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學院修改器文章列表:

• 1、當AI畫得越來越好，人類要有危機感嗎？
• 2、大學里面尷尬的文科：今天我們為什么依舊需要人文精神？
• 3、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水平應用型人才，合肥學院——在家門口培養高素質工程師
• 4、一個字教上萬遍！她把聽障兒子送入大學
• 5、高校首次開設元宇宙院系，人工智能類專業為何這么香？

當AI畫得越來越好，人類要有危機感嗎？

【文/觀察者網 李煥宇】讓機器幫助人類完成絕大部分工作曾是不少人對未來的暢想，可如果有一天機器連工作崗位都給拿走了，那又會怎樣？

1811年，被機器排斥的英國工人們將其視為貧困的根源，他們用搗毀機器的方式反對工廠主，力爭改善勞動條件，這場運動后來被稱作“盧德運動”。

200多年過去，大機器生產早已在現代社會普及，但類似“盧德運動”那樣對先進生產工具的焦慮甚至恐懼卻從未就此斷絕。

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在繪畫領域。

2022年，憑借著打通了“文字輸入——圖像生成”的分類模型——CLIP模型和高效合成視覺數據的擴散模型（Diffusion），人工智能（AI）繪畫已不再是一小部分技術愛好者的專利。Disco Diffusion、Midjourey、Stable Diffusion......功能強大的AI繪畫工具接連推出，一個普通人只需輸入一些提示詞，就能讓AI在幾秒之內幫你完成一副專業級畫作。

推特用戶@HoDaRaKe的AI繪畫作品《失落的黃金城》

中國公司也在緊追潮流。國內搜索巨頭百度依托飛槳、文心大模型推出了自己的AI 作畫工具——文心·一格。相比于國外的工具，百度在數據采集、輸入理解、風格設計等多個層面持續優化對中文關鍵詞，尤其是那些可能會因文化差異產生歧義的關鍵詞（比如“龍”）的處理，以更好地服務中文環境用戶。

文心·一格的作品

不過，如果說此時人們還能以好奇或是欣賞的心態看待AI繪畫的話，接下來的事情已經讓一些人感到不妙了。

今年8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場美術比賽中，一副叫《太空歌劇院》的作品拿下了大賽的“數字藝術”大獎。然而，這幅圖并非出自人類之手，而是由一名39歲的游戲公司老板艾倫（Jason Allen）利用AI繪畫工具Midjourney創作的。

艾倫并不是一名藝術工作者，此前也從未參加過藝術比賽，他是用Midjourney生成了100多張圖，然后花幾周的時間去調整關鍵詞，最后從中選出三張，將其微調、放大，最后寄給了賽事方。

這樣的作品拿了大獎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人們質疑由AI批量生產出來的作品能不能稱之為藝術。

可還沒等人們就AI作品的“藝術屬性”爭出個所以然來，更直接的威脅出現了。

今年9月，用AI寫小說的網站“NovelAI”向公眾開放了其基于Stable Diffusion，用于給小說配圖的AI繪圖工具——NovelAI Diffusion。

相比于其他工具，經NovelAI調整的工具非常擅長畫“二次元”風格的圖像：

貼吧網友“AmberK”用NovelAI Diffusion創作的圖片

眼看著AI的畫畫水平越來越高，一些畫師們不禁擔心，再這樣下去，自己會不會丟掉飯碗。

對此，嘗試了Midjourey的日本知名自由插畫師齋藤直葵給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雖然有的畫師可能會因此丟掉工作，但AI更像是一個優秀的工具，而且還會創造更多的創意類崗位。

首先，AI畫出來的畫雖然精美，但信息要素過于雜亂，達不到進行商業消費的需求，需要進行再加工，而與其為了滿足需求進行再加工往往還不如讓人重新去畫一幅。

其次，雖然AI作品直接投入商業化有些困難，但這些作品可以很好地激發人類畫師的靈感，從而提升人類畫師的水平，AI的作品也可以以素材的形勢幫助人類畫師更快、更好地出圖。

最后，由于AI繪畫大大拉低了進入這一行的門檻，會有更多人有能力并且愿意投入創意類工作，為行業帶來更多活力。

他還以電腦為例稱，當初電腦繪畫崛起的時候也有很多人擔心繪畫要完，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電腦極大地促進了行業的發展。

正如齋藤直葵所言，在社交媒體上，很多畫師已經開始積極利用AI繪畫來提升自己的效率

百度文心·一格的開發人員也向觀察者網表示：

在藝術史上，上一次“焦慮”的原因是攝影技術的發明，后來的情況我們也都看到了：攝影技術并沒有“殺死”藝術，一方面促使藝術像更加“非寫實”的方向有了長足發展，另一方面攝影藝術本身就變成了藝術的一個專門分支。

因此他們在定位產品時并不是想完全替代人工，而是面向有設計需求和創意的人群，輔助創意設計，打破創意瓶頸。在他們看來，AI繪畫既能啟發畫師、設計師、藝術家等專業視覺內容創作者的靈感，輔助其進行藝術創作；也是為大眾提供一個零門檻平臺，讓每個人都能展現個性化格調，享受藝術創作的樂趣。

對于未來，文心·一格團隊認為，AI繪畫技術會帶來兩方面的變化：第一，作為一種新的工具，將使藝術創作過程進行AI協同進化，例如AI生成初稿后人工修改的新創作方式；第二，AI繪畫本身，可能會形成一種新的藝術流派。為此，他們將持續提升產品易用性、可控性、精美度、中國特色等；同時，進一步提高生成效率、降低資源消耗。

總的來說，作為AI繪畫工具的制作者，他們并不認為自己的產品會“奪走”人類畫師的工作，反而會形成新的機會。

但是，對內容創作者而言，AI繪畫引發的生存焦慮并不只是“沒班上”這樣簡單粗暴。

很多人擔心，AI繪畫其實是對人類作品的縫合、拼貼，因此這不但會侵犯原作者的版權，也會讓自己的AI作品面臨版權風險。

有畫師因此調侃道，在未來，或許“純手畫”都可以成為一種賣點：

那么，AI繪畫算不算是“縫合怪”呢？

對此，百度文心·一格開發組向觀察者網簡要介紹了其中的技術原理：

首先，AI從海量圖文對應的數據中學習“語言描述”與“藝術畫面”的關聯，這種關聯是豐富且復雜的：例如“山峰”可以是中國畫中的壁立千仞，也可以是油畫中的威嚴莊重，也可能在科幻設定圖中已經被機械掏空，建立了霓虹閃爍的未來都市。

在經過“語言描述”和“藝術畫面”關聯學習的基礎上，當我們輸入一段語言描述，希望創作一幅新的畫作時，AI將調動以上學習到的知識和能力，以隨機化的起點開始進行初步創作，數百輪不斷修正畫作，每一輪都會仔細檢查草稿與語言描述的一致性，以期讓作品與輸入的語言描述具有正確的關聯。在這個修正的過程中，整體的構圖不斷明晰，模糊和噪聲不斷被精確的配色和輪廓代替，最終形成在審美上與人類經驗與知識高度一致的成品。

因此從原理上講，最新的AI技術生成的圖片不是既有圖片的拼湊，而是類似人類經過長期繪畫訓練后的“再創作”，既有繼承，也有自己的特色。

還有網友用AI再創作的《華強買瓜》演示了“借鑒”跟“抄襲”的區別。

盡管如此，AI繪畫依舊面臨著版權上的爭議。

畢竟，AI無法憑空創造圖像，想要讓它學會畫畫，必須用大量的已有圖像來“訓練”畫畫能力，而這一過程有可能會侵犯到原作者的版權。

以當前最受歡迎的NovelAI為例，其訓練用的圖庫網站是“danbooru”，上面的很多圖并沒有得到畫師的授權，已經有一些畫師注意到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正在被AI“白嫖”。

而且，包括NovelAI在內，不少AI繪畫工具都開通了付費使用功能，但那些作品被拿去訓練AI的畫師往往無法在這一過程中受益。

此前曾向網友推薦過NovelAI的博主@Simon_阿文 就取消了之前的推薦，并明確表示該工具的作品會引發抄襲和侵權風險。

實際上，性質惡劣的案例已經出現。韓國一位畫師在直播作畫的時候其過程圖被網民直接扔進NovelAI進行“完善”，然后這個人搶在畫師之前把圖片發了出來，并標注為自己的作品。

韓國畫師的原圖（右），在創作過程中被AI拿去“完善”的圖（左）

對于這些從源頭產生的版權爭議，國內AI繪畫工具開發商“6pen”指出：

任何人，都可以借助諸如Stable Diffusion或別的一些開源模型來使用許多當代藝術家的風格，而這并沒有得到這些藝術家的授權。遵守道德和規則的用戶或產品，可能不會申明圖片的版權，但每天都在冒出的新的工具，其中大部分不會做任何措施阻止，或甚至哪怕說明這個問題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樣，曾經被用于模型訓練的許多原創藝術家，他們都沒有從中獲得收益，他們也對這一切無能為力。

針對這種情況，圖形起源CEO史海天在發表于36氪的文章中談到，如果能夠把藝術家在“創意”交易中的貢獻進行定價，那么理論上就可以為藝術家帶來一種適應AI創作的新型收益模式。他提出一種想法，即可以考慮在生成圖像的過程中引入一種“注意力機制”，準確定位詞語對畫面的影響，從而量化藝術家關鍵詞對生成圖像的貢獻，從而在原理上為藝術家的創意價值定價。

不過在現階段，最實用的還是讓AI繪畫工具的開發方能夠迅速處理由畫師反應的爭議。文心·一格方面就表示，百度對圖片版權非常重視，如果平臺未來開放出來的生成圖片侵犯到原作者權益，我們會提供投訴反饋通道，為相關權利人提供權利救濟渠道，迅速處理。

至于AI繪畫作品本身的版權，目前還沒有完全對應的法律法規。文心·一格團隊坦言，他們已經收到了很多圖片商用的需求，用戶希望把文心·一格生成的圖片用到商用場景里，但AI文生圖的版權問題是國內外法律都在持續探討的方向，百度方面能做到的就是盡快推出相應舉措，將國內外法律法規的最新進展更新給大家。

那么，只要畫師們能夠利用AI去提升水平，而各方也能就AI的版權爭議制定詳細的法規，人工智能的沖擊就到此為止了嗎？

畫師@__千九 認為，AI沖擊的是業界生態，以后買方市場（即甲方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差一只會畫畫的手）會逐漸轉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AI。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表情：

雖然講究畫師自我表達的賣方市場不會受到那么大沖擊，但絕大部分畫師都是靠買方市場養活的，單純靠磨練畫技并不足以從進入賣方市場。賣方市場的核心在于提供獨創性的新鮮內容，實現起來非常非常的難，但它是避免被AI替代的唯一出路。

另一位畫師@葵呆呆 則擔心，考慮到文化行業的現狀，AI應用于繪畫很有可能會“揠苗致死”，以一個很高的門檻“卷死”那些潛在的未來行業精英，最終導致業界整體的創意枯竭。

但這些，顯然已經不再是AI繪畫本身的問題。

200多年前，對于英國工人為改善勞動條件破壞機器的行動，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中評價道：“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

馬克思反對將先進生產工具和工人對立起來，指出當時英國工人勞動條件惡化的原因是資本主義而非機器。

他說：“機器本身對于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離’出來是沒有責任的......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

雖然馬克思的時代已無法跟現在相比，但云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國勝在2022年第4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指出，數字經濟時代智能機器人的“機器換人”在本質上也是“機器對工人的排斥”。在美國，以智能機器人為核心的機器大生產同樣帶來了生產率快速上升與工人工資收入停滯不前，而且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雇傭工人的人均產出與人均工資的發展軌跡非常相似。

他認為，社會主義中國需要高度重視以智能機器人為核心的機器大生產對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利沖擊，構建一攬子綜合性的政策體系，最大限度確保“沒有人因為智能機器人的廣泛應用而付出不公平的代價”。

大學里面尷尬的文科：今天我們為什么依舊需要人文精神？

在今天這個分工明確的現代社會中，文科似乎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尷尬的存在。大學的學科建制以及管理體系的日漸精密，使得談論人文精神越來越不合時宜，而數字化的考核標準也經常使得那些有志于學術的師生們在表格和課題、報銷之間疲于奔命。當我們想恢復人文精神本身的魅力和號召力時，卻往往屈從于瑣碎與枯燥的現實。文、史、哲似乎失去了曾經的意義與光輝，而成為了皓首窮經式的短饤之學。當文科失去了引領和啟迪的價值取向，在更多元的價值和選擇之間反思自己往昔的“傲慢”，我們又能對寄托了對真理的驕傲求索的“文科”，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而與之一起變得“邊緣”的，還有知識分子們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人文精神”。長篇小說的作用，很輕易地就被自媒體上的一篇特稿所代替，看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不如去抖音搜索“五分鐘給你講完XXX”的短視頻。分工越來越精細的社會分工以及視聽徹底被媒體占據的娛樂工業，已經習慣讓別人代替我們來思考，為我們提供現成的意見。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不再承擔起人文精神的“重負”，不再思考那些沉重而理想主義的命題，我們會活得更輕松嗎？

《“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日] 吉見俊哉 著， 王京 、史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8月。

《“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是日本社會學家吉田俊哉為以上問題所做出的答辯詞。跳出了“有用”與“沒用”的二分法以及文理分科之間思維的對立，吉田俊哉嘗試從大學的源頭，解釋文科的不可或缺性。而在他看來，文科的意義在于找到在商品社會日漸消逝的“博雅”的傳統。在這種傳統里，人的價值不在于分工和社會的需求，而在于一種通過知識與思考才能獲得的普遍性。已經成為現代公共生活重要原則的批判精神、對不同價值尺度的尊重，以及推己及人的反思能力，其實恰恰是被淘汰的人文精神的重要遺產。

撰文丨王升遠

大學的危機

就個人經驗而言，高考招生咨詢工作一般包括前線“擺攤”和后方“深談”兩部分。所謂“擺攤”，便是在出分當日，各高校在目標省份的某大學操場抑或會展中心一字排開，擺開陣仗，高分考生及其家長在諸多名校的熱情競逐中盡情享受自己為期一周的人生高光時刻，而平日里自視甚高的大學此時也只能放下身段，淪為被選擇對象，任人品評；所謂“深談”，則是將目標考生邀至各自后方的營地（為考生便利計，各高校往往被安排在同一賓館），一對一深入交流、輔導，當然，同檔友校間自然也少不了一番刀光劍影的競逐。在這樓上樓下短兵相接的比較-被比較、審視-被審視之間，無論是否愿意面對，當下中國大學的境遇、專業的冷暖都會以一種極端得令人尷尬、意外之形式呈現在你面前，大學中人所全心捍衛者，在招生市場上時而不免也會遭受赤裸裸的冷遇抑或蔑視，不過或許在高校畢業生招聘市場上，那種沖擊實感會來得更為真切。高考招生、大學招聘的趨勢，既是一個國家經濟、產業、社會發展的晴雨表，又折射出了社會對大學專業的普遍認知狀況，表里、因果盡在其中。

紀錄片《高考》。

具體到招生策略，近年來，除了各校的王牌專業有幸在招生目錄上“擁有姓名”，而那些就業前景不被看好的專業只能混跡在各類“試驗班”的名目之中，管見所及，基礎學科和傳統工科便是其中的常客。在分數上距離王牌專業（學科實力和就業前景雙重意義上）略有差距的考生和家長對此藏“拙”操作中的奧妙也大多心領神會，畢竟報考是一門關于性價比的學問。招生搏殺時，我們常常從考生那里聽到競爭對手直擊靈魂的殺手锏——“學XX專業有什么用？”無論是否靠譜，此言可謂一語拿捏了家長的死穴，畢竟在他們看來，就業意義上的“有用”幾乎便是決策中的決定性因素。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基礎學科和傳統工科不受待見似乎已是一種市場與時代的選擇。2020年出臺實施的“強基計劃”自然是管理部門意識到這一趨勢后采取的積極干預措施，但在其背面正是基礎學科、傳統學科不再是被社會普遍認同的優先項。

我想，吉見俊哉的《“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以下簡稱《沖擊》）近來對中文讀書界形成的沖擊，或許可以理解為某種超越國界、物傷其類的共鳴感，或者說，痛感。在這本討論“文科危機”的著作中，作者直言，“實際上這一‘危機’所威脅的不僅僅限于文科。倒不如說，恰恰是這一‘大學危機’，超越了文科和理科的鴻溝，它才成為日本大學需要直面的現實。”或許，將此言中的“日本”置換為當下的中國甚至美國、法國、德國，都似無不妥。直面“廢除文科學部”的危機對中國而言或許為時略早，然而以“文科危機”為表征的全球大學的普遍問題實則卻為各國所共有，無論是此刻抑或未來。我生于八十年代，那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度是社會的普遍共識；2000年前后，新世紀將是“生物學的世紀”也被人津津樂道，而今理化生卻似乎都只能被包裝在“自然科學試驗班”中艱難求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愿景亦不等同于實情。在這個意義上，文科的落寞恐怕只是“先退為敬”而已，大學的危機將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人們不得不直面的問題，而《沖擊》作為域外經驗對于當下學界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用與無用

《沖擊》中所臚列的大學生存環境問題（全球化、高齡少子化、人才競爭戰）乃至“國立大學改革方案”之因應，對我們而言都似曾相識。從“理科有用、文科無用”的社會認知、文理科競爭性經費的失衡，到文科省指導下的大學改革、競爭原則的引入、周期性學科評估、研究生擴招、教育管理部門對人才培養的強調、對組織調整和功能分化的凸顯、對“創新”服務社會經濟的期許，莫不盡然。這一時移-世易-備變的應對策略背后則是不由分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進化論邏輯。其結果是，文科從業者們“在日益窘迫的環境中，也更容易采取防御性的態度，不求發展，只求守住自己的領地。”在“創新”成為衡量大學國際競爭力水平和資源配置依據的時代，文科的相形見絀、不合時宜似乎無可申辯。

吉見俊哉，1957年出生于東京都。著名社會學家，東京大學教授、副校長。研究領域為都市論、文化社會學。代表性著作有：《博覽會的政治學》（中公新書）、《媒體時代的文化社會學》（新曜社）、《媒體文化論》（有斐閣）、《世博會幻想一一戰后政治的束縛》（筑摩新書）、《親美與反美——戰后日本在政治上的無意識》（巖波新書）、《何謂大學》（巖波新書）等。

而吉見先生卻試圖為之一辯。對于主流社會相關議論中的關鍵詞、理科思維下的單一尺度——“創新”，他援引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提出了異議，他將廣義上的“理科”與“文科”的意義維度區分為“完成目的的有用性”和“創造價值的有用性”。其中，前者“只針對事先給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價值尺度本身發生了變化，那么以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將變得毫無價值”，因此也“無法從內部突破既有體系”；而后者“則要求具有將那些可能在較長時間段中發生變化的多元價值納入視野的能力”，而“在多元的價值尺度中，為了在每一種具體情況下用最佳的價值尺度，就需要與各種價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離，采取批判的態度。深陷于某一個價值尺度，將失去應對新變化時的靈活性。”這一區分中至少暗含著文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它可以象征想象力，更應是防波堤。吉見在可比的意義上，通過對日本的索尼公司與美國的蘋果公司的比較，指出“日本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缺乏在歷史大潮中改變價值尺度，并大膽預測未來的力量。”而陳平原的憂慮和提醒則更為普遍的現實性。他在討論人文與科技的關系時表示，“技術進步無法阻擋，但其對于人類思想及道德的挑戰不能忽視，起碼必須未雨綢繆，不能任憑某種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單兵突進。”（陳平原：《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收入《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年3月，第27頁。)這些年數字化、人臉識別技術、AI、人工智能摧枯拉朽的迅猛發展，而其問題在近年來也已逐漸凸顯，當此時也，“文科何為”值得重思。

作為文科出身的東京大學的副校長，吉見試圖回應的問題，毋寧說也正是我們當下不得不直面的問題——文科該如何活下去？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出給國家、社會、學生的問題，不如說是出給教育管理者們的問題，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在已身在“創新”風潮中的文科教師、學者們的生存問題和包括資源分配等與學科存亡息息相關的關鍵問題。作為一個從事日本文史教學與研究的“文科”從業者，自然不難理解其良苦用心，且心同此心、感同身受；甚至不妨明言，文科危機，四海攸同。不過，這里似乎依然有兩個問題需要仔細推敲、斟酌。首先，這種寬泛的“文科”“理科”區分是否會在“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意義上混淆了理科與工科醫科、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和功用。前文談到的“強基計劃”，在政策制定者那里，正是“要突出基礎學科的支撐引領作用，重點在數學、物理、化學、信息學、生物學及歷史、哲學、古文字學等相關專業招生”。基礎學科的意義需要以官方政策強力傾斜支撐本身，其背后不正是人文學科和理科被認為“短期無用”嗎？在這一點上，日本與中國別無二致，吉見就坦率地指出，“‘掙錢的理科’與‘不掙錢的文科’這一對立成為了世間的‘常識’，這才是隱藏在本次‘廢除文科學部問題’引發的事態背后的真正的根本性問題。”其次，吉見指出，今天日本的“重理”路線實則是戰時總力戰體制、“選擇與集中”政策的慣性延續。這一戰時日美爭勝的邏輯轉而在當下提高日本大學“國際競爭力”的語境下得以繼承，此說堪稱洞見。而在批判理科式“完成目的的有用性”時，作者給出了兩個案例：“日本經歷了這樣的教訓，戰爭時一說‘鬼畜美英’，大家都眾口一詞痛斥‘鬼畜美英’，戰后一說‘高速增長’，大家又都朝著‘高速增長’奮力疾行。”在這一論述中，戰后與太平洋戰爭時期似乎共有某種因理科式“工具理性”而形成的目的批判、價值相對自覺之缺失。關于前者，作者在本書第一章做了具體的展開：

二戰中的日本抱著戰勝美國這一明確的目的，以能夠直接貢獻于此的理工科應用型學問為中心，全力動員大學的知識資源支撐戰爭，結果卻是一切化為灰燼，國民遭受滅頂之災。視目的為既定要求，一味追求作為工具的有用性——從這樣的思考模式之中，無法產生“其實戰勝美國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樣對目的本身進行客觀批評的視點。在那個時代，擔負知識生產責任的大學本應該做的，不是跟風設立有助于提高軍事技術水平的研究所，而是勇敢地指出大家正在追求的目標從根本上是錯的，從而轉換價值標準，確定新的目標，開創出新的時代。

在目的-價值二元論中，吉見先生以“日本戰勝美國是否可能”的問題（而非近代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作為批判理科“目的有用論”的批判似乎暗含著“如若可能，便可支持”的邏輯是否妥帖（在戰時日本，理科以科學技術殺人，而文科用思想文筆殺人，雖強度、烈度有別，但在“目的/價值給定”的意義上別無二致，“筆部隊”此之謂也）且按下不表，需注意的是，這一觀念實則是以流動性的“多元價值”之存在空間、以“價值有用”為追求的文科之批判空間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是，這一先決條件本身卻并不是自明的。而若價值唯一，那么質疑與批判是否可能，對于明治以降的日本歷史而言，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既然在某些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價值難以多元，如此則從多元價值的可能性上討論文科存在的價值恐怕就有些勉為其難。并非是要徹底否認吉見的立論基礎、求全責備，因為此書原本便是在“‘歐美列強’的全球性學術霸權不斷推進的當下”、以日本民眾為預設讀者，而只想強調，落實到實踐層面，這一論斷并不具備超越時代和國界、可操作的普遍性。

日劇《龍櫻2》劇照。

另外，并非有意潑冷水，吉見先生的預設讀者是日本的一般民眾，大概率事件是，在觀念層面人們會認為先生所言不無道理，但卻無關自己的現實選擇。盡管如此，這種發聲依然是必要的、可貴的。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不厭其煩地主張文科的價值，這顯然是搞錯了對象，實則無需多言，因為我們需要著意對話的對象應是“圈外人”——包括政府官員、一般民眾乃至行外專家，因為他們或許在更大程度上左右、影響著文科的當下命運和未來走向。陳平原教授便曾明言其近年來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向圈外人發言，讓他們明了人文學的意義；或者說，如何向已達成某種默契的‘社會共識’挑戰，證明人文學的存在價值及發展空間”，強調“人文學者要學會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公開地、大聲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貢獻與重要性”。茶杯里的風波、微信群里的牢騷于事無補，抬頭看路，我們需要更多的陳平原。

有形與無形

大學、學科是一個歷史性產物，自有其壽命和限度，人類社會對大學與學科認知進程之嬗變無疑也是不同時期、參數不斷變化的前提下，權力、社會、市場與人等諸多要素綜合約束、協商、作用的結果。有時，究竟是社會誤解、拋棄了大學，還是大學中人錯付了時代、誤判了社會，誰辜負了誰，還真難說。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對大學、對學科做“去歷史化”理解是要不得的，而基于現實困境的歷史回望將賦予當下觀察以必要的歷史感覺。吉見敏銳地指出，“日本的大學被‘全球化’‘數字化’‘少子高齡化’三大浪潮席卷。這三大浪潮使得大學、學問以及社會的存在方式發生了三重變革，任何一所大學都再也無法依靠既有的方式繼續生存了。也許是為了應對社會流動性、無邊界化以及不穩定性等一系列問題，大學知識生產的存在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并將其主要特征總結為知識的市場化、全球化、數字化和復雜細分化。

日劇《麻辣教師GTO》。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雖名為“‘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實際上，作者只是以“廢除文科學部”所形成的社會震動作為引子，向問題引向對這一事態所造成的“沖擊”及其內在機制問題的討論，和對權力-資本-大學三元關系的再認識和對當下日本大學體制自身的批判性展望。我想，這或許是工作原因不得不長期周旋于三者之間、為東京大學發展殫精竭慮的副校長所獨有的觀察視角。吉見對21世紀現實的定性是穩定而明確的——這是一個“人、知識、資本等所有方向都在向流動性、無邊界化方向不斷發展的世界”，然而，左右大學發展的諸要素之間卻始終“相互誤解”，權力的邏輯（基于財政支撐的方向指導）、資本的邏輯（基于領導權威、指令體系的高效運轉）與大學本有的邏輯（獨立自由的學術共同體與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疊加的二重性）之間齟齬不斷，成為日本大學改革的難言之隱，吉見甚至以幕末日本為喻，痛批“明明‘黑船’已經來襲，人們卻還固守幕藩體制”，而他給出的藥方自然是價值、觀念上的“開國”、破壁，打破大學內部利益集團的堅硬外殼，以更為靈活（宮本武藏的“二刀流”式）、柔軟的姿態（謂之“蛞蝓魚”）應對流動、互通時代的挑戰。吉見列舉了要沖破的五重壁壘，竊以為這實則關系到大學存在的一個基本的價值問題，比如，誰來決定/定義學生的學什么/成為怎樣的人，是大學/學科，還是學生自身；教師將是否/如何捍衛有形學科建制下自己的權威性、精英意識和優越感；在生源嚴重流失和保住個人教職之間如何把握脆弱的平衡。

日劇《夏目漱石之妻》。

一個教日本文學史的同行曾不無焦慮地對我抱怨說：我的學生們好像大多沉迷于東野圭吾這樣的流行作家，而對夏目漱石這樣的經典作家提不起興趣，如何能讓他喜歡上夏目漱石呢？這讓我想到了柄谷行人文學觀、批評觀之轉型。在發表于2015年的演講《移動與批評》中，柄谷不無沮喪地表示：

我已經沒有心情去積極思考文學。……實際上，我覺得近年來，文學已經沒什么特別的價值了。比如說，在日本的大學里，文學部已相繼消亡，文學的地位無疑是在下滑。今天如果說一個作家受人尊重，那是因為其作品賣得好，賣得不好的作家不被關注。與其說這是在評價文學，不如說是一種基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理的評價。

以前不是這樣，文學的讀者少也無妨。搞文學的人都有著這樣一種信仰：現在沒人讀，早晚會有人讀的，并會名垂青史。……他們對文學的態度近似于宗教信仰。……但我已沒有心情找回對文學的信仰。我的一個年輕朋友在東大教英國文學，他說，他的學生們既不讀小說，也不懂小說的讀法。所以，他就先讓他們讀《哈利·波特》，然后再逐漸引導他們去讀文學。我為自己從大學離職深感慶幸。

但類似情況以前也曾有過。1970年代去美國時我才知道，學生們都是在高中和大學的教室里讀文學作品的。我深感震驚，因為文學不是在學校里修習的。……

所以，雖說我不做文學批評了，但也并不是說我就開始做與此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了，并不是從文學轉向了哲學和理論性的工作。……我不搞“文學”，也同樣意味著不從事哲學和理論性工作了。(柄谷行人:『柄谷行人講演集成（1995年―2015年）』、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2月、第259-261頁。)

美劇《英文系主任》。

美國大學里文學系的慘淡狀況，由去年熱映的美劇《英文系主任》已可見一斑，從美國到日本再到中國，文科（尤其是人文學）地位、境況的下滑與衰微恐怕是全球性的問題。以我所在的外語專業為例，近年來各高校因轉專業而導致的生源流失問題日益嚴重，外語學科實際上已處于危機邊緣，而遺憾的是，我們關于學科的既有認知、理解與學科現實境遇之間似乎存在著顯見的錯位和滯后。如果文學不再是一種信仰，如果夏目漱石、狄更斯已敗給東野圭吾和哈利·波特，如果我們只能目送文學時代遠去，那么可以調整的只能是應對的心態和姿態。我想，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未必是單指有某種理想和信仰的人，更應該是那些可以呵護理想之火不滅之人。如若我們捍衛的不是有形的人文學科，而是無形的人文精神，那么，文科將可能從工業時代式千篇一律的標準化操作走向后工業時代式的個性化定制，“向著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進行交互組合的時代過渡”，學生將以個人的志趣自主、能動地組合出若干種個性化的修讀方案。在吉見看來，“當文科知識與實務的、工學的等有效期較短的知識相組合的話，這種有效性就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作用。”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1941年生于日本兵庫縣尼崎市，早年就讀于東京大學，先后獲經濟學學士和英文科碩士學位。畢業后曾任教于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和近畿大學，并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和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榮休。他是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著名理論批評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種。代表作有《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世界史的構造》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于2004年由巖波書店出版。

反躬自問，我們應飭力捍衛的，可以是有形的學科建制，更應是無形的人文精神；面向學生，我們應該傳授的，可以是what,更應是how，應傳遞的，可以是有疆界的“知”，更應是無邊界的“識”。就連宣稱早早脫離苦海，放棄了文學、哲學研究和評論的柄谷行人也承認，“只要是寫出來的文本，那么文學批評可以處理一切對象。如果是經濟學、歷史學之類，在專業之外則無用武之地，但文學批評則能做到”。（柄谷行人:『柄谷行人講演集成（1995年―2015年）』、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2月、第262頁。）人文精神固然可以藉由人文學科得以賡續，而當下境遇慘淡；但更可靈魂出竅、破繭成蝶從而無往不至。就文學而言，傷感回望文學的黃金時代自然是無可厚非的個人選擇，但似乎還有一種更為可貴的達觀態度，這讓我想到了黃苗子的遺囑：

關于骨灰的處理問題，曾經和朋友討論過，有人主張約請幾位親友，由一位長者主持，肅立在抽水馬桶旁邊，默哀畢，就把骨灰倒進馬桶，長者扳動水箱把手，禮畢而散。有人主張和在面粉里包餃子，約親友共同進餐，餐畢才宣布餃子里有我的骨灰，飽餐之后“你當中有我，我當中有你”。……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會覺得惡心，怕有人吃完要吐。為此，我吩咐我的兒子，把我的小瓶子骨灰送到我插隊的農村，拌到豬食里喂豬，豬吃壯了喂人，往復循環，使它仍然為人民做點有益的貢獻。

或許，放下架子、面子，不憚成為“二刀流”中的短刀，拋除升降榮辱之心，一定程度上超越價值觀念和現實利益、近期目標與遠期愿景間無休止的拉扯，在“你當中有我，我當中有你”的互滲中進入新的循環，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神秀）走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慧能）未嘗不是一個更為光明的方向。

撰文/王升遠

編輯/朱天元、羅東

校對/賈寧

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水平應用型人才，合肥學院——在家門口培養高素質工程師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技能人才占就業人員的比例達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達到1/3。教育部也積極鼓勵以組織模式創新牽引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變革，加快培養多元化、創新型、復合型的各類卓越工程師人才。

從大學生到工程師，高水平應用型人才如何創新培養？作為國內最早進行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本科高校之一，近年來，合肥學院圍繞專業、就業、產業“三業一體”辦學理念，在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水平應用型人才方面進行探索實踐。

——編 者

專業圍著產業轉

人物：大一新生陳韜

地點：合肥學院

一手拿紙板，一手握剪刀，沿著線條仔細裁剪；比照模型指南，計算比例、拼湊組裝……不一會兒，一輛汽車模型的前輪雛形初顯。

正在專心組裝模型的，是合肥學院先進制造工程學院智能制造工程專業的大一新生陳韜（見圖①，受訪者供圖），“打小我就對汽車感興趣，希望成為一名汽車工程師”。

“結合我的興趣，老師和家人推薦了合肥學院。”填報高考志愿時，陳韜決定報考合肥學院。他了解到，這所學校主要培養應用型人才，“有我喜歡的專業，還是校企聯合培養，許多學生畢業后能到車企工作。”陳韜說。

在安徽本地，合肥學院有著“合肥工程師搖籃”之稱。這所“改革中誕生、開放中成長、創新中發展”的省市共建、以市為主的全日制公辦本科院校，還有另一個“身份”——1985年，合肥學院成為國內中德共建的兩所示范性應用型高校之一。

2010年，教育部啟動“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合肥學院入選第一批高校名單。隨著國家出臺政策引導一批本科院校轉向應用型學校建設，合肥學院“地方性、應用型、國際化”的辦學方向更加明晰。

“近5年，學院畢業生在皖就業率達70%，在省重點產業就業率提高近6個百分點。”合肥學院學生處副處長張應杰介紹，不少本科生畢業后即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工作。

長期以來，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錯配等問題，困擾著產教融合深度推進。高校如何應對？合肥學院院長吳春梅介紹，為推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緊密融合，學校探索了專業、就業、產業“三業一體”人才培養模式。

“對標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網聯汽車等十大新興產業，以及合肥市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16條重點產業鏈，近年來，我們優化升級了18個本科專業，新設智慧交通等10個專業。”吳春梅說。

陳韜所在的智能制造工程專業，正是新設的10個專業之一。2019年9月，合肥學院成為安徽省第一批開設智能制造工程專業的院校。今年該專業共有72名學生，配備的8名專業教師都有在企業掛職或參與項目合作的經歷，“目標是培養儲備智能裝備、產線設計開發集成與智能運維管理方面的人才。”合肥學院教務處處長王曉峰說。

走進智能制造工程專業實驗室，一個“龐然大物”映入眼簾——多功能智能裝備集成平臺。合肥學院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金飛翔正和工人們一道安裝調試，“有了這個新安裝的平臺，學生可以更熟悉系統集成相關操作。”

陳韜原以為，一來就要學實踐操作，沒想到接觸更多的是理論課。“我們的目標是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能解決復雜工程問題、可多部門跨專業協作，并具有終身學習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卓越產業工程師。”王曉峰解釋，為此，學生必須培養學術思維，穩扎穩打上好理論課程。

陳韜說，希望畢業后成為一名智能汽車領域的工程師，入校后，感到自己離夢想越來越近。

課堂搬進企業里

人物：大三學生汪潤泓

地點：大陸馬牌輪胎（中國）有限公司合肥工廠

早上6點，天剛蒙蒙亮。汪潤泓（見圖②，朱俊騏攝）背起書包，往校門口的公交站點趕。沒一會兒，大陸馬牌輪胎合肥工廠的班車駛來。

汪潤泓是合肥學院大三學生，這學期和其他15名同學一起，每周二至周五到工廠進行實訓。汪潤泓在硫化終檢部門實習，導師是企業工程師，其他同學則安排在密煉、熱處理、成型等不同部門。

“電氣工程師和機械工程師會帶著我們熟悉操作流程，還會提供先進設備的資料讓我們學習。”汪潤泓記得，進廠不久，導師讓他在車間設備上接線。雖然在課堂上學過，可實際操作起來，他連接線口都找了半天。“理論與實踐得打通融合。”工廠硫化終檢工段電氣工程師洪飛說。

在合肥學院的培養計劃里，類似的產教融合還有很多。先進制造工程學院自動化專業與17家企業簽訂協議，學生要走進企業開展專業實踐；能源材料與化工學院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要求，學生大三上學期要入企開展為期10周的認知學習，大四下學期重返企業輪崗鍛煉；城市建設與交通學院土木工程專業，實踐類課程學分占比超過30%……

“我們和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組建了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面向各級學生有針對性地開展實踐教學活動。”合肥學院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學院院長檀明介紹，學生從大三進入實訓環節，工程師出題，學生接招，分成項目小組參與企業開發場景。“接到題目后，我和4名同學組成團隊，用1個半月開發出智能排班醫療系統，最終獲得中國大學生服務外包創新創業大賽企業命題組團體二等獎。”合肥學院軟件工程專業2018屆畢業生張趙飛記憶猶新，“通過實訓，我們更加清楚所學知識能用在哪里，能解決哪些實際問題，也倒逼我們彌補知識漏洞。”畢業后，張趙飛順利入職科大訊飛。

“把課堂搬進企業里，讓企業參與教學，老師和工程師共同培養學生的素質與能力，在真正的企業環境下鍛煉，作為未來工程師應該具備的工程應用能力會顯著增強。”檀明說。

近年來，合肥學院先后有300余名學生參加了科大訊飛工程師指導的認知實習與工程實訓，120名學生赴企實訓，50多名畢業生入企工作，形成高校人才培養和企業人才引進的雙贏機制。

此外，學院還制定了“雙能型”高層次人才引進政策，已有20余名教師通過赴企掛職鍛煉等方式成長為“雙能型”教師；同時，結合企業對學生進行綜合評價，企業根據學生實踐期間的表現、能力和行為習慣等全方位打分。

這學期的企業實訓期中匯報上，汪潤泓和小伙伴們將幾個月來的實習收獲一一展現，由企業高管、工程師導師等組成的評審團逐個點評、打分。汪潤泓重點介紹了維修檢護硫化機、掌握電氣知識、與人溝通等能力的突破，“收獲很大。”

高水平應用型人才更搶手

人物：工程師朱金幸

地點：大眾汽車（安徽）有限公司

大眾汽車（安徽）有限公司生產廠區的會議室里，變更管理工程師朱金幸（見圖③，湯智怡攝）與20多名部門負責人及技術專家圍桌而坐，討論汽車零部件變更清單。

畢業僅1年的朱金幸，此前就讀于合肥學院機械電子專業，也是學院中德合作班的學生。大三那年，朱金幸到德國交換并在大陸輪胎公司實習。畢業時，她拿到大眾安徽、蔚來等企業的錄用通知，成為一名“家門口”培養的國際化工程師。

1985年，安徽省與德國下薩克森州簽署合作協議，合肥學院成為中德省州共建的示范性應用型高校。2015年10月，中德兩國總理共同參觀合肥學院，一致同意在合肥學院設立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2016年以來，合肥已投入近18億元建設該示范基地。

“德國制造業水平全球一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雙元制高等教育的發展。”合肥學院國際交流與合作處處長張慧介紹，雙元制高等教育模式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創設的職業學院，如今德國已有近1500個雙元制專業。

據介紹，在這種教育教學模式中，校企深化合作，企業全流程參與應用型本科人才高質量培養，打破學科壁壘，培養學生創新能力與精神。借鑒雙元制高等教育理念，2016年，合肥學院與德國埃姆登/里爾應用科學大學、德國大陸集團合作開設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2021年，與德國奧斯納布呂克應用科學大學簽訂協議，12個專業納入雙方互授學位項目；去年7月，又與大眾安徽、合肥市經開區共建大眾學院，儲備“種子工程師”。

為什么要培養“種子工程師”？“隨著制造業企業高科技化、工廠智能化，‘藍領’人才呈現工程師化趨勢，我們也越來越希望吸引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特別是國際化培養背景的高技能人才。”大眾汽車（安徽）有限公司人事部培訓與發展經理董垚介紹，眼下，公司最缺的就是研發、生產、質保等方向的人才，尤其是既懂專業又懂外語的國際化工程師，像朱金幸這樣的畢業生很受歡迎。

“在雙元制課程設置中，我們加入了時間管理、有效溝通等技能。”董垚介紹，校企協同育人，將研發、生產、管理和商業運作等流程融入教學環節。在“多場景、多階段、多目標”培養模式中，“種子工程師”的專業素養、工程實踐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不斷提升。

目前，合肥學院已與德國19所高校建立合作，已設立1個教育部批準的中德合作辦學專業，共向德國高校派出留學生2300人、教師460名接受教育或培訓。

高水平應用型人才愈發搶手，離不開新興產業的突飛猛進。近年來，安徽作為新興產業聚集地的特征愈發鮮明，集成電路產業集聚上下游企業400多家；從零部件到電池再到整車，已初步形成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僅合肥便已集聚規上企業305家。據統計，集成電路研發工程師、新能源汽車暨智能網聯汽車機械工程師、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師等人才在合肥較為緊缺。

“教育、科技、人才，起到了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合肥學院在應用型本科高校建設中做出了有益探索，今后，我們還要繼續向前，創新培養模式，打通教育鏈與產業鏈‘最后一公里’，服務科教興國戰略。”吳春梅說。

來源：人民日報

一個字教上萬遍！她把聽障兒子送入大學

安徽阜陽男孩王霄瀚

出生9個月時被診斷為重度耳聾

為讓兒子接受與健全孩子一樣的教育

母親王常梅通過讓其摸喉嚨的方式

教兒子認口型咿呀學語

今年夏天

王霄瀚以超當地一本線61分的成績 被石家莊鐵道大學 錄取

這離不開自身的努力

更離不開為了他堅持十八年的母親

兒子9個月大時被確診重度耳聾

母親決定為孩子“創造活路”

母愛可以創造奇跡

這句話在王常梅母子身上

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2004年，王常梅生下一個男孩

取名王霄瀚

然而，在小霄瀚9個月大的時候

王常梅發現

兒子對外界的聲響沒有一點反應

“我們抱著孩子去醫院問

醫生說是重度耳聾”

聽不到外界的聲音

也聽不到自己的發音

就意味著失去說話的能力

為了讓兒子康復

生活本就拮據的夫婦倆

四處借款，輾轉多地求醫

北京一位專家的話讓她重燃希望：

只要精心陪護

聾啞兒童依然可以學會說話

甚至借助人工耳蝸

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樣學習、生活

擦干眼淚，生活還得繼續

王常梅開始接受現實

決心照顧好小霄瀚

“我們一起堅持

一定能給孩子創造個活路！”

王常梅對丈夫說

靠摸母親喉嚨學習發聲

一個字練習上萬遍

夫妻兩人經過商量

丈夫繼續在工地打工養家

王常梅則全身心投入孩子的教育

她按照專家教授的方法

讓兒子摸她的喉嚨

一邊感受聲帶振動

一邊學著口型模仿發聲

她在墻上貼滿了各種圖片

每天對著圖片教孩子發音

“一開始，孩子不知道張嘴

更不知道發聲

我就一遍遍重復、引導

用糖果鼓勵，想盡了辦法”

直到有一天

小霄瀚口中發出含糊不清的“媽媽”

她怔了一下

繼而緊緊摟住兒子，淚如雨下

對母子而言，一個字練習上萬遍

已經習以為常

讓王常梅慶幸的是

能在艱難時刻， 遇到善良的人

“每個月有低保

如果不是政府和好心人的幫助

真不敢相信能撐到今天”

2011年，在親戚和社會人士的幫助下

他們終于湊足錢

給孩子裝上了人工耳蝸

漸漸長大的小霄瀚也很懂事

他用健全人的標準衡量自己

加倍努力學習

英語聽力一度讓他極不適應

他一遍遍用播放器慢速播放

再逐漸提高速度

憑借著超出同齡人的刻苦

他在校成績名列前茅

超出一本線61分，考入大學

“想早點報答父母，回饋社會”

今年高考

王霄瀚以超出一本線61分 的成績

考入石家莊鐵道大學

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

收到錄取通知書那一刻

52歲的王常梅失聲痛哭

既是為孩子考入大學喜極而泣

更是為多年來的付出得到了回報

王霄瀚則拍著媽媽的肩膀

輕輕為她拭去眼淚

本月18日，王霄瀚和父親來到大學

順利完成新生報到手續

他告訴遠在老家的母親

自己已經很快適應

一切都好，請她放心

相比一路走來的不易

王霄瀚更愿意講述母親對他的愛

“我最感謝的就是媽媽

不是她的堅持

可能我一輩子都聽不到聲音

不會張口說話”

王霄瀚表示，會繼續努力學習

用優異成績回報父母

以及這些年給予自己關愛的人

“想快點工作，報答父母，回饋社會”

堅強的母親、懂事的孩子

共同用愛和信念

書寫了這個暖心故事

祝王霄瀚學有所成！

總臺記者/王迪 王利

來源： 環球時報客戶端

高校首次開設元宇宙院系，人工智能類專業為何這么香？

#金融知識普及月##9月財經新勢力#

2021年以來，國內各大互聯網巨頭們都在布局元宇宙賽道。比如，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網易、百度等紛紛加入元宇宙賽道。不僅如此，近日就連高校都在開設與元宇宙相關的研究。筆者注意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學9月24日，宣稱設立國內高校首個元宇宙院系，并將該校的人工智能學院信息工程系正式更名為元宇宙工程系。這也是國內高校第一個以元宇宙命名的院系。

無獨有偶，其實早在今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交叉科學研究院就成立了國內高校首家元宇宙研究中心。據了解，人大設立這個元宇宙研究中心，主要是將進行一系列元宇宙相關的學術活動和研究，如推出研究報告、出版中英文書籍和發表論文等等。

筆者認為，高校之所以紛紛開設元宇宙課程，熱度是一點，市場需求才是根本原因。元宇宙賽道未來可期，據彭博社數據，估計2024年元宇宙市場規模將有望達到8000億美元。筆者認為高校也是看中了元宇宙賽道未來發展的空間。

從現實上講，高校無論是設立新課程還是院系都需要為就業服務。高校開展元宇宙相關課程其實是雙贏，既滿足了市場需求，也滿足了國家培新領域復合人才的需要。

來源：視覺中國

高校開展元宇宙院系

究竟是在培養什么人才？

“元宇宙”堪稱近兩年來風頭最勁的話題。2021年甚至被稱為“元宇宙元年”。2021年3月，元宇宙第一股Roblox在美國紐交所上市，首日市值超過 380 億美金。元宇宙行業究竟有多火，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深挖元宇宙賽道的背后，元宇宙本身并不是新技術，而是多種技術的延伸、交叉、融合，元宇宙的底層技術從AR、VR、MR到云計算、大數據，從區塊鏈、人工智能到數字孿生等等。元宇宙行業從業者需要多學科、跨領域的復合型專業知識。因此高校開展的元宇宙專業，培養的人才發展方向相信也與這些有關。

元宇宙作為“第三代互聯網”的元宇宙將生成一個與人類物理世界全方位連接起來的虛擬宇宙，基于元宇宙本質上就是第三代互聯網Web3.0，是在web 1.0 PC互聯網和web 2.0 移動互聯網之上更高維度的數字化空間，代表著下一代互聯網演進的方向，因此筆者認為高校開設一系列有關于元宇宙的無論課程還是專業都是在培養互聯網3.0時代的人才。

但目前元宇宙的發展還屬于初級階段，元宇宙的人才培養更是還不成熟，人才培養本身就有一個周期，而元宇宙的應用場景落地也需要過程，所以高校開設元宇宙院系培養的人才還有待市場去檢驗。

人工智能類專業

為何近兩年成為高校熱門專業？

上文提到了元宇宙其實和人工智能技術是密切相關的，人工智能也作為元宇宙應用場景，需求最廣的技術之一。筆者發現，近兩年高校新開設的課程都與人工智能有關。據高考網信息，2021，全國共有35所高校獲首批人工智能新專業建設資格。不僅如此，據統計，2022年高考報名人數創新高，今年的高考相關內容關注度同比增長 93%。數據顯示，2022十大熱搜專業中人工智能連續三年熱度維持高增長。

高校紛紛開展人工智能專業正是因為當前人工智能專業人才存在較大缺口。根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人工智能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白皮書》指出，據測算，我國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過500萬，國內的供求比例為1：10，供需比例嚴重失衡。

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具有廣泛的應用場景，還可以與多種學科進行結合。在語音助手，元宇宙，金融數字化轉型中都需要用到人工智能技術。

此外，國家政策上面也在積極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據同花順財經報道，8月12日，科技部等六部門印發《關于加快場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系統指導各地方和各主體加快人工智能場景應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該指導意見提出，要通過場景創新促進人工智能關鍵技術和系統平臺優化升級，形成技術供給和場景需求互動演進的持續創新力，并鼓勵人工智能與其他行業結合，比如在制造、農業、物流、金融、商務、家居等領域。

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