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紙貴指的作品是(澄心堂紙:南唐李煜為何如此愛她?藏在洛陽紙貴里的人生啟示)
很久以前,洛陽紙貴,作品的價值決定了紙張的價格,后主李煜亦為之癡迷,任她妖嬈了好些朝代。
她,是澄心堂紙。
眾所周知,造紙術(shù)、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shù),是我們國家的四大發(fā)明。
據(jù)《后漢書·蔡倫傳》記載:“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筒;其用縑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wǎng)以為紙。”
由此可見,自東漢蔡倫開始,造紙術(shù)便在我國先民的智慧與實踐中,不斷地發(fā)展與完善,且隨商貿(mào)發(fā)展而傳至八方。
時至今日,紙制品仍是我們國家主要的出口產(chǎn)品,遠銷海外。
在讀書人的推崇下,毛筆、黑墨、宣紙、硯臺被稱為“文房四寶”,隨著各個朝代制作工藝的傳承,所指皆有變化。
且聽我娓娓道來:
01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后主李煜久居金陵,與之毗鄰的徽州(今安徽境內(nèi))受其影響,文風昌盛。
“文房四寶”在該時期,是指在安徽境內(nèi)的宣城諸葛筆、徽州李廷圭墨、徽州澄心堂紙、徽州婺源龍尾硯。
其中,澄心堂紙是紙制品、書畫紙中的珍稀品,體現(xiàn)了當時造紙技藝之高。
蘇易簡(宋)所著的《文房四譜》中提到: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歙民數(shù)日理其楮,然后于長船中以浸之,數(shù)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jié)之,于是以大熏籠周而焙之,不上于墻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不難得知,在南唐時期,由安徽歙縣生產(chǎn)的紙品工藝精湛:膚卵如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冠于一時。
此類紙張較大,適合大幅書畫之用,深得后主李煜所喜愛。
后主李煜將它稱之為“紙中之王”,特辟其宴居、讀書、閱覽奏章的“澄心堂”來藏紙,故而取名“澄心堂紙”,簡稱澄心紙。
澄心之名取自歙縣母親山與覆船山之間一道“石門九不鎖,天門夜不關(guān)”的天然奇觀,而這兩山之間有天下第一心——云溪穿心而過,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天然道場。
當?shù)厝艘栽旒垶闃I(yè),產(chǎn)業(yè)繁榮,有詩云:“山里人家底事忙,紛紛運石迭新墻,沿溪紙碓無停息,一片舂聲撼夕陽。”
后主李煜為得到該紙,不惜花費重金遍尋造紙的高手,設(shè)立專門的機構(gòu)進行監(jiān)造,親自到澄心堂觀賞造紙過程,甚至會與工匠一起工作。
經(jīng)反復試寫、改進,澄心堂紙的制作工藝日臻完善,成了宣紙中的珍品。
令人扼腕的,是隨著南唐湮滅在歷史里,澄心堂紙的制作技術(shù)也隨之失傳。正版澄心堂紙早已成為稀罕之物,至北宋時期,已然不可多見。
后世之人幾欲尋回其制作之法,均未能如愿。
宋劉攽(宋)詩曰: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后人聞名寧復得,就令他得之當不識。
蘇軾、梅堯臣、董其昌等各朝文人對該紙亦是推崇,并以得此而倍感幸運。
02
造紙術(shù)剛出現(xiàn)時,紙質(zhì)及數(shù)量遠遠滿足不了需求。
晉代左思的《三都賦》寫成后,得眾人作序推薦下,瞬間傳遍洛陽文學圈子里。權(quán)貴之家爭相傳抄,導致紙價上漲,“洛陽紙貴”由此而來。
此間的紙只是作為一種記錄的載體,本身的價值視市場需求而定,甚至是作品價值的大小決定紙張價格的高低。
到了造紙工藝不斷完善的階段,出現(xiàn)了如澄心堂紙這樣制作精美、數(shù)量不多的產(chǎn)品時,紙張價格的影響因素便由此發(fā)生了轉(zhuǎn)變。
即便沒有書法或畫作在澄心堂紙上,這紙依舊有著它難以替代的價值,且此類紙的制作工藝繁雜、考究,數(shù)量稀少,更是容易成為珍品。
當一眾書法大家對此爭相用之,以作品與紙品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筆墨之間,此一幅書畫作品更是世間珍品。
正如蔡襄(宋)的《澄心堂紙?zhí)防镎f道: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愿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卯重陽日,襄書。
蔡襄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共稱“宋四家”,該貼是其委托他人制作或是搜尋澄心堂紙而作,紙質(zhì)縝密光潔,極為可能是澄心堂紙的紙張樣本,再配以蔡襄渾厚的筆法,更是無價之寶。
03
紙是如此,人又何嘗不是。
起初,我們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顯示出自身價值。繼而,待自己的能力和專業(yè)水平不斷提升后,自我的價值也能逐漸地體現(xiàn)出來,可謂是“打鐵還需自身硬”。
彼此能力接近或是價值觀相似的人若能相互合作,則更有機會實現(xiàn)共贏,創(chuàng)造出超越本身的無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