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勛章之先頭部隊文章列表:

• 1、抗美援朝，有多少熱血故事像血戰長津湖一樣可歌可泣
• 2、精銳對精銳：使命召喚背后的真實故事，四〇〇號高地攻堅戰
• 3、尹先炳：16軍首任軍長，1955年僅授大校軍銜，一年后被開除黨籍
• 4、深藏功名??不改本色
• 5、開國將軍楊永松逝世，梅州鄉親追思：他雖然走了，但仍活在我們心中

抗美援朝，有多少熱血故事像血戰長津湖一樣可歌可泣

這個國慶長假，有關電影《長津湖》的話題，一次次沖上熱搜。英雄的志愿軍留在朝鮮戰場上的故事，再一次感動中國。

其實，兩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每一戰，幾乎都像血戰長津湖一樣，氣貫長虹。

1996年12月，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率團訪美，接待他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查爾斯·克魯拉克上將對這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中國老軍人肅然起敬。原來，他的父親維克托·克魯拉克，是長津湖之戰時的美軍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副師長，遲浩田當時則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7軍79師235團一營副教導員。

那一戰，成為美軍最精銳的地面部隊——陸戰一師揮之不去的噩夢。

麥克阿瑟的“滑鐵盧”

從1950年10月25日到11月5日，歷時11天的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志愿軍殲敵1.5萬。

盡管包括美軍歷史最為悠久的騎一師在內的“聯合國軍”遭受重創，但這似乎沒有影響到“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自信。這位美軍五星上將狂妄地宣稱，鴨綠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礙，中國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麥克阿瑟的狂妄，來自于他手中的底牌：此時的“聯合國軍”，作戰飛機1100余架，還有緊貼著朝鮮東西邊海岸布防的3個航母戰斗群，戰艦200多艘。而此時的志愿軍，還沒有一架可以用于作戰的飛機。

1950年11月6日，麥克阿瑟發動“圣誕總攻勢”：以美第十軍在東線經長津湖西進，第八集團軍在西線由清川江北上，以“鉗型攻勢”在江界以南武坪里會合，再向北推進，企圖趕在鴨綠江冰封之前搶占朝鮮全境。他還將部署在漢城的美第二十五師和剛剛到達朝鮮的土耳其旅、英軍第二十九旅加強西線，美軍第三師加強東線，地面進攻兵力22萬。東西兩線的指揮官也是麥克阿瑟的兩員愛將：一個是擔任過他的參謀長的美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少將；一個是美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

11月24日，美軍先頭部隊剛剛突進到鴨綠江畔的惠山小鎮，麥克阿瑟的座機就飛到他們頭頂助威來了。登機之前，麥克阿瑟面對眾多記者夸下海口：“我已經向小伙子們的家人打了包票，圣誕節讓他們回家過節！”

第二天，美國各大報的標題中幾乎都有“圣誕”二字：《麥帥保證圣誕節前結束戰爭》《勝利在望——圣誕節不遠了嗎？》《圣誕節士兵可以回家》……

11月25日黃昏，志愿軍西線反攻在漫天飛雪中開始。毛澤東和彭德懷為志愿軍確定的是戰爭史上少有的一次內外雙重迂回作戰。西線之戰的關鍵是，側翼力量能否迅速打開戰役缺口，直插敵后，斷敵主力后路。

這是戰將與戰將的較量。中國軍隊一方，指揮西線作戰的是37歲的志愿軍副司令員韓先楚；美軍一方，是51歲的美軍“進攻專家”沃克。沃克曾經在二戰時期名震歐洲戰場，此時已被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名，授予四星上將軍銜。

這是王牌對王牌的比拼。中國軍隊兩支戰功卓著的部隊——第38軍和第40軍承擔穿插突擊重任。前者，是在平津戰役中參與29小時攻克天津城的“攻堅勁旅”；后者，是跟隨韓先楚從東北征戰到海南島的“旋風部隊”。雖然他們沒有飛機、缺少大炮，但從不缺少以弱勝強的戰爭經歷，更不缺少敢于壓倒強敵的膽氣和勇氣。

僅僅一天一夜，“聯合國軍”東西兩“鉗”之間就被志愿軍撕開了一道口子。沃克沒有料到，美軍飛機坦克編織的立體火力網竟然無法阻擋中國軍隊排山倒海般的攻勢，當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大軍已經陷入包圍時，趕緊命令突圍撤退。第38軍113師創造戰史上的奇跡：用雙腿跑過了美國人的汽車輪子——14小時，在崎嶇的山路上奔襲72.5公里，先敵5分鐘擋住了退路。

正是這5分鐘，贏得了勝利的先機。

雨一樣的炮彈和航空炸彈密集爆炸，陣地上的巖石化成了粉末；成群成群潰退下來的“聯合國軍”蜂擁而來，爭取最后一線活路。

志愿軍始終堅守在陣地上……撤退和接應的兩支美軍，相隔不到1000米，最終也只能相望而未能匯合到一起。

如果說，美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沒有料到志愿軍如此勇猛無畏，那么，美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則沒有料到志愿軍如此堅韌不拔。

與麥克阿瑟一樣，58歲的阿爾蒙德也是個狂妄之徒，一直把中國人稱為“洗衣工”。當時，他的第十軍下轄美軍中裝備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師和陸戰一師。然而，正是被阿爾蒙德稱作“洗衣工”的中國人，讓他的和他的精銳部隊在長津湖留了恥辱一頁。

大雪茫茫。50年不遇的嚴冬伴著暴風雪橫掃朝鮮北部蓋馬高原，長津湖地區夜間最低氣溫驟降至零下三四十攝氏度。戰斗打響的時候，43歲的宋時倫率領的志愿軍第9兵團，已經在雪野中設伏六天六夜。這支從華東急赴朝鮮戰場的部隊中，不少官兵還穿著單衣，他們的食品是凍成了“冰疙瘩”的土豆。同一戰場上的美軍士兵，每天可以領到凈重227克的3個Meat系列罐頭和3個Biscuit系列罐頭，前者以肉類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餅干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檸檬粉等速溶飲料……

長津湖之戰，美第七師三十一團被全殲，上校團長麥克萊恩受傷被俘后身亡。這是一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攻入俄國西伯利亞被授予“北極熊團”稱號的老牌勁旅，“北極熊團旗”成了志愿軍的戰利品。

雖然陸戰一師最后時刻在美國艦隊強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僥幸從長津湖地區撤退，這支號稱美軍“王牌之中的王牌”卻付出了總減員11731人的慘重代價。戰后多年，陸戰一師作戰處處長鮑澤仍對倉惶逃離長津湖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長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國軍隊不顧傷亡的狠命攻擊，是每一個陸戰隊員心中揮之不去的噩夢。”

死鷹嶺，身穿鴨絨服的美軍見到了令他們震驚的一幕：129個凍成“冰雕”的志愿軍保持著戰斗姿勢，年輕的士兵與手中的武器凍在了一起，129桿槍都朝著同一個方向……長津湖之戰，出現了3 個“冰雕連”。第9兵團凍餓減員，超過了戰斗傷亡。

打掃戰場的時候，人們從177團六連上海籍戰士宋阿毛口袋里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是一名光榮的志愿軍戰士，冰雪啊！我絕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地聳立在我的陣地上！”

當這張一度凍得不能夠完全展平的紙條送到志愿軍司令部時，彭德懷幾度泣不成聲，哽咽著說：“第一線部隊的艱苦，甚至超過了長征時期，他們為誰犧牲？他們為誰流血？他們還都是年輕可愛的娃娃呀！”

歸國途中，宋時輪面向長津湖方向三鞠躬，同樣也是熱淚奔流……

是役結束，正值西方“圣誕節”的前一天，美國攝影記者大衛·鄧肯問照片上這個美國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頭沉思了一會，艱難地說出一個詞：“tomorrow（明天）。”

很多美國兵再也看不到明天了，這中間就包括沃克中將。綽號“斗牛犬”的沃克敗退途中車禍喪命，死在了“圣誕”就要到來的時候。他的上將軍銜也只能由美國國會“追授”了。

麥克阿瑟吹噓的“圣誕節攻勢”徹底成為泡影，死亡的噩夢卻成了美國大兵的“圣誕”禮物。

第二次戰役，志愿軍在冰天雪地里與“聯合國軍”鏖戰47天，殲敵3.6萬余人，其中美軍2.4萬；繳獲與擊毀各種炮1000余門、汽車3000余輛、坦克與裝甲車200余輛，繳獲飛機6架，收復了淪陷43天的朝鮮首都平壤……一舉扭轉戰局。

曾經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是“在完全新的情況下，和一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強國進行一次完全新的戰爭”。

1951年4月11日，第四次戰役還在進行之中，剛剛度過71歲生日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被美國總統杜魯門解職，無奈地結束自己的軍事生涯。

1955年年9月27日，57歲的彭德懷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放棄漢城，李奇微留言：謹向中國軍隊司令致意。

1950年12月26日，“圣誕”節后第二天，美國陸軍副參謀長馬修·李奇微在凜冽寒風中抵達朝鮮戰場，接替沃克的美第八集團軍司令一職，同時兼任“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官。

李奇微也是一位個性十足的悍將，習慣歪戴著一頂毛邊帽子，戰斗服外套件馬甲，胸前還吊著兩顆黑色的瓜形手雷——據說，兩枚手雷伴著他在朝鮮戰場上度過了一年零6個月。

李奇微沒有麥克阿瑟那么大的名聲，但同樣有著不凡的戰爭經驗。西點軍校畢業后留校任教官，后來指揮第八十二空降師在西西里島登陸戰役實施美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夜間空降作戰，諾曼底登陸戰役后升任美第十八空降軍軍長。早年的李奇微，還曾在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當過副連長。

沃克陣亡不過三天，五角大樓便急忙選派這樣一位“中國通”到朝鮮，無疑是想挽救戰場頹勢。上任之前，李奇微專程飛到日本東京拜見麥克阿瑟。李奇微問：“您對我上任后，立即實施進攻有無反對意見？”這時的麥克阿瑟似乎已不再那么狂妄：“從清川江撤退下來的美軍正據守三八線一帶，部隊疲勞，士氣不高……”他特別提醒李奇微不要輕看中國人 ，接著又拍拍李奇微的肩膀說：“第八集團軍是你的，馬修！你認為怎樣好就怎樣干吧！”

事實上，李奇微原本也想著立即轉入進攻以爭取戰場主動，然而，當他視察了自己的部隊后才發現，他的心情甚至比朝鮮的天氣還要陰冷：損兵折將逃出志愿軍重重包圍的第八集團軍士氣低落，主帥沃克之死更是給這支曾經的“王牌”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陰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認：“這是一支張皇失措的軍隊，對自己、對長官都喪失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視察過的每一個指揮所都給我以同樣的感覺，即喪失了信心和斗志。” 對于此時的美軍，美國隨軍歷史學者亞歷山大·貝文的《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一書，有著更為詳細的分析：“第八集團軍已如驚弓之鳥，撤到三八線以南，來到了西邊開城以南冰天雪地的臨津江畔。大潰退終告結束，此時第八集團軍正在等待中國軍隊的下一次攻勢，主動權已經完全操在了中國人手里。”

無奈之下，李奇微只好快速部署防御，阻止志愿軍繼續南進。此時的“聯合國軍”基本防線兵力為13個師又3個旅20余萬。李奇微玩了一個心眼，他將南朝鮮軍8個師放在第一線當“炮灰”，把美軍和英軍放在第二線，以便可攻可防、隨時撤退。不過，李奇微不曾料到，他的西起臨津江、東達東海岸的防線剛剛部署完畢，志愿軍的炮火急襲，伴著飄舞的雪花開始了。

黃昏血色。1950年12月31日17時，志愿軍發起被美國人稱為“除夕攻勢”的第三次戰役。

“中國軍人渾身掛滿冰凌，還在頑強地沖鋒”，美國作家約翰·托蘭在《漫長的戰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中寫道，“中國軍人唯一的防凍措施，不過是用豬油和牛羊板油把腳糊住以防凍傷，但他們卻展現了人類戰爭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勇氣和意志力。數十萬官兵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嚴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彈幕火海。”

不過一晝夜，南朝鮮第一、第二師已經全線崩潰，漢江以北的美軍第一、第二軍陷入背水作戰的危險境地。剛剛在元旦清晨向麥克阿瑟發出新年賀卡的李奇微目睹這一幕“深感震驚”：“我試圖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車毫不減速地閃過了我。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禱，不要再目睹這樣的情節。”直到多年之后，他還對當時的情景難以釋懷：“視察美軍第二十四師十九團的傷員時，發現他們已經像皮球一樣泄了氣……”

李奇微后來成了志愿軍最難纏的對手，但此刻，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殘酷現實。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棄漢城。撤退之前，他在辦公室的墻壁上給彭德懷留下了這樣一句話：“謹向中國軍隊司令致意。”

25名戰俘的妻子聚集在國會大廈前請愿：還我丈夫！

戴維斯，美國空軍第四航空聯隊少校中隊長，朝鮮戰場上“美軍戰績最高的王牌飛行員”。就是這個美國人眼中“百戰不倦的戴維斯”，卻死在了中國空軍的戰鷹之下——創造這一戰績的是25歲的志愿軍飛行員張積慧和他的僚機戰友單志玉。

戴維斯之死，震動美國朝野。25名戰俘的妻子聚集在國會大廈前請愿：還我丈夫！

然而，正當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指責民主黨政府發動的朝鮮戰爭是“歷史上最沒有希望的沖突”的時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則令美國人沮喪的消息出現在了老牌大報《紐約時報》的版面上：“雙料王牌”飛行員費席爾在朝鮮失蹤。

“費席爾被俘后，提出要見一見把他打下來的中國飛行員。得知我只有19歲、飛行時間還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費席爾很吃驚。”68年后，志愿軍空戰英雄韓德彩還記得當時的情景。老人說：“美國人的飛機確實先進，飛行員作戰經驗豐富，但有兩點不能跟我們比。我們敢于空中拼刺刀，他們不敢；他們是不義之戰，國內反戰。我們是正義之戰，全國支持，這個他們更不能跟我們比！”

靠著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輕的中國空軍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鴨綠江至清川江之間面積約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軍飛行員稱為“米格走廊”。美國遠東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專門下令：一切沒有護航的飛機，不得進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歲的王海度過人生中的最后一個建軍節，魂歸云天。他那架曾經馳騁朝鮮戰場的米格-15戰機，如今就陳列于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上面的9顆星，是王海擊落擊傷的敵機數量。

與王海一樣年輕的空戰英雄，在當年的抗美援朝戰場上留下了這樣一串“星星”：趙寶桐，擊落擊傷美機9架；劉玉堤，擊落擊傷敵機8架；孫生祿，擊落擊傷敵機7架；張積慧，擊落擊傷敵機5架……

一升空就奔著勝利；一亮相就是強者。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上將不無吃驚地說：“中國幾乎在一夜間已成為世界空軍強國。”

1952年，美國又一個大選之年。此時的美軍已經在朝鮮戰場用盡了除原子彈之外的所有先進武器，卻沒有占到半點便宜。

接替李奇微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以緩解美國國內的強烈不滿。共和黨總統競選人艾森豪威爾的西點軍校同學、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官范佛里特，受命主導新的攻勢。

范佛里特將他的行動命名為“攤牌行動”。不過，這一聽上去仿佛規模巨大的作戰行動，不過是奪取志愿軍占領的兩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嶺。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嶺戰役從驚天動地的炮擊開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門大口徑火炮、27輛坦克和40余架飛機。他認為，以這樣的火力，5天就能占領上甘嶺。范佛里特之所以聞名美軍，不僅是因為他在諾曼底登陸時率先攻上猶他灘頭，一天獲得三枚“十字英勇勛章”，還因為他在朝鮮戰場上濫用炮火擁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專用名詞——“范佛里特彈藥量”。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聯合國軍”發射了190多萬發炮彈和5000余枚炸彈，傷亡2.5萬人，損失了274架飛機。盡管表面陣地幾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兩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嶺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軍手中。

上甘嶺戰役的沙盤，后來進入了西點軍校的課堂。活了整整100歲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還在不停地反思：這一仗美軍究竟輸在哪里？

上甘嶺之戰，60歲的范佛里特的對手是38歲的志愿軍第15軍軍長秦基偉。血戰上甘嶺，15軍27個連隊中有16個連3次打光重建。秦基偉用斬釘截鐵的話語表達了志愿軍將士的堅強決心：“為了祖國，為了全局勝利，15軍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1953年6月16日，得勝回國的秦基偉走進中南海。一見面，毛澤東就夸贊上甘嶺戰役是個奇跡，他笑著說：“它證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骨頭，比美利堅合眾國的鋼鐵還要硬！”

英雄兒女多年輕

保羅·弗里曼，美第八集團軍二師二十三團團長，抗戰時期曾任美國駐華助理武官，對國民黨軍隊的作風和戰斗力印象極差。時隔幾年，當弗里曼與志愿軍交手，他的部隊被打垮，團部也被攻占。記者問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們不再是同一批中國人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發動甲午戰爭，3個月后的10月25日，日軍越過鴨綠江——清軍守將不戰而逃，日軍不費一槍一彈侵占了當時還叫“安東”的丹東。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軍發起第一次戰役，勇敢地與世界最強大的對手硬碰硬較量。

毛澤東為彭德懷選擇的助手，都是久歷戰火的年輕戰將，第一批入朝的志愿軍三位副司令員：鄧華40歲，洪學智、韓先楚37歲；第一批出國作戰的4個軍的軍長：第38軍軍長梁興初和第39軍軍長吳信泉均為38歲，第40軍軍長溫玉成和第42軍軍長吳瑞林都是35歲。

一條鴨綠江，見證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和一支不一樣的軍隊。

第二次戰役，面對志愿軍的包圍，美第二師師長勞倫斯·凱澤少將拋棄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戰，美第二師損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戰斗力。美國隨軍記者阿普爾曼記載：“1950年11月28日的時候凱澤還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結果，當了9個月師長的凱澤被撤職。同樣是在這場戰役之中，志愿軍第20軍58師參謀長胡乾秀危急關頭沖鋒在前，血灑長津湖。13歲就參加紅軍的胡乾秀，犧牲時只有36歲。

抗美援朝戰爭，4位年輕的軍級干部把生命永遠留在了朝鮮戰場，他們是：38歲的第67軍軍長李湘，33歲的第39軍副軍長吳國璋，44歲的第50軍副軍長蔡正國，37歲的第23軍參謀長饒惠譚……他們與197649名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優秀中華兒女一起，血染戰旗。

這其中，就有人民領袖毛澤東的長子，年僅28歲的毛岸英。

毛澤東一家已經為革命獻出了6位親人的生命，活下來的兩個兒子只有岸英健康，上戰場意味著什么，毛澤東當然清楚。然而，當許多人勸毛澤東阻止岸英赴朝鮮時，得到的回答卻是最樸素的兩句話：“他不去誰還去？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

后來，得知岸英在朝鮮犧牲的噩耗，承受老年喪子悲愴的毛澤東，幾乎說了同樣的話：“唉，戰爭嘛，總要有傷亡，沒得關系，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

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在這個嶄新的國度，領袖與人民同甘共苦；在這支英雄的軍隊，統帥與士兵生死與共。

1960年5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來華訪問。這位二戰名將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親眼看看在朝鮮戰場上完勝英國皇家王牌的中國軍隊。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上將，陪同蒙哥馬利走進了天津郊區的一座兵營。

1953年盛夏時節，未滿40歲的志愿軍第20兵團司令員楊勇指揮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戰。楊勇的對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年長他12歲的泰勒。金城之戰，志愿軍半個月殲敵5.3萬余人，一舉將對手逼到了談判桌上。金城戰役結束之日，便是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訂之日。

蒙哥馬利觀看完500名中國士兵的刺殺之后，端起一支步槍瞄準射擊，鋼板靶應聲倒下。然后，他把槍遞給了楊勇，楊勇舉槍就射，9發子彈發發命中。

結束中國內地的訪問，蒙哥馬利在香港舉行的記者會上，留下了這樣一段名言：“我要告誡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國軍隊在地面上交手，這要成為軍事家的一條禁忌。”

毛澤東聞言，一語雙關地說：“楊勇上將，上將揚勇！”

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抗美援朝戰場，如同一座淬火成鋼的熔爐，鍛造了鐵一樣的意志、鐵一樣的精神、鐵一樣的部隊。千千萬萬英雄兒女，用生命熱血，鑄成了新中國巍巍精神豐碑。

美軍遠東空軍參謀長艾爾金曾說，在朝鮮的美軍司令官眼里，中國軍隊后勤保障不至中斷是一個“謎”，如果有機會，他們戰后最想見的一個人，就是志愿軍的后勤指揮官。

1986年10月，時任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的洪學智率團訪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見到了這位朝鮮戰場上的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后勤司令員。走上朝鮮戰場那一年，洪學智37歲，已經是一位擁有21年戰火經歷的兵團級指揮員。

美國人問：將軍是哪個軍校畢業的？洪學智笑著回答：“我是美軍空軍大學畢業的。坦率地說，我搞后勤是你們給逼出來的，是美國空軍在朝鮮戰場教會了我如何組織現代戰爭中的后勤保障。”

硝煙過后，相逢一笑。只有不變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這樣的信心，足以贏得對手的尊重。

接替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第二任總司令的李奇微，后來出任北約最高司令。他評價說，中國軍隊是他見過最堅強的敵人，“他們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敵人”。

就在遲浩田上將1996年的訪美過程中，美方還邀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胡德堡基地參觀最新型的MlA2坦克。以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重要將領約翰·胡德名字命名的胡德堡基地，也是美軍騎兵第一師的永久訓練基地。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美軍與志愿軍第一次交手，騎一師就遭重創，損兵1840人。那也是有著“開國元勛師”之稱的騎一師首遭敗績。

91歲的遲浩田回憶：美方人員介紹完坦克的性能及電子系統后，提議我試射一炮。我說打就打。當年在抗美援朝戰場上都沒怕過，這有什么？結果，我對準目標就開炮，一發命中。對講機里報告，“目標距離是1500米，一發命中！”（作者：賈永）

精銳對精銳：使命召喚背后的真實故事，四〇〇號高地攻堅戰

1944年12月5日，在德國的許特根森林，一名深陷慘烈戰斗的美國士兵在他的日記中寫到：“無論是直接通向前線的大路，還是夾雜在這一大片密密麻麻看不見盡頭的，還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冷杉樹林中的泥濘小道上，亦或返程的吉普車里，他們一直不停地帶回那些仍然茍延殘喘的傷兵。有的傷兵在待在后座里，要么坐著要么躺著；因為吉普車早就沒位子了，有的干脆就只能朝前坐在吉普車的引擎蓋上面。大老遠就能看到他們身上草草包扎的白色繃帶；棕色的毛毯蓋在他們身上，一直到下巴——不管是橫七豎八躺倒在前后座的擔架里的，還是躺在引擎蓋上面的士兵都是如此。抬頭仰望，也只有一片死氣沉沉，蒼灰色的天空。”

“密林里的帕斯尚爾戰役”（見附注1）

占地約50平方英里，崎嶇不平且覆蓋有濃密植被的許特根森林位于德國-比利時邊境，以及亞琛——第一座落入盟軍手中的德國重鎮的南面。這片森林布滿了密集的雷區、帶刺鐵絲網，以及圍繞著連鎖的扇形火力圈（見附注2）的封閉碉堡。美國第一軍被命令奪取森林，以肅清正在前進的第七集團軍的右翼，防止德軍沖出防線發起反攻，同時從后方進攻齊格菲防線的大部分永備工事。

許特根森林的主要制高點城堡山，或者按美國人根據其高度（以米為單位）的叫法，四〇〇高地（約1312英尺高）位于伯格斯坦附近。其最陡的坡有45度左右，此外山上還覆蓋著密密匝匝的常青樹。這個高地不僅可以將此處的美軍動向盡收眼底，還能引導炮兵支援，然后山上的德軍還能順便反攻一波，給山下的美軍來個一勺燴。對美軍來說，無論是車輛還是人員都會完全暴露在這座高地面前。一言以蔽之，四〇〇高地就是德軍防線的重中之重。如果美軍拿下了四〇〇高地，他們將會得到一個俯瞰魯爾河的絕佳觀察點——對德軍來說，盟軍的下一個目標已經不言而喻了。

1944年9月，美國陸軍第9步兵師作為先頭部隊，向森林挺進并發起了第一波攻勢。然而到了10月中旬，第9步兵師在付出了4500人傷亡之后僅僅推進了3公里，與此同時攻勢也陷入了停滯。11月時，第28步兵師發起了新一輪進攻。然而在付出了6184人傷亡的代價之后，他們也沒撈到半點好處。第4步兵師于月底受命接手進攻，但在12月上旬被第8步兵師撤換下來之前，除了遭受6053人的傷亡之外也是毫無進展。查爾斯·B·麥唐納（見附注3）在他的《巨大的努力》（The Mighty Endeavor）一書中，將許特根森林的戰斗描繪為“完全就是‘樹籬之戰’的二周目（指沖出諾曼底時在法國鄉村的樹籬叢中的苦戰），唯獨這次還有一堆像是從德國的兒童邪典里冒出來的凍雨、雨夾雪、冰雪、泛濫的泥水、爛泥巴、碉堡和密不透風的樹叢——把它稱作阿爾貢戰役的二戰翻版也不為過。”

著名作家，戰地通訊記者歐內斯特·海明威對此的描述則要更簡潔一些——“密林里的帕斯尚爾戰役”。

被指派給第7集團軍的第2游騎兵營也加入了這場森林消耗戰。這些D-Day老兵曾經在奧馬哈海灘成功登陸，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還狠狠地蹂躪過奧克角（見附注4）。在此之前，這個營還被留在諾曼底執行了一些奇怪的任務。當第7集團軍開進布列塔尼時，他們也隨其一同開拔，并協助攻占了法國的港口重鎮布雷斯特。在為期兩個月的短暫休整之后，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兵們加入了對齊格菲防線的攻勢之中。在補充了485名新兵和27名軍官之后，第2游騎兵營被配屬給了第28步兵師，開始進軍齊格菲防線。

第28步兵師的師長諾曼·寇塔將軍（見附注5）曾經在奧馬哈海灘見識過這些游騎兵的戰斗，并把他們部署到原先112步兵團的位置上。A連的中尉排長鮑勃·埃德林帶著他的部隊一路穿過積雪和沒過腳踝的泥地，進入了Geremeter村，并在那里見到了112步兵團的兄弟們。

埃德林回憶到：“當時那里的步兵兄弟們為了能離開，幾乎潰不成軍。我碰巧遇到了我的一個朋友，普林斯頓·杰克森上尉。他當時和我說，‘鮑勃我跟你講，這絕對是老子這輩子來過的最憨批的地方，說真的我也很不想你們來遭一樣的罪。’”

（四〇〇高地位于這張地圖中間偏右的地方，它因其高度而得名。對于第2游騎兵營來說，這里就是“屠宰場”的代名詞）

但不管怎樣，這些游騎兵就是來了，而且馬上就被德軍炮兵糊了一臉——雖然這只是第一輪炮擊，但遠不是最后一輪。埃德林回憶到：“突然間炮彈就落下來了，這絕對是我經歷過的最恐怖的地獄，沒有之一。那幫德軍炮兵跟屎崩了一樣，炸到你暈頭轉向直到歇斯底里為止。”

當然最讓游騎兵們吃驚的反倒不是德軍，而是其它的美軍戰友們。西德·所羅門上尉記錄下了他手下們在這的見聞：“B連的游騎兵們在見到散落一地的軍用裝備，衣物甚至武器時直接懵逼了——先前28師駐守在這里的部隊干脆就這樣把它們給扔了。這些經驗不足的美軍士兵在寒冷的天氣和傾盆大雨的雙重蹂躪之下，士氣大受打擊。”

然而更震撼親媽的是，112團連他們自己的傷員都拋棄了。弗蘭克·蘇當時是第2游騎兵營的一位軍醫，他向我們講述了他那時候目睹的一切：“我們當時前往了位于Vossenack附近的十字路口，那邊原本有個德軍戰俘收容所。當進入收容所之后，我們這幫醫生才驚訝地發現，里頭居然有許多美軍傷員。112步兵團在倉皇逃離時不僅丟盔卸甲，還把自己的傷員給拋棄了。當然，我們立刻開始照顧他們，并馬上將他們轉移到了后方。”

在這之后，游騎兵們開始巡邏，深挖壕溝，用圓木段加固散兵坑，同時還要對抗這濕冷的天氣。然而比較幸運的是，應盟軍最高指揮官，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直接要求，第2游騎兵營獲得了更好的保暖裝備，甚至好過幾乎所有的同處于許特根森林的其它步兵單位。鮑勃·埃德林描述道：“當我們在營地里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將軍下來視察我們，大概整個營的人都聚過來了吧。然后他直接就問我們，誰能告訴他為什么我們沒有新靴子。然后人群里就有人說：‘媽的將軍，后方指揮部里的人都有了！’他這話還真沒錯——無論是集團軍司令部，還是軍級師級指揮部，靴子、皮衣和保暖大衣全部齊活，應有盡有。而這些裝備（在這場戰役中）從來沒有下發到前線基層，我們甚至在低于30度（華氏度，零下1攝氏度左右）的天氣里還穿著夏裝。然后艾森豪威爾將軍說他會解決的，而且拜他所賜，真的解決了。幾天以后我們就收到了靴子，甚至還有一批手表。他絕對把那堆垃圾指揮部全給洗劫了一通，直到搜刮到足夠一個游騎兵營用的物資為止。”

劃歸到第5集團軍麾下

十一月月底，第5集團軍的第8步兵師接管了第28步兵師的防區。游騎兵們仍然留守，支援第8師行動，但現在劃歸為第5集團軍直屬部隊。在第8師完成接管之后，第2游騎兵營把C、D、E、F連從前線撤出，往后撤了一小段距離。A連和B連仍然原地待命，駐守在第8師的第121步兵團的最右翼。

詹姆斯·艾克爾中尉當時是營部的通訊參謀，他向我們描述了當時兄弟們的感受：“你要知道我們是個專精戰斗的單位，而且我們所有人都自愿成為游騎兵。結果上頭卻讓我們在散兵坑里干坐著看戲，守著這個毫無用武之地的地方，我們真的很失望。”

（圖為當時在許特根森林中艱難挺進的美國裝甲部隊。第2游騎兵營的到來著實為第5裝甲師的弟兄們分擔了不少壓力）

與此同時，第9、第28和第8步兵師都在嘗試奪取四〇〇高地，但是無一例外全都無功而返。然后第5裝甲師的一支裝甲戰斗隊在十二月的第一周也試了一次，但就算有裝甲支援，協同進攻的步兵還是給德軍趕了出來。在德軍的反攻面前，第47裝甲步兵營只能勉強守住伯格斯坦，無力再對四〇〇高地發起攻擊。

動身奪取四〇〇高地

第8步兵師師長瓦爾特·威夫爾將軍私下請求了第5集團軍指揮官倫納德·杰羅將軍，讓游騎兵增援被困在伯格斯坦的裝甲戰斗隊，同時增援第8師對四〇〇高地的后續攻擊。杰羅在獲得第1軍軍長寇特尼·霍奇斯將軍的同意之后，解除了第2游騎兵營與第5集團軍司令部的直屬關系，并派卡車把他們從營地里一路載往四〇〇高地。威夫爾將軍打算放手讓游騎兵自己組織突擊——這樣一來既能讓自己的部隊避免無謂的犧牲，同時也能讓游騎兵按著自己的路子放開手腳干一仗。

當日，營長詹姆斯·魯德爾中校被調往第28師的109步兵團；營級參謀喬治·S·威廉姆斯上尉和營情報官哈維·庫克上尉被叫到第8師師部接受任務——這些調動都是為了增援第5裝甲師在伯格斯坦外圍的預備隊，并奪取四〇〇高地。喬治·S·威廉姆斯上尉在晉升少校之后，接手了地面行動的指揮權。

威廉姆斯少校隨后在晚上九點半返回了游騎兵的集結地，然后游騎兵們坐上卡車徑直駛向Kleinhau鎮。他回憶當時“卡車在路上分散得非常厲害，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費了好大勁才讓它們重新回歸隊形”。在到達Kleinhau鎮之后，各游騎兵連開始向伯格斯坦前進。在他們出發前往伯格斯坦之前，魯德爾中校急忙從第1軍軍部趕回來，盡可能協助威廉姆斯少校。同時，威廉姆斯少校前往了勃蘭登堡。

天亮之前，游騎兵們在爛泥地和刺骨的低溫中摸黑跋涉，最終抵達了伯格斯坦。威廉姆斯少校也在勃蘭登堡見到了第5裝甲師預備隊的指揮官，格倫·安德森上校。安德森指出了他的部隊目前的困境，并派人帶著威廉姆斯一行人前往鎮里的裝甲步兵連指揮所。

哈羅德·K·斯萊特上尉（譯者注：當時第2游騎兵營D連的連長）當時前往小鎮的西側并找到了第5裝甲師的人。與此同時，A、B、C連已經抵達伯格斯坦。他們馬不停蹄地穿過小鎮，直接前往小鎮的西面和南面。在他們到來之前，這兩個位置甚至沒有布置人手——第5裝甲師的士兵都躲在地窖里，也沒給游騎兵派向導以熟悉情況。所幸第2游騎兵營有三名中尉是高級聯絡官。他們在裝甲部隊指揮所里得知德軍位置之后，協助整個營在凌晨三點之前移動到了敵軍附近。隨后A、B、C連在四〇〇高地山腳的森林邊緣扎營，凌晨三點到五點之間，D、E、F連也抵達了伯格斯坦。

魯德爾的突擊方案

當游騎兵離開營地時，魯德爾就已經制定好了作戰計劃。正因為計劃出自魯德爾之手，所以游騎兵們對此倍感自信。D連和F連將會直接攻擊四〇〇高地；與此同時A、B、C連將會肅清周圍的其它山頭，設置路障，并提供迫擊炮支援。E連和第5裝甲師的預備隊留守伯格斯坦并作為預備隊，視情況增援突擊或阻止德軍可能的反攻。在進攻之前，D連和F連將會派人偵察四〇〇高地，而倫納德·羅梅爾中尉也會從D連抽人進行巡邏。

羅梅爾回憶到：“巡邏的目的是為了揭露碉堡和其它的敵軍火力點。凌晨三點半我帶著巡邏隊出發，早晨六點再帶著情報回到營前沿指揮所。”

（沿著一條泥濘小路向許特根森林前進的第2游騎兵營）

指揮部過了一眼情報，就把它們分發到突擊連手里了。目前，原計劃仍按部就班地進行著：E連作為預備隊；D連和F連在一條臨近教堂和公墓，與四〇〇高地山腳平行，但是已經部分塌陷了的道路上集合。突擊將在早晨七點半開始，而威廉姆斯少校則在破曉時命令了火力準備。

突擊開始

短暫零碎的炮火把德軍炸了個措手不及。黎明時分，威廉姆斯命令突擊的兩個連沖過一片開闊地，往高處進攻；同時動用了一個連對他們進行火力掩護。早晨七點半，D連和F連跨過攻擊發起線，沖出伯格斯坦。

駐守此地的是德軍第272國民擲彈兵師（德三國防軍晚期的一種編制，士兵多為青年和老年人，自動武器普及程度高，然而機械化程度幾乎為零，故大部分時候都被部署在靜態防御戰中）。他們不顧美軍炮兵的轟炸，像老兵一樣立刻做出了反應，馬上回到了戰斗崗位上。指揮B連的西德·所羅門看到了德軍當時是如何反應的：“德國守軍馬上就進入了戒備狀態，敵人的一個哨所也打了一發紅色信號彈。沒過多久，一輪密集的迫擊炮和重炮火力接踵而至，直接拍到了正在沖鋒的游騎兵的臉上，密密麻麻的輕武器和機槍火力也開始向他們射擊。雙方的傷亡都開始逐步攀升。而落在游騎兵后方，壓倒性的德軍炮火正在制造更多的傷亡——敵人的抵抗十分頑強。”

四挺機槍毫無阻礙地對著沖上山的游騎兵不停掃射。同時，德軍的一個觀察哨也行動了起來，精確引導著迫擊炮和重炮火力。威廉姆斯在戰后報告里寫道：“德軍的迫擊炮、88毫米高射炮、120毫米榴彈炮和自走炮一瞬間集體射爆了。”

C連在他們沖過開闊地的時候，負責提供火力支援。所羅門向我們講述了游騎兵們最開始的推進：“連長下達了進攻的命令，然后游騎兵們頂著德國守軍的機槍和輕武器火力，盡可能快地穿越大約100碼的空地，同時一邊胡亂向山上射擊，一邊吶喊著沖鋒。在穿過空地，沖到山腳之前，他們的連長和他的傳令兵就已經負傷了。可是D連剩下的游騎兵們仍然英勇無畏地向山上發起了沖鋒。”

羅梅爾中尉描述了他所在的第一排在攻擊發起時的樣子：“我的那個排穿過了大約100碼半凍的地面，然后朝著山上亂開槍，冒著槍林彈雨進行著一次死亡沖刺。”

不過不管是所羅門還是羅梅爾，他們都不知道究竟是誰下達了進攻命令。但是比爾·派提上士當時就在現場，看到了事情的經過。

“當敵人的迫擊炮開始咆哮，炮彈落在我們身后大約75碼的地方，而且落點一次一次離我們越來越近的時候，”派提回憶到，“你能感受到大家開始愈發地不安，而且開始抱怨為什么還不沖鋒。我們當時就傻傻地待在那里，等我們自己的炮兵反擊。當然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炮兵開始反擊之前，敵人的迫擊炮肯定會先落到我們頭上——我們現在就被炮火困在200平方碼大的地方。有個新來的軍官居然還想叫人出去偵察，然后我和麥克休就朝著士兵們大喊千萬別聽他的。結果列兵布沙爾服從了命令，剛站起來還沒走幾步就被撂倒了。這件事成了游騎兵后來發起沖鋒的導火索。當我把布沙爾拖回來的時候，轉頭就看到麥克休把他的湯普森沖鋒槍舉過頭頂，聽到他大喊‘跟我一起沖上去淦踏馬的！’（見附注6），然后他就獨自一人沖進空地里了。有了他的帶動，F連的其他兄弟們端著上好刺刀的步槍，像屁股插了火箭一樣，義無反顧地沖向了鬼門關。同時殺聲震天動地，不絕于耳。說真的，我從來沒見過比那次更英勇無畏的沖鋒。那一刻，我真的為自己是一名游騎兵而倍感驕傲。”

“兄弟們都給我沖啊！”

當然不是所有的游騎兵都被當時發生的事情唬住了，啥都沒想就全都一窩蜂全都沖出去了。同屬于F連的赫爾曼·斯坦因當時還是稍作了些思考的：“說實話當時我也厘不清……自己在想啥，但有一個念頭就是‘趕緊讓我沖過這片空地，到對面的樹林里找點掩護就好。’”

史蒂芬·安布洛斯在他的《平民士兵》一書中提及了游騎兵對奧克角和四〇〇高地的比較：“那些D-Day在奧克角戰斗過的老兵都認為四〇〇高地明顯更糟。雖然四〇〇高地不像奧克角是懸崖峭壁，但是覆蓋著冰霜和積雪的頁巖地面也好不到哪里去，更何況這次他們沒有抓鉤和繩索。當時他們真的恨不得兩只手當三只手來用——多出來的一只手用來開槍。”

D連的巴德·波查茲那時候也跟著人群一起沖上了山坡，他回憶到：“F連當時沖在最前面，然后D連的前兩批人跟在他們后面。我們從那條塌掉的路上朝著平地發起攻擊，在D連的兄弟們前頭用步槍對著兩棟已經燒成渣了的房子射擊。迫擊炮彈在我們身旁爆炸，我們的一些兄弟也因此負傷。然后，F連連長奧托·馬斯尼上尉命令我們上刺刀。突然間，邁克·沙里克站起來沖著對面大喊了一聲‘有本事來干我啊！你們這幫閘種！’話音剛落，我們就跟著一起沖出去了。我就記得我們當時氣勢洶涌，一路高喊著‘兄弟們沖啊！’，一路穿過空地，直到山腳。”

所羅門也看到F連的弟兄們在上山之后，就直接沖進敵人的工事里了。“當F連的游騎兵們穿過空地的時候，一挺敵人的機槍朝著山腳的左下方射擊，給他們造成了一些傷亡。”他回憶道，“F連剩下的人還是繼續往前沖，不管跑得快的還是慢的，一路上都對著山上拼命開火……一些在山腳的德國人見勢不妙，要么掉頭向山上逃命，試圖躲開那些正在沖鋒的游騎兵；要么只好站起來，就地投降。”

（美軍士兵正在檢查一處被德國人匆忙拋棄的機槍陣地。1944年秋開始的許特根森林戰役后來被一致認為是歐洲戰場上最艱苦的戰役之一）

赫爾曼·斯坦因覺得德國人可能是這么想的：“逃命的和投降的德國佬大概各占一半吧……我覺得如果你親眼目睹120名士兵像印第安土著那樣朝你涌來，你肯定會覺得這幫人瘋了！我們當時真的，扯開喉嚨喊得跟一群要上房揭瓦的瘋子一樣。”

二等兵威廉·安德森，比爾·派提上士和一等兵克羅伊斯·曼寧是當時F連最先抵達四〇〇高地頂部的人（安德森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兵，不過由于在軍營里違紀，他從中士被降職為最低級的二等兵）。他們在山頂上看到了一座被鋼門封住的地堡。派提沖上前去用他的BAR自動步槍頂住一個射擊口，對著里面打空了整個20發彈匣；安德森也往里面丟了幾個手雷。但是沒過一會兒，一顆敵人的炮彈在安德森身旁爆炸了，把他炸死了。

后來馬斯尼上尉帶著更多人上來了，并拿下了地堡。羅梅爾后來說，在哈維·科寧中士的班被重新部署到山頂前沿的防線上之前，他們班一路追著潰逃的德軍，跑下了山，甚至追到了魯爾河邊上。早上八點三十五分，第2游騎兵營拿下了四〇〇高地，還俘虜了28名德軍士兵。

德軍的轟炸

游騎兵們知道德軍馬上就會發起反攻，必須盡快布置人手并做好準備。然而D連和F連的游騎兵這時才發現，他們真的很難在巖石地面上挖散兵坑。

由于兩軍都明白四〇〇高地的戰術價值極其重要，于是德軍投入了最好的第6傘兵團發起反攻。根據后來俘虜的口供，只要能奪回高地，德國陸軍元帥莫德爾不僅會給參戰士兵頒發鐵十字勛章，還允諾給他們放兩周的探親假。

德軍炮兵席卷了四〇〇高地，致命的榴霰彈狠狠地砸在了游騎兵的頭上。雖然頁巖地面沒法深挖壕溝，但那些地堡還是提供了一些掩護。波查茲回憶到：“炮彈從三面向我們襲來，我們不僅聽到了一些兄弟試著原地挖坑，也聽到了一些人被炸死時發出的慘叫。濃煙全都一股腦地涌進我們的眼睛和鼻孔——那場面真的很可怕，那些被炸傷的兄弟的哀嚎也同樣令人撕心裂肺。”

（德軍炮兵在許特根森林中使用的sIG 33 150mm重型步兵炮）

炮擊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戰斗減員。歷史學家邁克爾·達布勒在他的《接近敵人》一書中寫到了炮擊帶來的心理創傷：“第2游騎兵營的一名新兵在不到3英尺的地方，親眼目睹他的一個隊友的腦袋被整個炸飛掉。這個新兵當時就被嚇得失去語言能力了，記不起他的名字，身邊的人也都不認識了。游騎兵們只好在德軍反攻的間隙把他送下了山——他最后被送回國內的一處精神病院進行治療。”

由于游騎兵的人手嚴重不足，無法同時兼顧整條防線，羅梅爾必須了解德軍最有可能從哪里發起進攻，以先發制人——他冒險派出了幾個兩人偵察巡邏隊下山，去偵察敵人可能的集結點。然后根據巡邏隊收集到的情報，用他手頭僅剩的一點人馬將德軍的反攻各個擊破。最后，游騎兵們以他們的謀略和膽識，在最初的反攻面前勉強守住了四〇〇高地。

派提上士當時負責指揮F連剩下的弟兄們，在山頂組織防御。赫爾曼·斯坦因則帶著第一排和第二排，到山下朝著河流的方向構筑防線。事后，派提上士一直堅信，正是當時還留在山上的這六到八個人使得F連沒有被徹底殲滅，給F連留下了種子。事實也確實如此，那天德軍為了奪回山頂的地堡，拼盡全力進攻F連。

1比10的絕對劣勢

從攻上山頭的那個早上的九點半開始，直到接下來的兩天里，德軍向游騎兵發起了最初的五輪攻勢，每一波攻勢都有100到150人左右。大部分的攻勢都從東面和南面發起，因為那里靠近山腳的樹林可以為一個連的德國傘兵提供掩護。

威廉姆斯少校向我們描述了某次進攻：“當游騎兵們察覺到之前，德國人就已經出現在山上的地堡周圍了，有些甚至都已經摸進來了。他們一上山就開始組織進攻，一見到我們就用機槍、沖鋒槍、步槍和長柄手榴彈招呼。山上的一些地方的戰況甚至膠著到開始拼刺刀，打白刃戰了。”

派提上士由于在接下來的戰斗中負傷，當天晚上就被轉移走了。游騎兵們竭盡全力堅守陣地，并迫使德軍撤退重整。然而敵人的炮擊卻一刻也沒停下過。

（許特根森林戰役中向美軍快速接近的德國步兵）

到中午時，兩個連的游騎兵只剩下32個人還能戰斗了。更糟糕的是D連在德軍發起接下來的進攻之前就失去了他們的連長——馬斯尼上尉在試圖下山帶回援軍的時候被俘虜了。羅梅爾現在是D連僅剩的軍官了，但他也已經負傷。他失去了他的左手食指，耳膜也因為受到炮彈的沖擊而不斷流血。

然而威夫爾將軍這時候也沒法從正在其它地方交戰的部隊里抽調人手支援游騎兵。在接下來的40小時里，游騎兵們被困在山上，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德軍的反撲。

德軍在中午進行了第二次反攻，派出了約150人直撲F連，給游騎兵們造成了進一步損失。羅梅爾回憶到：“我們當時面對著1比10的絕對劣勢，炮彈不斷在我們身旁炸開，不長眼的子彈四處亂飛，而我們卻找不到什么能用的掩體。”

來自18個炮兵營的強力支援

正當德軍即將拿下高地之時，一名游騎兵的壯舉成功扭轉了局勢。羅梅爾回憶到：“我的副排長艾德·賽科爾，他平時是個很安靜的人……但是他當時打光了所有的彈藥。于是他從德國傷兵身上搞了兩把沖鋒槍，直接就一邊開火一邊大喊著沖向德國人，他手下還活著的幾個人也跟著沖了上去——他們就這樣一起把這些德軍士兵趕下山了。”（見附注7）

到下午四點，四〇〇高地上只剩下25名還能戰斗的游騎兵了。羅梅爾回憶到：“我們又擊退了一次反撲，但如果德國人真的發現我們在山上就只剩這么點人的話，他們肯定還會繼續進攻的。”

位于伯格斯坦的游騎兵營指揮部當時已經知曉了山上的慘烈戰況。威廉姆斯少校緊急向威夫爾將軍請求增援，但將軍也實在是抽不出人手。威廉姆斯只好從駐扎伯格斯坦的E連的一個排里抽人，拼湊了個10人的隊伍上山馳援，剛剛好在德軍第三次反攻時抵達。這次德軍把之前被擊退的兩個連拼湊起來，組織了進攻。

（美國第5集團軍炮兵的火箭發射器。對于第2游騎兵營來說，它們的支援真的至關重要）

然而擊退這次進攻的功臣卻是美軍炮兵——準確來說，是隸屬于友軍預備隊的第56裝甲野戰炮兵營，一位名叫霍華德·K·凱爾特哈特的前沿炮兵觀察員的功勞，因為他能360°無死角地觀察整個山頭，并呼叫火力支援。

一名觀察員回憶到：“那時候凱爾特哈特叫來了整個集團軍所有可用的火炮支援——足足有18個炮兵營：155毫米榴彈炮、75毫米山炮、自走炮、8英寸和240毫米重炮一哄而上，用炮彈把高地周圍一圈全都犁了一遍。”凱爾特哈特引導的炮擊不僅把德國傘兵從山頂上逼了出去，同時也阻止了敵人進一步從樹林里派出增援。這一輪反攻，以及下午三點的另一次反攻均被擊退。

“簡直就是死亡工廠”

在戰斗間隙轉移傷員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傷員最多的時候，山頂地堡的急救站一次性塞滿了多達20名傷員。當夜幕降臨之后，運送彈藥的友軍穿過冰雪和巖石地面，登上山頂，然后再抬著擔架把傷員帶回來。晚上九點左右，這項任務由E連和C連負責。軍醫約翰·沃夫曼向我們講述了當時運送傷員的過程：“當時絕大多數傷員都必須用擔架抬回急救站。說真的，在平坦的地方用擔架搬運傷員已經夠難受的了，更別提這種地面濕滑還草木叢生的山坡了。”

載有擔架的吉普車就在山腳下等著——基本上營里每一輛吉普車都用來轉移傷員了。營部主任醫師瓦爾特·E·布羅克上尉命令他手下的軍醫，哪怕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好好照顧那些游騎兵。但遺憾的是，在布羅克后來照顧傷員，協調轉移的時候，一顆炮彈落到了急救站的頂上，把他炸死了。

（死于戰火而來不及掩埋的年輕德軍士兵。由于青少年和老年人不適合現役，所以他們一般會被征召進由一小部分老兵帶領的“國民擲彈兵”部隊）

德軍一整個晚上都在轟炸游騎兵。“我們徹夜未眠，”斯坦因后來回憶到，“但那晚下了點毛毛雨……那時候我身邊還剩6個F連的兄弟吧。里頭還有個叫朱利安·哈納漢的新兵，不過他當時表現得就像個老兵一樣。我們那時候也還有幾個兄弟在下面，山腳那里。”

羅梅爾后來總結了四〇〇高地上第一天的戰斗：“那地方簡直就是死亡工廠……不管怎樣，那地方真的震撼到我們了——我們要么凍死，要么凍出病，再要么被炸得粉身碎骨。老實說，1944年6月6日遠遠算不上我生命中最艱難的一天。老子活了75年，只有1944年12月7日才是我這輩子最難熬，最痛苦的一天。”

最后的反撲

12月8日天剛亮，E連就報告遭到了來自北面Obermaubach的敵人的攻擊。德軍第6傘兵團在炮兵的掩護下進行了一次試探性進攻。早上八點零八分，友軍從道路北側叫來了炮兵支援。炮擊成效顯著，德軍馬上就撤退了——凱爾特哈特和他引導的炮火輕而易舉就粉碎了早晨的攻勢。

阿諾德上尉講述了當時12月8日最兇猛的一次反撲（見附注8）：“最猛烈的攻擊應該是12月8日下午三點的那次。大約100到150人在88毫米高射炮、自走炮、迫擊炮和其它各種重炮的掩護下，從四面八方向我們涌來。有五個德國士兵甚至沖到了離教堂只有100碼附近的地方——那座教堂當時被用作急救站。炮彈接連不斷地在急救站周圍爆炸，有一發炮彈甚至飛進了一扇窗戶，然后撞爛了另一扇窗戶飛了出去。這波反攻持續了大約兩三個小時左右吧，最后被我們自己的炮兵逼退了。”

（在許特根森林轉移傷員的吉普車）

夜幕再次降臨之后，德軍試圖滲透游騎兵的防線以接近山頂地堡。游騎兵們直接用BAR自動步槍、步槍和手雷把這一小股德軍轟了出去。最后，美軍炮兵的一輪20分鐘左右炮擊把德軍徹底趕下了山，擊退了他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進攻。兩天的激戰里，德軍基本都是沖著D連E連和F連去的，給他們造成了巨大傷亡。但不管怎樣，游騎兵們最后還是在友軍炮兵的支援下，死死守住了陣地。

尾聲

12月8日傍晚，威夫爾將軍絞盡腦汁，在想方設法調整了第13步兵團的防線之后，終于從中抽出了一個營的援軍。他派卡車把這些步兵送到四〇〇高地，然后他們自己趁著夜色爬坡登頂。經過40多個小時的激烈廝殺，游騎兵們終于撤出了戰斗，付出了107人負傷，19人陣亡，4人失蹤的代價，減員約四分之一。但在美軍四個多月的森林鏖戰中，唯獨只有他們拿下了四〇〇高地。

然而不幸的是，九天之后，第13步兵團駐守的四〇〇高地再度易手——美軍在1945年2月之前都沒能再把它搶回來。

（一名在魯爾河附近用雙筒望遠鏡觀察許特根森林的美軍士兵。四〇〇高地的海拔給予了美國守軍觀察周圍地形的良好位置）

注釋：

【附注1】帕斯尚爾戰役（也叫作第三次伊普爾斯戰役）是一戰中英軍和加拿大軍于1917年7月31日發起的一次攻勢。雖然帕斯尚爾地區沒有森林，但是與許特根森林戰役類似，也是一場在滂沱大雨和爛泥地里的慘烈廝殺。

【附注2】“連鎖的扇形火力圈”，原文“interlocking fields of fire”，或譯作“火力扇區連鎖”，是一種建立防線的策略。目的是火力交叉連鎖，在一定距離上不讓防御火力出現間隙。另附一張圖解釋（手機截圖有點模糊，湊合看吧www）。

【附注3】查爾斯·B·麥唐納（1922.11.23-1990.12.04），美國陸軍前副首席歷史學家（現在這個職位屬于美國國防部），著有包括本文提到的The Mighty Endeavor在內的多部美軍二戰戰史。

【附注4】奧克角之戰，指第2游騎兵營于D-Day為了摧毀威脅奧馬哈和猶他灘德軍重炮，在奧馬哈海灘西面的制高點奧克角進行的登陸作戰。游騎兵借助登陸艦發射的攀巖繩索（火箭助推鉤）直接爬上了約30米高的峭壁進行突襲，并深入德軍防線搜索并摧毀了早已被轉移的德軍重炮。隨后游騎兵遭到了德軍猛烈反撲，在奧克角堅守了兩天一夜后，第5游騎兵營和第116步兵團的增援最終趕到。參與這次戰斗的225名（或更多）的游騎兵最后打到只剩90多人。

1944年6月6日強攻奧克角的第2游騎兵營

2019年6月6日，75游騎兵團第2營在奧克角進行的D-Day七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兩代游騎兵（霧）重攀奧克角

【附注5】75游騎兵團沿用至今的座右銘“游騎兵，做先鋒！”（Rangers Lead the Way!）即出自諾曼·寇塔將軍之口。

【附注6】原文是“Lets go get the bastards!”，要是對使命召喚2的劇情還有印象的話應該還能記得這句話吧（笑），不得不說這點倒是挺還原的哈。

【附注7】這段描述說實話筆者也存疑，看官們自行取舍。我后來在別的地方找到了另一段對此的描述，說賽科爾中士當時一手抓著一支沖鋒手槍（德三的傘兵會帶著玩意兒嗎……我真不知道……）沖到空地里，邊跑邊開槍把敵人擊退了。好吧，如果只是幾個敵人登頂的話也許還好說……

【附注8】阿諾德上尉是B連連長。筆者推測這波進攻應該不是針對四〇〇高地的，而是針對包括B連負責的防區在內的其它區域的進攻。根據后面的描述，四〇〇高地也不該出現教堂之類的建筑吧……

本文出現的幾位老兵的背景（有一兩個實在查不到）

【1】倫納德·羅梅爾（Leonard Lomell，1920.01.22-2011.03.01）中尉，原為D連的上士（上士一般擔任連長的幕僚，輔助決策或管理部隊），而且直到攻打四〇〇高地時他還是上士。在堅守四〇〇高地時由于D連包括連長哈羅德·斯萊特在內的各級軍官們非死即傷，他臨時被晉升為中尉，接管了D連的指揮權。他也因為在這場戰斗中的英勇表現而獲得了銀星勛章。許多軍事歷史學家對其在四〇〇高地的表現，尤其是面臨敵眾我寡的絕對劣勢時的迎敵策略給予了很高評價。D-Day時，他也是率先發現并親手摧毀被德軍轉移的重炮的游騎兵之一，并因此獲得了杰出服務十字勛章。在拿下四〇〇高地后，他又參與了突出部之役并再次負傷。最終他于1945年12月榮譽退役。

【2】羅伯特·托馬斯·埃德林（Robert Thomas Edlin，1922.05.06-2005.04.01，Bob應該是綽號），A連1排中尉排長。他在四〇〇高地的戰斗中并沒有什么很出彩的表現（畢竟A連這次坐冷板凳），不過他在44年夏美軍圍攻布雷斯特港時干過一件非常開掛的事。埃德林當時受命帶領一支四人小隊，偵察Graf Spee附近的一處德軍炮兵陣地并標定雷區，然而卻誤打誤撞俘虜了一座碉堡里的德軍軍官，并逼他護送自己和翻譯官前往Graf Spee炮兵陣地的指揮所。進入指揮所之后，他解除了手雷的保險并以此威脅德軍炮兵指揮官，并最終迫使他下令所屬防區投降。（包括800多名士兵和4門280毫米重炮）事后，他獲得了營長魯德爾中校的榮譽勛章提名，但他為了能繼續和兄弟們一起戰斗而拒絕了。最后他還是因此獲得了杰出服務十字勛章。

【3】赫爾曼·斯坦因（Herman E. Stein，1921.04.23-2012.06.27），F連老兵，退役時軍銜上士。D-Day時他是第三個登上奧克角的游騎兵，后來也因為四〇〇高地的戰斗的英勇表現而榮獲杰出服務十字勛章和紫心勛章。

【4】哈羅德·K·斯萊特（Harold K. Slater，1919.03.04-2011.04.05）上尉，D連連長，退役時軍銜少校。他后來參與了朝鮮戰爭，于1951年5月18日被俘（1953年9月5日釋放）。

【5】奧托·馬斯尼（Otto Masney，1917.08.15-1991.01.18），退役時軍銜上尉，F連連長。在四〇〇高地被272國民擲彈兵師俘虜之后，他遭受了兩個星期的拷打，門牙被全部打掉。據他自己后來的回憶，除了沒卵用的個人信息以外，他沒向德國人出賣任何情報。隨后他被轉移到位于波蘭的64號軍官集中營。由于蘇聯紅軍的逼近，他又被再次轉移到德國的哈默爾堡集中營，但是中途和其他幾名俘虜逃了出來。之后他們逃回了64號集中營，等待蘇聯紅軍的到來。然而紅軍將他們扣押為人質，并用他們作為和盟軍談判的籌碼。之后馬斯尼利用看守的疏忽，搶了一輛吉普車逃出了集中營，趁著戰后歐洲的亂局一路逃到1000英里外的黑海港口敖德薩（今烏克蘭境內），并于1945年3月7日登上了一艘澳大利亞船只，前往埃及的一座美軍野戰醫院，回歸美軍序列。1945年10月19日，奧托·馬斯尼以上尉軍銜榮譽退役。

【6】詹姆斯·E·魯德爾（James Earl Rudder，1910.05.06-1970.03.23）中校，1941年開始指揮第2游騎兵營，后來在D-Day指揮了奧克角之戰。在本文提到他被調往109步兵團之后，參與了突出部之役。他于1957年晉升少將。

尹先炳：16軍首任軍長，1955年僅授大校軍銜，一年后被開除黨籍

1955年，新中國實行歷史上首次授銜，共授予元帥10人、大將10人，上將及以下將官1000余人。

然而，作為戰爭年代威風凜凜的“朱德警衛團”團長、二野五兵團副司令員、解放軍第十六軍首任軍長的尹先炳，卻僅僅被授予了大校軍銜，成為解放軍70名首任軍長中唯一一位無將軍軍銜者。

1950年，尹先炳曾任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副司令員，標準的副兵團職級干部，而“大校”則相當于“正師”級，中間隔了準軍、副軍、正軍、準兵團，等于是降了5級。

那么，這個尹先炳究竟是何許人也？他有何戰功？又為何被降級授銜呢？

一

李先炳，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漢川縣一戶農民家庭，1930年參加紅軍。

土地革命時期，李先炳曾先后出任過紅四方面軍排長、連長、營長等職，盡管立有戰功，但一直默默無聞，在軍中并不是那么地突出。

不過，在紅軍時期，尹先炳卻差點被打成“改組派”分子，要不是遇見賀老總，其結局不言而喻。

據尹先炳回憶說：

“當時改組派專門成立了一個連，打仗時，沖鋒在前，撤退在后，繳了好槍不準用，一律送給其他連隊，而且每人只發10發子彈……”

所以，一旦被打成“改組派”，其面臨的結果就兩種，要么被自己人打死，要么被敵人打死。

抗日戰爭爆發后，尹先炳奉命出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該團還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朱德警衛團”。

尹先炳接任時，該團已經擴編成“三三制”的大團了，下轄三個營、九個步兵連、三個直屬連和三個營屬機槍排，總計2300余人，既神氣，又威風。

二

1940年初，時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的尹先炳，奉命調任冀西游擊總隊副司令。

當時，時任晉冀豫邊游擊縱隊司令員王樹聲和政委黃鎮來到冀西，宣布了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的命令，要求冀西游擊總隊北上元氏，尋機殲滅日軍，以粉碎日軍將華北地區變成其“兵站基地”的陰謀，保衛我抗日根據地。

同年3月19日夜，尹先炳奉命率部對馬嶺偽軍據點發起猛攻。

但敵人據險固守，我軍連續搶攻幾次，都未能奏效。沒辦法，尹先炳只能先把部位撤到南北沙灘一帶待命。

21日，尹先炳組織營以上干部開會總結馬嶺戰斗的經驗教訓，不料會議剛進行到一半，日軍的炮彈就從會場上空呼嘯而過，打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

尹先炳立即終止會議，并命令三支隊一營二連連長范金標帶領幾名偵察員去打探情況。

很快，范金標回來報告說：日偽軍有300多人，今天早晨從南佐出發，在姚莊搶糧，沿姚莊至黑水河大道西進，有向根據地一帶侵犯的企圖。

黑水河一帶地形十分險要，非常適合打伏擊，再加上部隊北上元氏的任務就是要尋機殲滅敵人，尹先炳思索片刻后，當即下令：堅決殲滅這伙敵人。

具體部署為：元氏獨立營一個連前往黑水河大溝以東佯動，戰斗打響后不要戀戰，邊打邊退，將敵人引誘至黑水河大溝；第三支隊一個營迅速占領黑水河以西的大埡口，等日軍進入大溝以西時，從正面阻擊日軍；第六支隊一個營則占領大溝以南的有利地形，待戰斗打響后，由南向北出擊。

與此同時，再派一個營前往姚莊以東地區，向南佐、元氏方向執行警戒任務，保障主力側翼安全。其余部隊全部作為預備隊，以配合正面作戰。

按照此部署，部隊很快進入到指定位置。

中午十二時左右，日軍先頭部隊已經越過大山埡口，后面部隊也已進入大溝入口處。此時，日軍已經完全進入到尹先炳精心設計的包圍圈內。

戰斗打響后，身處包圍圈中的日軍，很快就被我軍的猛烈攻勢給打蒙了，不一會兒就損失過半。

不過，這伙日偽軍很狡猾，他們很快就收拾好殘兵，占領了大溝以西的仙姑廟，等待援兵的到來。

仙姑廟的廟墻很高，而且都是由青磚砌成的，非常堅固。

廟的正前方是一片開闊地，日軍退守仙姑廟后，就在大門口架起了兩挺機槍，封鎖了我軍前進的道路。

事實上，我軍只需要轟上幾炮，就能輕松解決所有問題了，但可惜的是，當時我軍并沒有重武器，就連基本的步槍、彈藥都少得可憐。

沖鋒不現實，火炮又沒有，這到底該怎么辦呢？

尹先炳反復思考，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解決這伙敵人的話，那么他們就會被援軍接走。

更何況，駐守在仙姑廟的這伙日軍可不是一般的敵人，他們都是日軍士官、軍官，如果放他們回去，將后患無窮，所以必須全部消滅干凈。

尹先炳思想來去，最終決定采用“火攻”的方式。

戰士們登上仙姑廟的側后方，將一堆堆柴草點燃起來，實施火攻。當時恰好是順風，大火很快便燒到了仙姑廟。

在此熊熊烈火之下，仙姑廟已經不能藏身了，日軍只好沖出大門與我軍決一死戰。

結果，這正好中了尹先炳的計，剛一沖出廟門，就被早已埋伏在外面的我軍戰士全部擊斃。

黑水河戰斗從上午10點，一直打到下午6點，共擊斃日偽軍200余人，其中100多人是日軍，生擒3人，繳獲一門山炮和三挺輕機槍。

黑水河圍殲戰，是抗戰中冀西地方武裝的首次大捷，受到了129師和晉冀豫邊區縱隊的通電表揚。

而在戰斗中，尹先炳決心果斷、部署周密、反應靈活的指揮作風，也受到了劉伯承師長的高度贊揚。

這一仗，充分顯露了尹先炳的軍事指揮才能。

1940年6月，冀西游擊總隊與晉冀豫邊區游擊縱隊第二團等部合編為新編第十一旅，尹先炳任旅長，黃振棠任政委，秦基偉任副旅長，下轄三個團。

在此之后，尹先炳率部在抗日戰場上東征西討，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三

解放戰爭時期，尹先炳先后出任過第二旅旅長、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副司令員等職。

1949年2月19日，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和豫皖軍區獨立旅奉命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六軍，原縱隊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分別升任第五兵團司令員、政委，第十六軍軍長一職，則由原一縱副司令員尹先炳擔任，政委由王輝球擔任。

第十六軍下轄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三個師，歸第五兵團建制。

尹先炳首任第十六軍軍長后，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組織部隊橫渡長江。

4月21日，尹先炳和王輝球經過精心部署后，開始指揮部隊發起渡江作戰。

僅用了30分鐘，我軍第一批渡江部隊便登岸成功，一舉擊退了國民黨守軍，占領了灘頭陣地。

不久后，尹先炳乘坐的第二批船也順利登岸。

然而，由于在渡江之前連續七天七夜沒有休息，尹先炳過江后不久便暈倒了，戰士們只能抬著他前進，整整抬了一整天，到東流時才醒過來。

尹先炳在指揮部隊行軍時有一個習慣，那就是用拇指和食指在地圖上丈量行軍距離。

小拃至少要行軍一百二三十里，大拃至少要行軍一百八十里。

以至于戰士們還經常開玩笑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軍長這一小拃、一大拃。

渡江后，第十六軍就是在尹先炳的這一拃一拃下追擊國民黨軍的，其行軍速度之快，攻勢之猛，為其他各軍之典型。

5月6日，尹先炳率軍攻打衢州，整個戰斗僅持續四個小時就結束了，一舉殲滅國民黨守軍2000余人。

但這還沒完，在這之后，尹先炳又在地圖上小拃一下，命令十六師政委范陽春率領一八三團奔襲三十公里攻打江山縣城。

此戰，創下了政治干部率一個團打下一座縣城的輝煌戰績，殲滅國民黨軍5600余人。

不得不承認，尹先炳行軍打仗的確是一把好手，決心大、部署周密，敢打必勝。

從這之后，尹先炳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一路南下追擊國民黨軍，戰至15日，第十六軍的先頭部隊就已經追擊至福建中部地區，總計殲敵15000余人，解放了11座縣城。

不久后，尹先炳接到了進軍大西南的命令，在與司令部參謀人員研究行程時，尹先炳也是每天一拃，從玉山縣開始，一直拃到萍鄉、寶慶、貴陽、畢節等地。

在此期間，尹先炳率領第十六軍一路勢如破竹、連戰連捷，解放縣城幾十余座，還生擒了國民黨軍第四十九軍參謀長饒啟堯少將、第六編練司令部司令肖以覺中將，以及數千名國民黨軍官兵。

強渡岷江后，第十六軍迅速攻占樂山，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第七十二軍第一三五師警衛輜重營、山炮連700多人，還俘虜了國民黨軍第三軍副軍長沈開越。

12月30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至此，解放軍進軍大西南畫上了句號。

而這一路走來，尹先炳率領的第十六軍已是戰功赫赫的威武之師了！

四

1950年1月，第十六軍奉命回師貴州，進駐遵義。

不久后，尹先炳出任第五兵團兼貴州軍區副司令員，王輝球任政治部主任。十六軍軍長一職仍由尹先炳兼任。

當時尹先炳在貴州的主要任務，就是剿滅盤踞在此地的土匪。

不過，這些土匪在久經沙場的尹先炳看來，根本不足為慮，他說：“貴州幾個毛匪，有什么了不起的！”

結果，尹先炳的這種輕敵思想，當即就遭到了劉伯承的批評：

“剿匪也和打仗一樣，要集中兵力，不要五個指頭按跳蚤，五個指頭按五個跳蚤，結果是一個跳蚤也按不到。”

1950年6月，貴州軍區發起了名為“甕安、余慶、湄潭鐵壁合圍戰役”的剿匪行動。

在尹先炳的親自部署和指揮下，這幾個地區的匪患很快就被肅清，殲滅匪首王福堂以下3000余人。

不久后，尹先炳又發起了一系列的剿匪戰役，皆大獲全勝。

據十六軍的老戰士回憶：在貴州剿匪的這段日子里，尹軍長住在城基路的一棟小樓上，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指揮作戰。當時他的臥室里除了一部電話機外，還有5部無線報話機。

為了保密起見，在與剿匪部隊聯絡時，一律以生意人的稱呼，尹先炳在軍區是三號，因此就叫“三老板”。

1950年11月底，貴州地區的匪患已經基本肅清，尹先炳奉命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

1951年2月，為了應對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新形勢，中央決定再次在國內組建新的志愿軍兵團入朝作戰。

而作為全軍中的一支“王牌”部隊，第十六軍自然在組建新兵團的范圍內。

當時，第十六軍除留兩個團駐守銅仁、畢節外，其余部隊改稱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第十六軍，入朝作戰。

對于十六軍入朝作戰，毛主席極為關注，因為這支部隊是當時全軍唯一的一支合成軍。

就連軍部，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海陸空聯合指揮所”的編成來建設的，軍部領導不僅要懂陸戰，還必須要自學一些海空知識。

此外，該軍的武器裝備也非常的先進，除了原裝的紅軍老底子主力部隊外，還配有高炮師、鐵道兵師、坦克團、炮兵團等，其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戰斗力，都堪稱全軍的“王牌”。

正因如此，第十六軍入朝前，毛主席還前后兩次接見了軍長尹先炳和政委陳云開。

在第二次接見時，毛主席對他們倆說：

“敵人從我們正面打不動，就可能從空中或側后找出路。你們要提高警惕，工作也一樣，搶在時間面前就主動，裝備來一個師就改一個師，不要等來齊了再改……”

毛主席的諄諄教導，讓尹先炳和陳云開非常感動，當即便向毛主席表決心：“我們一定帶好部隊打好仗，不辜負主席和祖國人民的期望。”

五

十六軍入朝后，奉命駐守在朝鮮戰場的西海岸，擔負反空降和抗登陸的作戰任務。

剛到朝鮮的時候，尹先炳便想在朝鮮戰場上打出點名堂來，他精心策劃了一個大反擊戰，即：在全軍的防御正面，組織一次步、炮、坦克協同的反擊作戰，將戰線向南推進20公里，直搗鐵原機場，一舉拿下美軍第八集團軍前指。

然而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計劃最后并沒有實施，他剛做好預案，時任志愿軍副司令員楊得志便打來電話：“敵人要簽字了，我看你們就停下來吧，別打了！”

所以，在整個朝鮮戰爭中，尹先炳雖然也多次與“聯合國軍”交手，并且都取勝了，但卻都是些“小打小鬧”的戰斗，這對于一個裝備精良的“合成軍”軍長來說，確實有點不過癮。

以至于在接到楊得志的電話后，尹先炳還氣得將手中的紅藍鉛筆重重地仍在地圖上，氣憤地說：“這個美國佬，你啷個老是跟老子過不去嘛！”

1954年3月，尹先炳從朝鮮回國。

1955年授銜時，作為二野名將的尹先炳，無論是憑資歷還是憑戰功，都應該被授予中將軍銜，最后卻被降為大校。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來，在當時的授銜預案中，尹先炳的確是在中將名單里的，但卻因為生活作風問題，遭到中央點名處分，轉而改授大校。

據說，當時毛主席聽聞尹先炳腐化墮落的事情時，惱羞成怒。1956年5月，尹先炳還被開除了黨籍。

不過，尹先炳雖然沒有被授予中將軍銜，但其仍獲得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還獲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獨立自由勛章，成為當時全軍唯一一位有將軍勛，而無將軍銜的特殊將領。

不過，這也表明，組織上對于個人的功過是非，是分得很清楚的，不會因為犯過錯誤就抹殺了所有的功勞。

六

1958年，尹先炳調任解放軍政治學院物資保障部副部長，爾后又任解放軍政治學院院務部副部長。

在此期間，尹先炳有一個“奇怪”的行為，那就是非必要場合從不穿軍裝。1965年軍銜制廢除后，他又開始穿軍裝了。

1980年后，在楊勇、蘇振華等二野老同志的極力推薦下，尹先炳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1983年1月6日，楊勇和徐立清兩位將軍不幸去世。噩耗傳來，尹先炳悲痛欲絕，當晚便突發腦溢血住院。

短短地一個月后，即2月10日，尹先炳逝世，緊隨兩位老戰友駕鶴西去了，享年68歲。

深藏功名??不改本色

來源：【人民網】

張富清在家里看書學習（資料照片）。 新華社記者 程 敏攝

2022年12月20日23時15分，“共和國勛章”獲得者、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道德模范、“時代楷模”稱號獲得者、全國模范退役軍人、“最美奮斗者”張富清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湖北武漢逝世，享年98歲。

“我是一個老兵，是黨培養的人，我要永遠聽黨話，永遠跟黨走。”張富清老人生病住院期間，曾這樣說過。他的一生，也是這樣做的。

幾張類似獎狀的泛黃紙頁、一個紅本子、三枚獎章……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來鳳縣退役軍人事務局進行退役軍人信息采集工作時，收到了張富清珍藏多年的軍功證明，人們這才發現了這位深藏功名63年的老英雄。

張富清生于陜西省洋縣。1948年3月，24歲的張富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從參加解放軍起就覺得，共產黨領導的這支隊伍是真正為老百姓打天下的。也是從那時起，我一直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富清老人曾回憶。由于作戰勇猛，當年8月，由連隊集體推薦火線入黨，成為預備黨員。1948年6月至9月，張富清參加壺梯山戰役，攻下敵人碉堡一座、打死敵人兩名、繳獲機槍一挺，并鞏固陣地；在東馬村消滅外圍守敵，占領敵人一座碉堡，為后續部隊打開缺口；在臨皋執行搜索任務，發現敵人后即刻占領外圍制高點，壓制敵人火力，完成截擊敵人任務。

1948年，張富清作為班長，和兩名戰友組成突擊組，率先攀上永豐城墻。他第一個跳下城墻，沖進敵群展開近身混戰，端著沖鋒槍朝敵群猛掃，突然感到頭頂仿佛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來又感覺血流到臉上，用手一摸頭頂，一塊頭皮翻了起來……擊退外圍敵人后，張富清沖到一座碉堡下，刨出一個土坑，將捆在一起的八顆手榴彈和一個炸藥包碼在一起，拉下手榴彈的拉環，手榴彈和炸藥包一起炸響，將碉堡炸毀。這場戰斗一直持續到天亮，他炸毀了兩座碉堡，繳獲兩挺機槍。永豐戰役后，他榮獲西北野戰軍軍一等功。

每一次戰斗，張富清總是擔任“突擊隊員”。“那時候，解放軍的‘突擊隊’就是‘敢死隊’，是沖入敵陣、消滅敵軍火力點的先頭部隊，傷亡最大。我每次都積極報名參加突擊隊，為什么？因為我是共產黨員，黨需要的時候，越是艱險，越要向前！為了黨和人民，就是犧牲了，也是無比光榮！”說起當年的戰斗歲月，張富清總是無比堅定。英勇作戰的張富清曾榮獲西北野戰軍特等功一次、軍一等功一次、師一等功一次、師二等功一次、團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軍戰斗英雄稱號和師戰斗英雄稱號。

1955年，張富清即將復員轉業。“部隊號召我們，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設祖國。哪里最困難，我就去哪里。” 張富清選擇了湖北最偏遠、最艱苦的地方之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來鳳縣。

從到來鳳的那一天起，張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戰功，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他先后在縣糧食局、三胡區、卯洞公社、縣外貿局、縣建行工作。工作30年，他從沒提過軍功，也從沒向組織提過任何要求。

在來鳳，張富清同樣是“哪里最困難去哪里”。公社班子成員分配工作片區，張富清搶先選了最偏遠的高洞片區，那里不通路、不通電，是全公社最困難的片區。在那里，張富清帶領社員們投工投勞，一起打炮眼、放炸藥，開山修路……用兩年時間修通了高洞的第一條公路。

工作30年，不管職務如何變遷，他從不利用手中職權照顧自己的親人。上世紀60年代，張富清任三胡區副區長，一人幾十元的工資要養活一家六口。妻子孫玉蘭原本在三胡供銷社上班；國家開展精簡退職工作，張富清首先動員妻子離職，減輕國家負擔。“我不讓你下崗，怎么好去做別人工作？”張富清對妻子說。對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總是教育他們只能靠自己努力學習，自己奮斗。“我是共產黨員，是黨的干部，如果我照顧親屬，群眾對黨怎么想？”張富清說。

張富清離休后，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本色。住舊房子穿舊衣，家里的家具電器都是有年頭的“老物件” 。物件雖舊，他的思想卻一直保持與時俱進。直到90多歲，張富清依然保持著每天上午8點到9點讀報紙，晚上7點收看新聞聯播的習慣。“人不學習要落后，機器不用要生銹。”他常常對老伴這樣說。

每逢黨和國家舉辦重大活動，張富清都認真收聽收看廣播電視。202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當聽到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代表“請黨放心、強國有我”的錚錚誓言時，他感慨道：“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很多事情需要年輕人接著做。黨和人民的事業需要一代代人干下去，這樣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隨著張富清事跡被人們熟知，他獲得了許多榮譽。一個個沉甸甸的榮譽對張富清來說，是一次次鞭策。他說：“要時刻問自己，黨的要求都做到了沒有；要不斷努力，為黨的事業繼續奮斗。”他說，自己這輩子最深的信念就是：聽黨的話，永遠跟黨走。

張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在部隊，他保家衛國；到地方，他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樸實純粹、淡泊名利書寫了精彩人生。

《 人民日報 》（ 2022年12月22日 04 版）

本文來自【人民網】，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提供信息發布傳播服務。

ID：jrtt

開國將軍楊永松逝世，梅州鄉親追思：他雖然走了，但仍活在我們心中

載于2022年9月2日南方日報A11版。

原標題：

最后一位廣東籍開國將軍楊永松逝世

10歲參加革命，一路南征北戰書寫傳奇人生

時任戰車師政委的楊永松（左二）。

9月1日中午，廣東籍最后一位開國將軍楊永松離世，享年104歲。

2019年重陽節時，南方日報記者曾赴楊永松的北京家中采訪，他回憶起家鄉梅州大埔，勉勵后人要繼續艱苦奮斗。

楊永松出生于1918年，一路南征北戰書寫了傳奇的一生。1955年，楊永松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最年輕的開國將領之一。

生于大埔百侯

10歲參加革命

1918年7月，楊永松出生在梅州市大埔縣百侯鎮侯南村一個貧苦家庭，一家人靠父親販賣咸魚咸菜為生。

當時，為了生存，不少當地人下南洋去海外謀生，楊永松的大哥和二哥也跟著幾個叔叔去了新加坡。

楊永松5歲時，父親積勞成疾因病離世，家中生活更加艱難，母親還是堅持送楊永松去鎮上的小學讀書。

那時，梅州大埔的中共黨組織在鄉村進行廣泛的政治宣傳，工會、農會等組織紛紛成立。楊永松的二哥在新加坡加入共產黨后，也返回家鄉積極組織開展革命活動。

楊永松夫婦和四個兒子。

1928年，年僅10歲的楊永松受到革命啟蒙，加入學校組織的勞動童子團，參加大會、示威游行。

1930年4月底，楊永松在二哥的安排下去閩西，隨后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留在縣委機關打雜，正式開始了革命工作。

長征路上九死一生

病中拼命追趕部隊

在參加革命期間，楊永松沒少因身體吃苦頭。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部隊東進閩西的路上，楊永松反復發高燒，病了幾天后已是骨瘦如柴，行動都很困難。那時部隊要轉移，由于缺醫少藥，楊永松只能留在后方醫院休養。

為了追趕部隊，楊永松不顧傷病堅持趕路，在第五天趕上了部隊。到部隊的第二天，楊永松收到通知——部隊傍晚就要出發，那時的他還沒有意識到，二萬五千里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翻越雪山時，由于天氣惡劣而困難重重，不少戰士因為看不清路掉進雪坑。部隊一直是急行軍，飲食也差，楊永松眼見著剩余的人數不足出發時的三分之一。

部隊一路攻堅克難，突破敵人的重重封鎖。進入草地的第六天，楊永松的雙腿因長時間泡在雨水里，已經腫脹得無法起身。

無法預料明天的楊永松索性把在湖南買的一雙新襪子穿上，把自制氈鞋也穿上：“如果橫豎走不動，我總是要死的，留著它們也沒用。”兩三個小時過去，他的腳竟然慢慢好轉，逐漸走得快些，又走了一陣，兩腿幾乎完全恢復正常。

南征北戰

成為最年輕開國將領之一

楊永松經歷了多場戰斗。抗戰時期，他跟隨部隊挺進山西，首戰平型關；解放戰爭時期，他戰山東、克東北，成為第一支裝甲部隊的首任政委。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激起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愛國熱忱，紛紛要求對日抗戰。1937年8月23日，楊永松所在部隊作為先頭部隊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了平型關戰役。

楊永松的回憶錄中，記錄了他參加這一戰役的經歷。

“有一個連隊只剩下一個副指導員和一個戰士，許多戰友為保家衛國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楊永松說。回想起那些充滿著鮮血和犧牲的“硝煙往事”，他十分感慨：“那些犧牲的戰友們，他們沒有看到全國的解放，他們的鮮血灑在了革命的征途上，才換來了今天的幸福和平。”

1955年，楊永松被授予少將軍銜，37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開國將領之一。楊永松榮獲過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57年8月，從解放軍政治學院畢業后，楊永松被分配到原北京軍區工程兵任副政委。

心懷家國

勉勵年輕人艱苦奮斗

1978年，楊永松退居二線，任北京軍區工程兵顧問，繼續為國家的軍事建設貢獻力量。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2019年重陽節時，南方日報記者在楊永松家中采訪了他。在北京的一所小院里，年過百歲的楊永松精神矍鑠。

楊永松將軍。南方日報記者 張迪 攝

那年10月1日，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國慶閱兵上，從當年的“萬國造”到全部國產化的先進裝備，人民軍隊的武器裝備實現了歷史性跨越。由于身體原因，原本受邀參加的楊永松沒能到現場。他在家通過電視直播觀看了閱兵儀式，也深感如今各種武器越來越先進，國家強大了，他感到很開心。

看到來自家鄉的大埔蜜柚等特產，楊永松感嘆：“國家建設好了，大家的生活也過得更好，比以前富足很多。”

“在外這么多年，記得最深的是那里的革命氛圍。”在回憶錄中，楊永松曾這樣描述自己的老家百侯鎮侯南村，老家一直保留著崇文重教的習俗。

楊永松也對年輕人發出寄語：“我是個放牛娃出身，從小練復寫紙、練刻蠟版，文化有所提高，但是文學水平不高。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有這么好的條件，應該很好地學習，踐行為中國人民的福利服務。我們全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奮斗下，取得了全國的勝利，來之不易。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他雖然走了，

但仍活在我們心中”

聽聞楊永松將軍離世的消息，大埔百侯籍退休老干部張云開心情久久無法平靜。

“楊永松老將軍一生熱愛黨熱愛祖國，這個信念毫不動搖。”2019年，張云開等一行幾位老友特意從老家大埔趕到北京，專程拜訪老將軍。在交流中，張云開深深感受到了老將軍濃濃的家國情懷。

張云開還聽楊永松老將軍說過，他很小就參加革命，與親人聚少離多，并不清楚自己的生日。后來，老將軍決定把自己的生日定在7月1日，這一天也是黨的誕生日。“愛黨愛國情懷已根植到他的骨子里。”

在張云開印象中，楊永松老將軍還是一個幽默的人。

最后一次見面那天，張云開帶了兩個大埔縣侯南村自產的蜜柚到北京，想給老將軍嘗嘗家鄉的味道。“老將軍，來嘗嘗家里的柚子，可能有點甜中帶酸。”

楊永松吃后笑著說，“侯南村的柚子不如南山村的好吃。”老將軍的一句話，頓時引得在場的人一陣歡笑。

“在外多年，老將軍對家鄉的一草一木還有很深的印象。”張云開說，特別是家鄉的發展，楊永松尤為關注。“老家的路現在好走了嗎？鄉親們生活怎么樣？”

2019年后，張云開連續兩年為楊永松老將軍寄去了來自家鄉的蜜柚，現在他手機里還留存著老將軍端著蜜柚的照片。今年，看著大埔的蜜柚又成熟了，他很是感慨。

那一年，與張云開同行的還有老鄉蔡俊發。從朋友處知道了楊永松老將軍離世的消息，他也很悲痛。“聽說我在大埔支持家鄉建設，利用青山綠水開發景區，老將軍還鼓勵我要好好發展，建設好家鄉。如今他走了，但仍活在我們心中。”

【來源】南方日報

【南方日報記者】曹嬡嬡 馬吉池 唐林珍

【通訊員】張云開

【作者】 曹嬡嬡；馬吉池；唐林珍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 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