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之崛起》近日在央視熱播，秦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究竟如何評價，2000年來一直爭論不斷。于是，這部熱播電視劇和原著小說也成為輿論的焦點。

《大秦帝國》原著作者孫皓暉認為，學者文揚近期的三篇文章對秦的專制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說明，文揚提出，以孟德斯鳩等西方學者的法制理念來理解秦所代表的中國政治文明，是一種狹隘。

3月25日，孫皓暉參加《對話孫皓暉：大秦帝國與今日之中國》講壇，與學者文揚對談，重新解讀秦王朝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

《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1998年，孫皓暉辭去西北大學法律教授的職務，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大秦帝國》系列小說創作中，2008年4月，終于出版了這部504萬字的長篇巨制。用他的話說，自己“對大秦帝國有狂熱的崇拜”，希望能夠用這部小說，為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的大秦帝國正名。

以完全正面的角度去描寫秦的歷史，此前不論是史學書寫還是小說創作，都未曾有過。小說出版以后，評價呈現嚴重“兩極分化”的趨勢。

不少讀者被小說中那個大一統時代的恢宏氣度折服，也有人對小說中文學性的創作大加撻伐，認為孫皓暉對秦暴虐的一面做了太多美化。例如，在長平之戰坑殺40萬趙軍的秦將白起，被孫皓暉寫成一個有情有義，“不得以而為之”的人物。

對小說中“歷史的空白處”該如何填補？孫皓暉認為這個過程就像福爾摩斯破案，已有的歷史記載是案發現場，最終結局則是案件本身。如何通過“案發現場”的蛛絲馬跡合理推理，使結果符合結局，就是小說家應該合理想象的部分。

通過自己的想象填補歷史，孫皓暉把《大秦帝國》寫成了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他說自己寫這部小說不只是為了全方面呈現秦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段歷史，“全方位呈現和開掘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優秀核心價值觀體系”。

“大家之所以熱愛《大秦帝國》，也是因為熱愛它所傳遞的那個時代的陽光精神，那個時代的大真精神，那個時代紛爭不息的變化精神。”

孫皓暉認為中國文明一共經歷了三次轉折，從原始社會進入到國家時代是一個轉折。從分治文明走向統一文明，創造了統一文明又是一個轉折，從農耕時代到創建工業時代新的中國文明體系是第三個轉折。

“從分治走向統一這個轉折體系，也就是秦帝國所完成的文明轉折和文明創建，其中所反映的歷史經驗和它所提供的歷史教訓，是我們這個時代尤其應該注意的。”

《大秦帝國》劇照

為秦正名是為確立民族話語權

“正因為《大秦帝國》本身它是一個精神本位的作品，所以人們討論《大秦帝國》，總是免不了很多歷史的基本問題。”《大秦帝國之崛起》開播以來，關于《大秦帝國》的討論又掀起一波小高潮。

“中國國民的歷史共識點很少。”孫皓暉表示，為秦正名，某種程度上講，是為了確立民族話語權。

“西方反對凱撒大帝、羅馬帝國這樣的標志性的政治領袖和時代的人是極少的。而我們國家在史學評價上沒有一個好人，所有的人都是問題人物，所有的事件都是問題事件。”中國重視史書，但孫皓暉認為中國人在關于歷史的基本問題上沒有共識性，“我們號稱是世界上研究歷史最清楚的國家，天天有記載，年年月月有記載，沒有一天發生的事是不清楚的，但是我們在基本問題上是模糊的，這種混亂的局面必須改變。”

孫皓暉認為，批秦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文化上的不自信，“我們沒有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撐我們對自我文明的認知，我們沒有一套強大的話語體系表明我們文明的價值在哪里，到底值得不值得繼承。”

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則是“用文明史的理念研究歷史”，把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進行系統比較。

孫皓暉以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對抗歷史舉例，認為全世界只有中國這一個農耕民族依靠自己嚴密的組織，依靠自己文明上強大的生存能力，經過從春秋，齊桓公，九合諸侯，驅逐戎狄、匈奴開始，一直到戰國、秦帝國、西漢、東漢，孜孜不倦、代代不息地和游牧民族作戰，把游牧民族頂在北部地區，使之不能南下。

孫皓暉認為，中國之所以抵御住了游牧民族的沖擊，其經驗來源就是秦，“因為它的戰爭智慧，因為它嚴密的組織。無論從國家形式的成熟度上，還是軍隊戰爭文明發展程度上講，在人類長期發展過程當中西方文明積累的根基比我們差得太遠。”

“到今天我們也不必說要造一個跟西方中心論一樣的中國中心論，把西方邊緣化。但應該有一個真正的文明史觀把我們的歷史串起來。”文揚提出，中國現在面臨著一個重構世界文明史的問題，“用我們這種文明的思想理念和我們的實踐，主要是我們的國家實踐，去重新評估世界各國和歷史各個文明。”

孫皓暉。視覺中國 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