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的“紀念陳半丁誕辰140周年紀念展”觀者如潮，引起媒體和藝術界的廣泛熱議，學術界也開始探討陳半丁的藝術與人生，給予了廣泛深入的挖掘和很高評價，一個漸被淡忘的藝壇人物，正在重新鮮活起來。在給陳半丁的諸多定位中，不乏 “三絕”式人物、“京派代表畫家”、“京派領袖”等稱謂，均無可無不可。如果從藝術史的角度看，這個展覽最吸引筆者的地方，是陳半丁早期的一些作品，包括合作或獲贈的作品，它們共同揭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半丁與“海派”的淵源。

吳昌碩陳半丁合作《陳》

吳昌碩陳半丁合作《陳》邊款

金石緣

1895年，陳半丁由表叔吳隱帶至上海虹口，在嚴信厚的“小長廬館”拓圖章（《七家印譜》）、刻碑、楹聯為業，這是陳半丁最早與金石結緣。吳隱印宗“浙派”，《七家印譜》雖被認為是偽譜，但里面所收“浙派”印家的作品不乏佳制，相關的影響應不能免。奇怪的是，目前所見陳半丁的篆刻里面，竟然毫無“浙派”的影子。真正將陳半丁領進印學之門，并且登堂入室的是吳昌碩。后來，嚴家聘請吳昌碩、蒲華等海上名家，半丁與他們相見，頗得厚愛，時時得深切指使。陳半丁《手書自傳》云：“十九歲去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一說得到吳昌碩幫助介紹，見下文。待考），不久又遇吳昌碩先生之同情，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獲益匪淺。”（現藏中國美術館）

《陳年》

展覽中《陳年》一印，刻于1898年，系由吳昌碩為篆印稿，半丁刻成。半丁自刻邊款曰：“二字缶老為余篆也，戊戌十月半丁記。”這是所見缶翁與半丁第一方合作之印，也是至今為止，所見陳半丁最早的一方篆刻作品。此印用刀略顯稚弱，學印時間應當不會很長。值得注意的是，這方印章 “吳篆陳刻”的模式，或許是缶翁教授篆刻的獨特方法。不知缶翁其他篆刻弟子，是否也享有同樣的待遇。

1900年，葉舟（為銘）為陳半丁仿漢官鑄印刻《陳年長壽》，四年后他與丁仁、 王禔、吳隱創建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西泠印社；缶翁次子吳涵年廿八游宦江西，前后凡九載，其間為半丁刻《靜山》，款曰：“靜老令涵刻于滁上”。這種同輩印家之間的交誼，背后一定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有待挖掘。

吳昌碩為陳半丁刻《靜山》

吳昌碩為陳半丁《靜山》邊款

1904年吳昌碩函約陳半丁到蘇州的家中作伴，遂與缶翁朝夕相處，得其口傳心授，篆刻水平勇猛精進。本年所作《陳年》，中規中矩，刀法爽健飽滿，頗有神采，較六年前之作已有了天壤之別；同年所刻《無所事室》，雖然在邊款中稱是“用漢人刻法”，但已是一派吳氏作風，得缶翁“鈍刀硬入”之法，說明對印之古樸渾茫之意已有深刻領悟，否則不會有如此神似缶翁之作。次年所刻《陳年》《半丁》兩面印，刀法上已趨爽勁成熟，水平與1898年已不可同日而語。

陳半丁《無所事室》

邊款 陳半丁《無所事室》

陳半丁刻《陳年》

吳昌碩陳半丁合作《半丁》

1906年，陳半丁來到北京。1910年2月，金城為陳半丁刊一名印《年》，款曰：“庚戌二月鞏伯”。 鞏伯即金城金北樓，也工篆刻，是北方藝壇的廣大教主，有多部印譜存世，僅此前就輯有《藕廬丙午印存》六冊、《藕廬丁未印存》六冊、《廬戊申印存》四冊、《藕廬己酉印存》四冊等，也是北方的篆刻名家。 頗為有趣的是，另一款為“年自改作”。可見，“吳門”十年的熏陶感染與修煉，陳半丁此時的手眼功夫已然超邁于北樓之上。抑或金城當年力邀半丁北上，不單單只是欣賞半丁的繪畫。

金城為陳半丁刻陳半丁改刻《年》

吳昌碩《抱一軒》

吳昌碩《抱一軒》邊款

1910年夏，吳昌碩應邀來京。在京盤桓的數月時間，吳昌碩為弟子半丁刊《抱一軒》《山陰陳年》《我無為》《靜（晴）山》《半丁》等印，陳半丁在《靜山》一印的邊款中刻道：“苦先生刻。庚午冬初，缶老北來，為年刻十余印，此其一也。靜山今號半丁。”繼續“吳篆陳刻”的教學模式，與半丁合作《有魚》《半丁》《靜山無恙》《陳》《山陰道上人》《靜山》等印，邊款中往往曰：“庚戌秋缶道人篆，半丁自作”“龍叟篆，半丁刻”“昌碩半丁合作此印”“靜山三十后始號半丁，缶翁篆，半丁刻”等等，半丁又在《山陰陳年》缶翁邊款后面記曰：“吳缶老刻印與讓之同工異曲，此后則不可多得矣。”這應該是和缶翁分手以后的一種感嘆。總之，吳昌碩此行不僅對陳半丁的篆刻乃至書畫起到進一步的筑基和推動作用，而且兩人共同書寫的篆刻史上這段鮮為人知的佳話，應該視為二十世紀篆刻史上的一次“南風北漸”，值得深入探討。

吳昌碩為陳半丁刻《山陰陳年》

1915年，陳半丁刻《半翁》一印，水平已經達到與吳昌碩亂真的程度，自己也忍不住在邊款里感嘆：“半丁治印，近吳缶老”。 有了缶翁這樣一個高標，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心手便追隨而去。

陳半丁《半翁》

此后，陳半丁在缶翁的基礎上上溯吳讓之，且更加廣泛深入地師法秦漢及先秦古璽之長，迎來了新變，漸成自家之法。在北方，他與陳師曾并稱為“二陳”。壽石工在1923年《題印譜》中列舉完明清諸大家之后，又說：“并世同輩，若陳師曾、陳半丁……胥于印學深造有得。”此實為確當之評。無獨有偶，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憶》中，謂陳半丁“初為杭州西泠印社主人吳石潛之學徒，后以石潛之介拜缶翁為師，繪畫刻印，無不神似……余見其繪畫中，自刻諸印，無一不佳，甚至有超過乃師吳昌碩者……”（53-54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不知百年印家之中，能有幾人當得這樣的評價。

青年時期的陳半丁

翰墨緣

“小長蘆館”的嚴信厚是海上眾多畫家的贊助人，嚴家聘請了吳昌碩、蒲華等海上著名書畫家，陳半丁在這里與這些名家交往，有幸得到一段翰墨因緣。當時缶翁正值壯年，精力旺盛，對半丁經常予指點，后又領其到任伯年(頤)處補習翎毛、人物。陳半丁與任伯年是同鄉，又經吳昌碩的推薦，因此一見如故，得其教誨，獲益不淺，可惜不足一年，任伯年便去世了。

六十二年后談起這位昔日的老師，陳半丁仍然滔滔不絕：“任伯年學畫開頭學雙勾，后來人物學陳老蓮。任渭長學陳老蓮做到了‘爐火純青’，而任伯年學陳老蓮則一變其法，比任謂長出格。所謂入范圍而能出范圍，有自家面目，能獨樹一幟。他作畫思想快，構思巧；下筆如風，頓挫有法。會用套筆，一筆當四五筆用。畫人物，能從腳上畫起；畫美人，有時眸子點在眼皮上，遠看卻特別有神。當時上海的國畫界都很佩服他，朋友中甚至有人稱他為‘畫圣’……他講究結構，用色舒服，用筆巧妙，這是同時代畫家所趕不上的。”（陳半丁《任伯年和他的畫》，載《美術》，1957(5)）雖然從學不及一年，但任伯年給他留下的印象卻極為深刻。

1906年，時任寧波會館董事的嚴子均，來信邀尚在蘇州吳昌碩家中的陳半丁回上海作畫。其時上海寧波會館正要修整，內中不少任伯年的作品都已破爛，需要復制，于是陳半丁便回滬在嚴家精心臨摹任伯年的作品。可見在當時陳半丁是不二人選。陳半丁當年復制的任伯年作品，后來流向何處，已不可知。但其水平從后來陳半丁兩幅擬任伯年的《梧桐白鳳圖》中能窺見一斑，一幅是1909年作留以自家補壁，另一幅為次年應金城之囑而作，技法都極為精湛，與故宮博物院藏的任氏原作相比，形神畢肖。

陳半丁《擬任伯年梧桐白鳳圖》

有趣的是，半丁也頗得另一位海上名家蒲華的喜愛。他對蒲華有這樣的描述:“……只有一位蒲華，約有八十余歲，妻子早死，又無兒女。每早在茶館內洗臉吃茶點，常約我去吃飯陪伴，飯后各自回去。此老一身還算健康，就是始終不愿說出自己真實年齡。能畫竹石等，善書好詩，對我獨厚。”（《陳半丁檔案·自傳》）展覽中陳半丁這張《風塵三俠》，帶有明顯任伯年風格，創作時間應該在1895年到1906年之間，款識由蒲華代書，曰： “風塵三俠，靜山畫，作英題。”這樣一個小長蘆館當年交往的痕跡，可視為為那段畫史留下的一個彌足珍貴的注腳。

陳半丁作蒲華題《風塵三俠》

當然，“海派”畫家中，在陳半丁心中地位最高影響最深的還是吳昌碩。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陳半丁的書法、花卉作品都帶有明顯的吳氏風格。正如啟功先生所說：“老先生（指陳半丁）平生最佩服吳昌碩先生，平時談藝，沒有不提‘缶老’的……真如古人所謂‘寤寐受業’了。”此次展覽中有幾件作品，也能見證他們非同一般的關系。1904年，缶翁嘗為半丁臨石濤《墨荷》一幅，題詩曰：“白菡萏花承露景，野慈姑葉刺菭衣。香風消受夢初覺，鄰水人家破竹扉。靜山仁兄嗜余潑墨畫，為擬清湘老人，時甲辰冬十一月，同客滬。昌碩吳俊卿并句。”1906年，陳半丁受缶翁之囑臨摹了一幅《吳昌碩先考妣圖》，吳昌碩十分滿意，為此后吳家每年春節祭祖所用。

吳昌碩為陳半丁作《擬清鄉老人》

陳半丁臨《吳昌碩先考妣像》（1906）吳昌碩后人藏

天津美院教授王振德先生，1960年代就以學生的身份，拜訪過半丁老人。他在《日記》記錄了一則趣事：一次，齊白石從琉璃廠買了一幅吳昌碩的畫，請陳半丁鑒定。陳一看，這不對！這不是我當年的代筆嗎？（參見2004年王振德先生在“陳半丁與二十世紀北京畫壇”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及2007年筆者對王振德先生的訪談筆錄。）可知陳半丁在1906年離開上海時的繪畫水平，已經達到能夠替老師代筆的程度了，以致能讓齊白石先生都打眼。

吳昌碩《半丁潤例》

由于金城的賞識和邀請，陳半丁1906年來到北京，開始以賣畫為生。最初三年頗感吃力，于是在1910年請吳昌碩來京襄助。是年缶老到京，“下榻友人張弁群(查客)家遍游名勝古跡，極詩酒之雅，詼諧之樂。”（參見吳長鄴：《我的祖父吳昌碩》，306頁，上海書店，1997。）并為半丁在琉璃廠兩家紙店撰寫潤例，予以推薦，曰：“半丁畫潤。整張：四尺四兩，五尺六兩，六尺八兩，八尺十二兩。條幅：視整紙減半。冊頁、紈折扇：每件一兩。刻印：每字一兩，硯銘：另議。半丁舊友，性嗜古，能刻畫，寫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寫羅漢變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稱無上妙諦，求者履盈戶外，為定潤目如右。庚午長夏吳俊卿。”（陳半丁后人藏）如果結合上文提及吳昌碩為半丁刻印以及合作的情況看，這推薦力度相當不小了。所以陳半丁在《手書自傳》中又說：“邀吳缶老來北京盤桓數月，與吳觀岱、賀履之、陳師曾相處互助，較前（有）起色……”（中國美術館藏）可見陳半丁在北京賣畫的局面有所改觀，直接得力于恩師的助陣，及與吳、賀、陳之間的互助。

吳昌碩為陳半丁臨《散鬲銘》

1911年陳半丁從北京返鄉，至1913年重來。先在上海逗留，看望已定居上海的恩師。吳昌碩為半丁臨《散鬲銘》相贈，并題曰：“散鬲銘字體遒勁古穆，讀虞椒釋文，以鬲中地名皆蜀邑，定為蜀器。吳愙齋也以此說為然。茲見拓本，系趙惠父藏物，為半丁先生臨末后一段，幸教我。癸丑六月，吳昌碩時年政七十。”1915年，吳昌碩又作書法條幅，為半丁題詩兩首，其一《畫菊》：雨后東籬野色寒，騷人常把落英餐。朱門酒肉熏天臭，讌賞黃花當牡丹。其二《畫松》：“僵臥有如龍蛻骨，后凋不比鳳棲梧，歲寒矯矯凌霜雪，肯受秦封作大夫。”款曰：“半丁老兄囑錄近作”。同時又贈《墨梅》一幅，可見師生感情的深厚。

吳昌碩為陳半丁書《題畫詩兩首》

1917年，齊白石為避家鄉匪亂，只身來到北京，想以賣畫、治印為生。無奈畫作“冷逸如雪個，游燕不值錢”心中不免落寞。所幸，這一年齊白石結識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兩個貴人——陳師曾和陳半丁。今天，凡提及齊白石的“衰年變法”，陳師曾的作用幾乎無人不知，而對于陳半丁在里面的貢獻就不大了解了。其實，王振德先生1960年代的《日記》里，記錄下了半丁老人有關的談話。他說：“齊白石剛來北京時，畫賣不好，也賣不貴。我勸他學學缶老昌碩，他聽了。齊白石這個人很知言，能取得后來的成績不是偶然的。”（轉自2004年王振德先生在“陳半丁與二十世紀北京畫壇”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稿及2007年筆者對王振德先生的訪談筆錄。）不經意間的一句“我勸他學學缶老昌碩”，道出了20世紀藝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齊白石之所以能成為畫壇巨匠，放棄八大山人冷逸的畫風而改學“海派”吳昌碩的繪畫是其成功的關鍵，這就是著名的“衰年變法”。《日記》中還記載了陳半丁對齊白石篆刻的指點，叫他不要學“急就章”， 這與陳師曾對當時齊白石篆刻“縱橫有余，古樸不足”的評價如出一轍。對尚在保守派唾罵聲中討生活的齊白石來說，此舉無異于雪中送炭，美術史無疑應當補上這重重一筆。

在《陳半丁自編年表》1924年一欄中，顯示“師至日”三字，說明這一年吳昌碩還有一趟北京之行，可惜目前尚未看到與此相關的作品和相關研究。這次京華聚首，或許是半丁與恩師的最后一次接觸，也未可知。

1939年中國畫學研究會第十九次展覽會畫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周肇祥 陳半丁 張伯駒）

陳半丁與吳昌碩、任伯年之外的海上各家，也有著廣泛的接觸，大凡高邕之、吳穀祥、吳石仙、金吉石、金瞎牛、吳伯濤、胡菊鄰、楊伯潤、陸廉夫、倪墨耕、黃山壽、顧麟士、費余伯、黃山壽諸輩，都有所請益，由此 “方知筆情墨趣，用意立法，超逸枯潤與氣味神韻，虛靈巧拙之奧……”（陳半丁《手書自傳》）海上十年的藝術滋養，為后來在北京的發展打下基礎。

總之，作為“南風北漸”的重要畫家和后來的“京派”領袖人物，陳半丁的人生和藝術已經日漸被學術界和社會所重視，但其早期很深的“海派”背景和淵源，在“海派”的相關研究中或多或少、或有意或無意的被忽略了，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近現代美術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