回家，已是尕讓交近兩年的習慣。“到點了不去趕，心里就有點慌。”尕讓交呵呵笑起來。
這是尕讓交的家庭牧場。跟著他走進距他家住房不遠的草料庫房，他妻子東丑正在為牦牛準備明天的飼草，“現在天氣不冷，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準備”，尕讓交說，添加的牦牛飼料主要成分是玉米、小麥、微量元素。“以往全天然放牧，牛羊攝入牧草中的營養不均衡，導致生長緩慢，出欄周期長。科學補飼，添加了牛羊生長必需的營養調理品，有助牛羊健康生長，縮短飼養周期。”
隨后，尕讓交帶我看了“三結合”養殖的最后一個環節——圈養。
圈養設施分為兩個部分，一處是暖棚，能避風雨嚴寒，另一處是圍欄，就在露天草地上。尕讓交說，圈養好處多多，牦牛關在圈里，能減少運動量、減少能量損失、減少對草地的踐踏。過去，草原上的牲畜“夏壯、秋肥、冬瘦、春死亡”的現象很普遍，牧民很頭疼。現在好了，春天有備料，牲畜待在圈里，不會被餓死、凍死了，四季補飼料，牲畜長得膘肥體壯。
圈養場地是一個集成體，有可移動棚圈、多功能生態可移動巷道圈、飼槽、打貯草基地、住房庫房、水電設備等，實現生產、生活、娛樂配套。
尕讓交說，過去修圍欄，柱子全都用水泥樁，每埋一個樁，就得挖開一個窩，綠草被毀，泥土裸露，會破壞生態。現在圍欄全部是移動式，可組裝，可拆卸，全部用螺釘螺帽固定，不傷草坪，方便拆卸，運輸也簡便。過去建房子、修牛圈，是將挖出的草坪壘起來筑成墻。建一幢房，要挖掉幾十畝草地。現在建筑物普遍是鋼結構加纖維板，不再“就地取材”。尕讓交十分感慨：“我們當牧民的，就要珍惜好每一根草!”
他家的圈養場地有2500平方米，每隔兩年換一個地方。對舊圍欄場的草地，尕讓交想了個好辦法來修復。秋天，他把燕麥草種子均勻撒下，專門留下一部分小牛犢，趕著它們滿場子轉，草籽被淺淺地踩埋在地里。第二年春天，小草發芽，躍躍生長。順著尕讓交手指的方向看去，不遠處的一塊草地，小草青青，“明年就會實現滿覆蓋，與大草地沒有兩樣，”尕讓交高興地說，“草原是我的家，我們應該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草原。”
尕讓交掰起指頭算了一筆賬：他家有草場1200畝，用于“三結合”順勢養殖集成技術的牧場400畝，2020年養殖牦牛87頭，飼喂周期118天，當年全部出欄，平均日增重920克，實現效益21萬元。尕讓交說：“飼養1頭牦牛，過去需要25畝草場，現在不到10畝，出欄時間還縮短了將近一半。”
據悉，截至2021年1月，若爾蓋縣已建成“三結合”順勢養殖集成技術示范牧場142個。
綠草茵茵，流水潺潺，鳥翔藍天。尕讓交向我揮手告別，眼前，一幅壯美畫卷正在若爾蓋縣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