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敏，季寺

吳亦凡被刑拘揭示了什么

2021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官微發布通報稱，吳亦凡因涉嫌強奸罪已被朝陽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繼朝陽警方于7月22日發布第一份情況通報之后，這一發酵多時、情節起伏的事件再次迎來階段性進展。這一結果在令很多一直關注事件和參與討論的網友感到欣慰的同時，也揭示出了全球娛樂工業令人不安的復雜黑幕。

由這次事件引出的討論中，布爾迪厄在《男性統治》中的洞見被反復引用：“男性秩序的力量體現在它無須為自己辯解這一事實上：男性中心觀念被當成中性的東西讓大家接受，無須訴諸話語使自己合法化。”微信公眾號“蘿嚴肅”發布《吳亦凡被刑拘，是女孩救了女孩》一文指出，第一份警方通報發布后爆出的詐騙犯和寫手情節一度引發各種熱議，都美竹在這一事件中被三名男性覬覦了三次。盡管最后承擔了包括“想紅”“炒作”及蕩婦羞辱在內的所有罵名，然而都美竹始終堅持了絕不提供其他受害人信息這一底線，其他有著類似遭遇的女性則在她備受質疑時主動站出來提供補充細節和證據，終于換來了實質性進展，“是所有發聲的女孩，她們彼此幫助、支援、作證，完成了這件事”。

“女孩幫助女孩”展現了女性聯結的動人力量，有更為樂觀的觀點認為，這一事件能夠切實改善女孩們的處境。象女士在微信公眾號“八樓象女士”上以《吳亦凡被刑拘后，女孩子的處境會變好嗎》為題撰文指出，女性在此類事件中每邁出一步都會被現實因素困住。而在名人和普通人的交鋒中，名人往往占據絕對優勢，旁觀者自認為足夠了解名人會帶著美化的濾鏡看待他們，同時不遺余力地對普通人進行審查乃至污蔑。在象女士看來，吳亦凡都美竹事件的進步意義在于，大眾對都美竹采取的并不是毫無保留的同情模式，然而即便認為她自身并不完美，也能夠意識到都美竹和吳亦凡的問題根本不處在同一維度，前者可以描述為年輕女孩“欲望被娛樂圈的巨大利益所灼燒”，而后者卻涉嫌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在這種區別中，大眾不再認為女性欲望是原罪，也把名人和普通人的事情變成了“人”和“人”的事情。樂觀地看，此事之后，那些試圖用特權凌駕法律的人可能會放棄僥幸而開始心存畏懼。

盡管改變的希望令人振奮，但自然不能天真地認為一個案例就能帶來結構性的改變。在“看理想”公眾號一周前發布的《吳某凡事件：“頂流”的權勢與性壓迫》中，作者陳迪指出，對于這次事件的海量關注，事實上來自價值底色差異巨大的不同群體。為“女孩幫助女孩”感到驕傲、關注事件中涉及的強奸與性剝削并且對中國演藝圈存在哈維·韋恩斯坦式性資源供給網絡感到憤怒的群體不是少數，但也絕非此次輿論中的主要聲音，更為主流的輿論討伐帶有明顯的道德主義特征，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令人擔憂的。

陳迪認為，傳統道德主義與父權制是同根同源的天然盟友，因而不可能在懲罰完越軌的“優勢男性”后就偃旗息鼓……文章進一步指出，諷刺的是，輿論后續的引爆更大程度上有賴于對吳某凡性能力的討論，但這一操作在道德價值層面并不是好的選擇。興起于“鮮肉經濟”的男性流量明星本身與父權制之間存在緊張關系，后者會毫不猶豫地開除任何男性氣質受到質疑的成員。因此，在陳迪看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娛樂圈頂流”搭建性資源供給網絡，系統化常態化地讓自己的工作人員以選角知名進行“選妃”活動中的權力濫用問題。權力上位者無法排除這種關系中的脅迫嫌疑，因此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女性的盤剝而非平等的求偶。文章最后指出，道德主義與父權制結盟的核心條款就是對于男性和女性的雙重標準，因此我們的訴求應該是監督娛樂行業中的顯赫權力，打擊這種濫用機構權力和職務權力的現象乃至文化。

正如陳迪所強調的，此次事件中搭建性資源網絡的行為尤其令人驚駭，應該受到持續關注。游識猷近日在“果殼”公眾號撰文介紹了一項關于夜店的社會學研究，盡管不一定能和吳亦凡事件中的具體情節嚴格對應，但正如文章標題《聚會時，把女孩的手機、包包收起來，是他們的一種套路》所揭示的，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這項研究基于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阿什利·米爾斯（Ashley Mears）從2011年到2013年間在不同夜店中的臥底調查完成，最后呈現在《大人物：全球夜店圈中流轉的金錢、地位與美貌》（Very important people：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一書中。米爾斯的研究表明，夜店圈發生的事情遠比一群拜金女追逐有錢人復雜微妙得多。

夜店的商業模式被稱為“模特與香檳”（models and bottles），頂級夜店等級森嚴，顧客分為“巨鯨”（一晚上花費數萬美元的億萬富翁）、“常客”（每晚消費1500-5000美元的富人）和“填充者”（身邊帶著“女孩”的還算體面的男性，不需要支付卡座費），女性則被按長相、身材、年齡等分為“女孩”（模特）、“好平民”（看起來像模特的女孩）和“平民”（不夠美、不夠高、不夠瘦的女性）。與一般印象不同的是，為夜店和大人物招募漂亮女孩是一份有酬工作，即“中間人”，他們的職責是把足夠多的女孩帶到夜間派對，并根據帶來女孩的數量和質量領取相應報酬（300-1000美元）。中間人需要收集“女孩”的聯絡方式，和她們混熟，邀請她們出席派對（有時候會謊稱會有明星或大人物出席派對），并在派對上活躍氣氛。為了保證女孩不能自行提早離開，中間人會用微妙的手段管理她們的行為，例如把她們的外套、手機和包包收起來。米爾斯訪談的所有男性中間人都多少利用了自己的男性魅力來吸引女孩，和女孩發生性行為是中間人行業的潛規則。

女孩之所以愿意和中間人一起去夜店，并不是為了錢或者上嫁，而是為了和中間人的友誼、免費的晚餐和被精英認可的感覺。吊詭的是，女性的美麗和身體作為一種“資產”，卻只能用來靠近金錢和權勢，而不能真正換取收益，利用這種資產換取金錢和權力的反而是男性。客戶和中間人利用女孩們吸引貴客，從而推進自己的人脈網絡和商業發展，因為被美女簇擁意味著超級富豪圈的圈內人身份。米爾斯認為，撥開重重掩飾，“模特與香檳”商業模式仍然是變相的賣身，中間人和皮條客沒有本質區別。中間人、客戶、夜店都從這一模式中獲得豐厚回報，女孩的大部分勞動成果轉移到了男性手中。而“夜店經濟”這個剝削體系運轉順暢時，看起來是個多贏的局面，女孩們也覺得自己是在找樂子。表面上看起來客戶花錢買的是昂貴的香檳，但事實上買到的是被女孩“自發簇擁”的幻覺，是夜店和中間人精心設計的架構掩蓋了金錢購買女性身體的事實。

疫苗生意和種族隔離

近日，Leigh Phillips在《雅各賓》發文談目前嚴峻的疫苗種族隔離狀況。作者認為，疫苗種族隔離制度建立了一個巨大的變異工廠，威脅著我們所有人，這不僅僅是正義問題，更不是慈善問題，這是一個關乎自身利益的問題，因為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

隨著西方大部分地區的疫苗接種率的提高（盡管遠遠不夠高），各地區開始從一年半的封鎖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中開放出來。雖然Delta變種正在推動英國、美國和全球北方其他一些國家的病例數上升，但這次，由于疫苗的作用，這種病例的激增并沒有反映在死亡人數的激增上。

然而，其他地方的情況要暗淡得多。

在過去的一周里，非洲記錄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數比一周前增加了43%。非洲的病例死亡率（確診病例中的死亡比例）目前為2.6%，而全球平均水平為2.2%。那些被送入重癥監護室的病人的情況就像擲硬幣一樣嚴峻：48.2%的人死亡，而全球的死亡率為31.5%。最近的病例激增，至今已持續六周，那里Delta變種迅速傳播，疫苗獲取情況糟糕。

2021年7月1日，南非約翰內斯堡，新冠病毒檢測點。針對當前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南非政府1日宣布，即日起正式開放對50歲以上人群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工作。

糟糕的衛生基礎設施使情況更加復雜，獲得基本用品和設備的機會有限，特別是氧氣。各國正面臨著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地區主任Matshidiso Moeti所說的疫苗匱乏和治療挑戰的“雙重障礙”。

據人民疫苗聯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由發展和醫療慈善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組成）稱，截至5月，疫苗制造商輝瑞、阿斯利康和強生已經向股東支付了260億美元的紅利，并在去年通過股票回購來抬高股價。這筆錢足以為整個非洲接種疫苗。另一個比較也不失為一種倫理上的怪誕：此次疫情創造了9個新的制藥業億萬富翁，他們從疫情中獲得了193億美元——足以為低收入國家的所有人接種1.3次疫苗。

雖然這些最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截至今年春天，他們只獲得了全球疫苗供應量的0.2%。8個擁有大量新冠病毒疫苗制藥公司的現有億萬富翁，自疫情開始以來，財富總額飆升了322億美元，足以為印度的全部人口接種疫苗。

同時，盡管最不發達國家中只有1%的人接受了甚至是第一針疫苗，但歐盟委員會在6月與莫德納公司簽署了一項協議，在2022年提供1.5億劑的第三針強化疫苗，而以色列是為其人口接種疫苗最快的國家之一，本月開始向免疫力低下的人提供第三針疫苗。其理由是，我們面臨著一系列被世衛組織稱為“值得關注的變種”。這些是SARS-CoV-2病毒的變種，不僅使其更容易傳播或導致更嚴重的疾病，而且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令人擔憂的Beta、Delta和Gamma變種首先在疫苗接種率低的國家被發現：巴西、印度和南非。第四種令人擔憂的變種，即Alpha，出現在英國，但是是在去年9月，在高水平的疫苗接種之前。目前仍在收集流行病學證據，以了解“值得關注”的Lambda變種所帶來的確切威脅，但初步數據表明，它可以更容易地感染細胞。它來自秘魯。

原因很簡單：未接種疫苗而被感染的人是變異工廠。大多數變異沒有提供生殖優勢，甚至會主動損害生殖。但偶爾會發生一種突變，這種突變確實提供了一種優勢，使其能夠超越病毒的其他品系，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將自己確立為主導品系。這些是值得關注的變種。未接種疫苗的人越多，這種令人擔憂的變種出現的機會就越大。相反，接種疫苗的人越多——尤其是現在已經很清楚，疫苗不僅能很好地預防有癥狀的疾病，還能阻止大部分傳播——令人擔憂的變種就越少。不能傳播的病毒是不會變異的。

到目前為止，mRNA疫苗對我們所遇到的相關變種有很好的保護作用。其他疫苗平臺的表現也還行。但研究人員警告說，他們擔心下一批變種，那些真正能夠挑戰疫苗的變種。

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賽上周在一段視頻中抱怨說，各國都在向第三劑量針飛奔，而世界上大多數人卻在等待他們的第一針時窒息而死：“如果有一個詞可以解釋，那就是‘貪婪’”。雖然可以理解世衛組織負責人對這些制藥企業高管似乎已經破損不堪的道德指南針感到憤怒，但他的解釋實際上并不正確。

這并不是說輝瑞、莫德納和其他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或高管或股東貪婪。如果真是那樣，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不貪婪的人領導我們的制藥公司。現實情況是，這些公司別無選擇，只能通過專利保護、定價結構、政府游說、對發展中國家受援國的苛刻要求或不愿意支付擴張或技術轉讓的費用，來劃定準入范圍。

如果他們不從事這種行為，他們將被任何從事這種行為的競爭者所壓制。即使地球上最有道德的人被任命為這些公司的負責人，ta也會被市場的激勵機制所迫而做出同樣的行為。

沒有任何首席執行官會承認他們必須希望有更多的變種，但私下里Delta、Lambda等是他們的希望。這是因為，如果疫情結束了，無論已經賺了多少錢，都會比如果它成為一個永久的全球疫情所賺的錢少。疫苗同樣存在盈利能力不足的致命缺陷，在過去四十年中，大型制藥公司放棄了大部分抗生素的研究和開發：一旦感染痊愈，病人就不再需要購買這種商品了。

慢性病的利潤要高得多，因為病人必須無限期地繼續服用藥物（或任何形式的治療），有時是在他們的一生中的每天。疫苗的研究和開發因大型制藥公司缺乏興趣而受到影響。但是，定期的強化注射將使新冠疫苗從一次或兩次就能完成的事情變成每年甚至兩年一次的盈利機會。

制藥廠的高管們不希望一些記者抓到他們高興地搓手，但與此同時，他們需要向投資者保證重復2020年和2021年壯觀收入的可能性。這是一個關鍵的誠實時刻，與公職人員繼續所說的需要達到80%以上的高疫苗接種率以實現全球群體免疫的說法不一致。資本家們已經放棄了這個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在“黑命攸關”抗議活動最激烈的時候，輝瑞、阿斯利康、強生和其他十幾家制藥公司的負責人發表聲明支持這一運動，并承諾建立更加多樣化的員工隊伍和董事會。輝瑞公司和其他公司甚至從Facebook上撤下了廣告，因為它們擔心種族主義在該平臺上的傳播。但是，非洲有13億黑人和棕色人種，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更愿意接種這種瘟疫的疫苗，而不是被制藥業高管了解。

有些人認為“專利不是問題”，阻礙疫苗更快生產和銷售的原因是全球生產能力有限。值得慶幸的是，拜登政府與俄羅斯和中國一起拒絕了這一立場，并贊同由印度和南非首先提出的、此后得到其他一百多個國家支持的建議，即在緊急情況下援引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關于知識產權豁免的規定。但歐盟、英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其他富國仍然反對（不過，在對豁免權搖擺不定數周后，法國總統埃馬克龍現在支持拜登）。

德國總理默克爾恰恰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即需要注重提高制造能力，以維護她對這種豁免的反對。該論點認為，如果把時間浪費在知識產權豁免上，我們只會破壞醫藥創新，私營公司需要為其在開發新藥和其他治療方法時承擔的風險得到補償。

她的論點的這部分可以被直接駁回：事實上，COVID系列疫苗的大部分創新首先是由大學或政府實驗室完成的，而開發、臨床試驗和制造的大部分資金是由納稅人提供的。

那些藥企并不是唯一犯錯的。不僅是技術轉讓，而且更重要的是，擴大區域制造能力和生產疫苗的投入，其成本將是巨大的。從長遠來看，社會必須考慮是否應該將藥品生產全部納入公共部門，采用郵政服務模式，讓盈利的藥品、疫苗和其他治療手段交叉補貼無盈利的藥品生產。誠然，這是一個很大的要求，在目前的緊急情況下，我們沒有時間進行這種國有化的努力。

作者看來，與此同時，需要推動西方國家做四件事。

首先，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擴大全球分布的疫苗和疫苗投入的生產規模。這將花費數百億美元，但與我們無法將這一流行病扼殺在搖籃里而造成的數萬億美元損失相比，相形見絀。

其次，必須通過積極應用朝鮮戰爭時期的《國防生產法》來復制國家對私人投資的指導，該法案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出現，隨后在拜登時期被大幅擴展，以指導個人防護設備、呼吸機、其他關鍵醫療設備和疫苗本身的生產和分配，以及它們的材料投入，其基礎是流行病學的合理性，而不是市場的無道德利潤驅動。

第三，各州必須效仿拜登政府的做法，接受緊急狀態下的專利豁免。

第四，所有相關國家必須迫使知識產權持有人參與世衛組織的技術轉讓平臺、C-TAP（COVID-19技術獲取池，由世衛組織與哥斯達黎加政府合作發起，邀請 COVID-19 健康技術的開發者和相關知識、知識產權和數據的持有者分享他們的知識產權、知識和數據）和mRNA轉讓中心，不受知識產權限制。

在某種程度上，需要開始討論一個全球性的公共抗疫服務，為疫苗和大流行病應對的其他方面保持足夠的工業能力，而不考慮盈利需求。就像消防服務一樣，它是所有人通過稅收支付的東西，在需要的時候就會出現。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