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雄年代外掛(當社會學開始談情說性)
新英雄年代外掛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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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學開始談情說性
為什么社會學要談論情和性？
在性社會學家黃盈盈看來，這是因為我們對兩者或避而遠之，或日用而不知。
電影《戀戀書中人》劇照。
最顯白的，莫過于認為性議題擺不上學術臺面。盡管性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事了（無性也是性的一種狀態），但一旦將它問題化，總歸會讓在場的人小臉一紅，或尬笑或沉默，背后還帶著另一層意思：這有什么可談的。
同此涼熱，情感作為社會學研究者做研究的重要動力之一，在以理知化為特征的現代學術道路上，被要求盡可能地懸置起來，有的話，最好也只是作為一種“技藝”出現。于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社會學研究者就應該和自身的價值、立場割裂開來，研究者不應該代入自己的主觀情感。唯有這樣，研究才能做到中立、客觀，才具有科學性。當然，關于這點，社會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曾展開過不同維度的討論。
本篇文章，出自專題《“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B02-B03版。我們就本期主題采訪了性社會學家黃盈盈，與她探討社會學研究中的性與情。某種意義上，正是“性”本身的敏感性，凸顯了“情”在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29日專題《“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的B02-B03版。
「主題」B01丨“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
「主題」B02-B03丨黃盈盈 社會學研究的“情感”在場
「主題」B04-B05 | 趙鼎新 社會學，能否接近歷史的“本質”？
「主題」B06丨袁長庚 情緒不是“燉肉時需要被撇去的浮沫”
「主題」B07丨王佳鵬 情感社會學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文學」B08丨杰克·吉爾伯特 從日常生活中打撈情感體驗的重量
提起國內的性社會學研究，黃盈盈是繞不開的名字。自研究生起，她就跟隨導師、“中國性學第一人”潘綏銘，做“小姐”研究，開展中國人性行為、性關系和性觀念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如果我們以1999年她第一次踏入深圳“紅燈區”為坐標，今年已是黃盈盈從事性社會學的第23個年頭。
除了“小姐”研究，在這23年中，她從主體理解與日常實踐兩個角度探討瑣碎生活中的身體，關注月經、乳腺癌、色情、性別氣質、自慰、變性的身體，等等。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關注的大多是因為“日用而不知”或因為隱秘/偏見/逾規而缺席于知識視野的活生生的身體。
相比坐而論道的理論辨析，黃盈盈顯然更喜歡置身于田野之中，置身于活生生的人的具體的生活處境與生活邏輯之中。就像影響她治學與做人的那句話，并非出自某位理論大師，而是出自一位性工作者草根組織的創立者阿嚴——“你要自甘墮落”。
《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黃盈盈等 著，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研究之外，黃盈盈樂于對話，雖然很多對話實際上就是和不同人的吵架。她曾多次發聲，批評國內主流社會學研究對于性/別視角的忽視。2014年，黃盈盈在《探索與爭鳴雜志》發表《性/別框架下的“性與生殖健康”》一文。她以“光棍人群”及“性別比失衡”問題為例，指出現有分析中存在的問題：
“……男孩偏好—性別比失調—找不到老婆成為‘光棍’—容易找‘小姐’或者搞同性戀—性病及艾滋病風險增加、性犯罪增加—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這種邏輯在第一個環節上還比較合理，如果以‘性/別’的框架來看，性別比失調問題最為首要的是男孩偏好的文化背景之下女孩的出生權被損害。后面幾個環節的論證都過于簡化，甚至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第二步推論：性別比失調產生光棍現象。如果不挑戰貧困，不挑戰主流的婚姻想象（人人都要進入異性戀婚姻，擇偶觀念一定是男比女能干，離婚不好），即便性別比倒過來（女孩多于男孩），光棍現象依然存在，某些人依然占據更多的性/婚姻資源，而某些人依然會被剩下。”
她也曾多次因為“小姐”問題和人展開爭辯。2017年，在一期性研究研討班上，黃盈盈用了2萬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問題上的立場是如何形成的。在她看來，為“小姐”說話是基本的研究倫理，但也要警覺立場過強的問題。所謂現實和立場的關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個度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拉扯與警覺的變動的問題。
去年，我們曾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中專訪黃盈盈，與她聊了一路走來的學思歷程。今年7月，我們就專題《“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再次聯系正在貴州的黃盈盈。這期專題的初衷很簡單，即想要和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探討情感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與意義。盡管從實驗科學而來的社會科學一直強調科學性，情感的模糊性與易碎性被認為有礙于客觀的研究，但大多數社會科學面對的是當下，這使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共處一個時空現場，在具體的相處之中不可能沒有情感的參與。那么，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又如何對待研究中的諸多體驗和感受？
在這次訪談中，我們將社會科學研究中眾多爭議性問題細細拆解，從她和導師潘綏銘一直強調的 “日常生活”研究視角，到研究者如何處理自身的情感、價值與立場，再到什么樣的研究議題才是“真問題”，所謂議題的“真/假”如何被現實影響和構建，最終，一切的問題匯集到黃盈盈在采訪后發給我的一段話，來自于社會學家安德魯·阿伯特的《抒情社會學》：
“作為研究者，我們發現社會世界不僅復雜而有趣，不僅是功能性的或令人不安的，社會世界的多樣性和流逝同樣令人驚奇，難以抗拒和快樂。我們的讀者不僅應該知道社會的前因和后果，不僅應該知道它的優點和缺點，還應該知道，用川端康成的話說，它的美麗與哀愁。”
黃盈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性與身體社會學、艾滋病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2018）《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2017，合著）《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2013，合著）《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2011，合著）《身體、性、性感：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2008）。自2007年起負責組織兩年一次的“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與“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班”。
以“日常生活”為方法：
那些瑣碎日常中活生生的人
新京報：在過往的研究中，你一直強調“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想請你展開講一講，你和潘老師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視角的緣起/關懷？
黃盈盈：最近幾年，很多人都在談“日常生活”，但各有側重點，包括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更加傾向于方法論的“日常生活”，當然，還有更成體系的“日常生活理論”，等等。我和一些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朋友們也做過相關的讀書會，辦過幾次“日常生活”論壇，試圖跨學科地碰觸“日常生活”的紋理，包括不同時空中不同人群/個體的衣食住行，身體、情感、性/別等領域的具體議題，也包括對于“常”與“非常”的討論，以及如何重拾我們的“好奇心”，等等。
回到我自己的研究。我和潘老師其實剛開始并沒有明確、自覺地強調“日常生活”的方法論。在2011年出版的《論方法》里，我們提出社會學調查中“論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介乎在一個偏哲學和理論的方法論層次，與一個非常具體的、細節的技術性之間的方法討論，或者說是把研究方法本身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去研究，包括打開研究過程、審視研究過程中的不同步驟，包括社會調查與時代背景、研究與生活之間的關聯，也包括反身性的思考。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都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旨趣高度相關。
那么，具體到我關注的“日常生活”，主要側重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方法層面強調我們所關心的人群的生活邏輯，包括他們的日常生存狀態以及背后的運行邏輯。這點和我的學科訓練有關。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一直跟著潘綏銘老師做研究。潘老師的一個研究特點是：“接地氣”。直到現在，我在給我的學生上方法課時也會強調這點。所以，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有一些關鍵詞會自然凸顯出來，比如對于我想要了解的人群，他們的生活實踐是怎樣的，人際關系如何，如何為人處世；不同人群或者個體的“生存之道”“生計道德”“生活境遇”“民間知識”；什么人，做著哪些事兒，透著什么理兒。
紀錄片《受審視的生活：哲學就在街頭巷尾》劇照。
這里結合我所了解的學術語境再多說一點。當我強調日常生活的時候，并不是說不去關注結構性的因素。這里涉及社會科學界關于方法討論的兩個走向：一個是往下扎根，強調日常生活這一塊，另一個是強調一種總體性認識，或者一種結構性認識。更廣泛一點，觸及微觀-宏觀的長期分野。這個討論目前恐怕還避不開，但是這種二分本身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日常生活也有結構性的因素在，不是像很多人認為的，強調日常生活就是瑣碎的，碎片化的，以及潛臺詞，不重要的；結構性認識也不是不需要去看具體的人和事兒，也不可能脫離生活的細節不切實際地去談。
新京報：可以舉一些實例嗎？
黃盈盈：比如，我最早做“小姐”人群研究的時候，手頭的項目大多數是和艾滋病/性病防治有關的，但只要和這些女孩子打完一段時間的交道，你就會發現，她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最緊要的問題并不是你的項目目標，而是怎么避免被抓的問題、怎么應對客人的暴力問題、怎么預防和處理婦科病的問題，以及怎么不被家里人發現的問題。當然，還有怎么賺錢，怎么更加安全地謀生的問題。所謂強調生活邏輯實際上就是研究者不能先入為主，拿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去框人家，而首先是要開放性地進入到她們的經驗世界，看看她們平時生活中都在關心、遭遇著什么。我不是說，項目/研究目標就一定沒有意義，而是這個差距要認識到，在此基礎上提出更合適的研究問題或目標。
而當我們談生活邏輯的時候，這里頭已經融合了結構性的因素。為什么她們會擔心被家里人知道，這和社會歧視、道德文化有關；為什么她們會怕被警察抓？這和掃黃政策有關。為什么她們在2002年的時候進入性產業，這和下崗潮和整體的經濟發展有關。你不可能看不到這些關聯性。只是說，這中間的連接不是一條簡單的單方向的直線。我自己覺得，做研究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把看似分散的一些點，如何聯系起來進行思考。這里的點，包括跨時空的不同要素，實的、虛的、人的、物的，等等；它本身也是立體多維的。這既不是說這些點不重要，也不是說不需要聯系。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洞察力”的一部分（還有部分跟理論有關，也是我自己努力在彌補的）。
另一點是將日常生活中那些習以為常的存在以及日用而不知的思維觀念問題化。我對身體、性/別等議題的關注都包含在這里。事實上，習以為常的東西常常會被我們忽略，因為太想當然了，所以大家不會覺得這里有可挖掘的研究問題。比如身體和性對于大家來說太日常了，可能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問題”。但這些現實的存在或者說隱而不顯的思維習慣往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需要被問題化，我們也要反身性地認知我們看這些問題的思維方式，以及主流話語體系對于這些問題的忽視、誤解與偏見。
從某種角度看，我覺得這是日常生活視角中更具批判性的一面。很多時候，常識并不是想當然的或者說正當的存在。比如女性主義的發展針對的就是以前大家關于性別的習以為常的看法或者想當然的看法與做法，去剖析這種看法與生活實踐是如何形成、為何形成、有什么問題。所以，當我們這么去提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存在時，就會發現有很多的東西需要不斷被討論、挑戰和問題化，以及，很重要的，積極探討如何走向更好的存在。
《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潘綏銘 黃盈盈 王東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報：在關于性/別、身體這兩塊研究中，你尤其關注邊緣性的議題，比如身體的另類實踐及其故事。這是否也與我們剛才討論的日常生活的視角相關？
黃盈盈：對。我除了關注“小姐”議題，博士論文做的是性感研究，后來又和學生們關注月經、乳腺癌、色情、性別氣質、婦科、健身、自慰、文身、變性、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身體，等等。這些大多是因為“日用而不知”或者因為隱秘/偏見/逾規而缺席于知識視野的活生生的身體。在我最近幾年的文章中，也一直都在零散地提邊緣與另類這些概念，現在也還在閱讀、思考，包括不同學科的關注點，也包括邊緣與另類的異同。這些也和前面談的日常生活的旨趣都有關系。
日常生活有一個面向是“常-非常”的關系。我在之前的采訪中也提過，常態之中有需要被挑戰的東西，非常態之中也有它的常態，而且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里，不管是被稱為主流的還是邊緣的，都有著不同面向和程度的常態與非常態，這是一組相對而且流變的概念。這么提的一句俗話注腳也可以是，自居主流的別那么傲慢，處之邊緣的也別讓標簽貼死。
我研究的性社會學，用盧賓（Gayle Rubin）的說法是，經常魔鬼學的成分大于性學的成分。大家很容易走向一個道德判斷，動不動就吵架。這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性議題具有一種我稱之為“日常而邊緣”的特點，也與不同學科里面都會觸及的normal-abnormal的討論密切相關，也經常被各種政治化。
《越軌》（Deviations），蓋爾·盧賓著，杜克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社會學的話，“二戰”以后至少也有兩個學術傳統，一個強調社會團結、秩序、規范，另一個關注標簽、越軌、邊緣、污名、懲戒，等等。后者如貝克爾、戈夫曼，以及芝加哥調查學派。兩者當然是一體兩面，但是關注點、出發點與落腳點往往都有所不同。在當下的情境與語境之下，我覺得對于后者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我自己的興趣也是偏后者的。當然，我這里說的“關注”是要好好掰扯的，有的人關注團結、秩序，實則可能是朝著加劇沖突、失序的方向走，有的人關注沖突、越軌，實則是為了更好的團結和秩序。要看你怎么研究。不斷加深偏見和社會距離的研究還不如不做，不要一看到沖突、邊緣，就覺得唯恐天下不亂。太簡單了。
回到性議題的“日常而邊緣”。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談性，它和每個人都相關——哪怕無性，也是性的一種狀態，這是一個很日常八卦的話題。但它作為一種近現代以來被建構的結果，是有很強的道德規范性在里面的，使得在私人生活中，常常難以啟齒，在公共討論中，又很難被理性對待。在爆出來的諸多性/別事件之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私密性與公共性這兩個面向糾結在一起，唯獨缺乏的是俗話說的“真相”。這也使得我們在討論性的時候，尤其是一些性/別邊緣議題的時候，往往是很疏遠的，很容易閉著眼睛以自己的“應然”來代替復雜的“實然”。同時，性議題具有多重邊緣性。比如在學術界，性經常被認為上不了臺面，做個研究首先要使勁兒論證其重要性，還要加個扉頁強調學術也非“宣傳”。如果再擴展到中西的研究語境，那么還會觸及地緣政治與知識格局中的邊緣性。
正因為這樣，我在研究“性”的過程中，自然會去想它的日常性在什么地方，及誰的日常；它的邊緣性又在什么地方，以及更重要的，為什么它會成為邊緣，或者說，被邊緣化、被問題化的過程如何。所以，在我看來，對于邊緣、另類的研究要帶入日常的視角，反之亦然。
電影《祝你好運，里奧·格蘭德》劇照。
新京報：在你看來，對于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學方法來說，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視角為何重要以及它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盈盈：我還是結合自己的研究來談。我以前在談“小姐”議題的時候，經常用到的一個詞叫“缺席審判”。“缺席審判”說的是很多人其實并不知道“小姐”是怎樣的一個存在，也不（試圖去）了解這些人群處于什么樣的一個境地，但是卻會非常正當和振振有詞地去說這些人是怎樣的，以及這些人應該怎么被治理，法律和政策應該怎樣，等等。
但在這些聲音中，長期缺席的恰恰是“小姐”，她們應該成為主體，至少是之一，但她們卻是失聲的。我對于“主體發聲”并沒有那么天真，但是最基本的，一個樸素的邏輯是，你總得知道她們是誰，怎么進入到這個“危險”的行業，里頭人際關系怎樣，有哪些規則，有什么問題，這些問題怎么應對最為有效，她們自己的認識和生存策略有哪些，等等。至少需要進入她們的世界去了解一下，切實地去分析，然后結合可能性（和人性）去談措施。這就回到我們談及的日常生活的視角。
我之所以關注日常生活（尤其是前面提及的那兩個方面），不僅僅是它本身值得研究，也在于我對這樣一種“缺席審判”的不滿。如果回到你提問的社會學研究與方法，我的認識是，目前整體上是偏重社會結構、制度、秩序、治理的脈絡，對于“日常生活”（無論是議題還是方法論，無論是現狀還是其蘊含的力量）是相當忽視的。它的重要性至少也體現在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另一類視角與可能，在社會學界需要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認為，學術應該是多元、多維的，接地氣且有洞見的。我自己近幾年比較多地關注在對話語境和社會情境這些方面，包括把一個稍微長時段的田野與對話結合起來思考問題。為什么會強調“日常生活”的那兩個面向，不僅僅跟我的研究興趣和研究主題的特點有關，也跟我所認識到的學術語境，以及現實與語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差距）是有關的。
紀錄片《月事革命》劇照。
感受與體驗：
社會學者與田野的距離
新京報：在之前的女性學者訪談中，你提到田野觀察是一種綜合和講究整體性的研究方法。相比于觀察、訪談，你更強調感受和體驗。從社會學方法出發，你如何理解情感之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
黃盈盈：人類學對此有過很多討論，包括田野中如何調動五感，也包括把情感本身作為研究對象。我還是結合我自身的有限經驗從方法的角度來談。
在《論方法》中，有一個章節是談社會學調查中的觀察、旁聽、聊天和體驗的綜合使用。我們專門把體驗作為方法之一拎出來強調。后來，在講課的時候，我也會不斷強調這點。這是因為，第一，我覺得它在社會學方法領域被嚴重忽視了。第二，它的重要性足夠對等于其他幾種資料收集方法。我理解的“體驗”，跟你這里的情感，當然也是相通的，它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現場感”和“身體/情感在場”。
社會科學大多數面對當下，這使得我們有條件與研究對象共處一個時空現場。在這種情況下，你與人在具體相處過程中不可能沒有情感，大家都是人。交往中的切身感受，你對情境的感知——比如是否住在“紅燈區”，是否坐在發廊里，對于了解和認識你的研究群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只是找了幾個“小姐”來做訪談，她們平時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包括生意中的競爭與無聊），我是很難感受到的，或者要極大地依賴于“言說”，對于理解其所言所行，對于解釋其生活邏輯是很受限的。
做過社會調查的人，其實也都會有感觸，我們自己的身體與情感在場、性/別在場是無法忽視的。性研究可能更加凸顯。2015年我參加過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舉辦的一個性研究方法討論會。當時她們的論文征稿（Call For Paper）就很吸引我，其中就明確提出我們如何正視研究過程中的情感與身體，包括她/他的，我的，還有研究關系之中的。假如酒吧里有人跟你搭訕，甚至于摸你兩下，會怎樣？假如有人表示喜歡你，或者你喜歡上別人，會怎樣……這跟社會科學研究有關嗎，跟方法有關嗎？當然。
《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黃盈盈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我們要如何對待研究中的這諸多體驗與感受？感知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無法規避，它反過來會促使我們去審視自己的身體與情感，包括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感受與行為，從而更好地認識不同人之間的距離/連接。當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那就退出，也沒必要為學術而“獻身”/委曲求全。而對于你試圖去了解的人群的生活與工作情境的感知，本身就是資料的一部分。早期我和別人討論“小姐”議題的時候，大部分人的看法是這群女的一定過得很慘，都是淚，這和我在田野中的樸素感知不太一樣，她們有煩惱，但同樣也有歡聲笑語。這種樸素的感知構成了我認識與對話的基礎之一。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情感與身體在場，還可以聯系到研究者的生活經驗與感悟之于研究的意義，情感是研究的重要動力之一。很多學者寫過相關文章，比如黃宗智老師的“問題意識與學術研究：五十年的回顧”。如果看潘老師寫的書：《存在與荒謬》《生存與體驗》《情境與感悟》，還有近年我們師門的《我在現場》，從標題里，你就能看到我們對于情與感的重視。我自己上方法課，沒有教科書，更多地會結合切身的研究經驗和案例，輔助以文獻來講。也會強調“下水學游泳”，強調“切身知識”。當然，如何從感到悟，還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潘綏銘 著，1999年1月。
但是，這里還需要處理研究者和研究群體的距離問題。因為某種情況下，你的感受也不能簡單等同于“小姐”的感受。你如何看待這個距離？比如當我坐進發廊，一個客人進來時，他不知道我是研究者，會把我當成“小姐”來對待。但即便是這種情況，我不做生意，所以和“小姐”的感受還是不一樣，有些感受我體會不到。研究者需要承認這一界限，我們無法完全進入到被研究者的世界，我們的感覺也無法替代她的感覺。這是反身性思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為什么需要講方法、講多維資料的收集與聯系/印證，等等。談方法不是談我或她，而是一/多種關系，包括研究過程與互動中覺知的距離與連接。自己只能作為方法的一部分。
新京報：老師談到很多授課經驗。想問一下老師，就你的觀察，選性社會學的學生，或者說學生選這門課有發生過什么變化嗎？
黃盈盈：我講課不如潘老師，無論是學識還是風格，都遠遠不如。但是，學生還是不少。本科的校選課基本每次都一百多人，150人的教室還有站著的，其中有不少是旁聽的，還有些聽了好幾次的。不見得是我講得好，可能是心里踏實。我從來不點名，而且歡迎旁聽。研究生是專業選修，限制多一點，閱讀和展示任務也重一些，人就會少。
這幾年，女生明顯比男生多；性與性別少數的學生也會比較多。從學生自己關注的議題來看，有些議題基本每年都會出現，比如大學生的性與愛、性/別認同、性教育、性暴力，等等。與網絡有關的選題（包括網絡性愛，新的詞匯/諧音梗）、動漫、與女性的性/情欲相關的議題，還有一些小眾的性/別議題這幾年更多地會出現。不奇怪。
每年也總有一些學生會在課后/作業里談及自己的性/別愛好與經歷；00后的學生依然有把潘老師的名字刻在書桌上考到人大來的。這幾年學生的關注點跟網絡上爆出的性/別事件，包括影視劇中的性/別觀，比如最近熱播的《夢華錄》，更緊密相關。我也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會用一些概念來套自己的生活，“男性的凝視”/“男權”/“規訓”等詞匯會經常出現在平時對自己身體或身邊事情的表達之中。大家的視野越來越聚焦在網絡爭議。這恐怕是最明顯的變化。
電視劇《夢華錄》劇照。
最后講一點，我在以往也提到過，學生在性/別議題上的分化明顯。我還不是說觀點沖撞，主動選課的，觀念上相對開放。而是說學生個體之間的差異，也包括知與行之間的差距。有知識/信息豐富的，也有很多不知道的。
很多時候作為學者
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
新京報：你和潘老師特別強調研究倫理的重要性，“對于研究倫理在社會調查中的重要性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對于如何在研究過程中尊重、保護被研究者，以及研究倫理的貫徹與否如何影響調查質量這些重要的方法論問題，還沒有詳細地討論”。兩位老師也呼吁學術界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研究規范。就老師的觀察，近年來，學界有關這一問題是否有所推進？
黃盈盈：我們的文章是2009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之后收錄在《論方法》。當時主要是從方法的角度去談的，即倫理的考慮不僅僅是涉及道義，也是如何做一個好的研究的問題。直到現在，中國學界對于研究倫理的討論依舊是缺乏的。前幾年，北大的社會學博士馮軍旗做了一項中縣調查，當時引發過有關研究倫理的討論。
馮是邊掛職工作邊做研究，關系到當地人如何升遷、資源如何換取、裙帶關系如何攀附，等等。調查也遵循了我們說的硬性的研究倫理，對于敏感信息進行了匿名處理。但是，因為他當時是掛職，所以只要留心比對，是不難查出來被調查對象的真實信息的。加上他的研究做得挺好，經由媒體介紹也挺有影響力，于是就引發了有關倫理的討論。我記得有報紙邀請學者，包括潘老師，寫了文章來討論、爭鳴，其中也涉及職業道德、研究何為的問題。再后來，愛麗絲·戈夫曼的《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翻譯過來的時候，涉及的倫理爭議（包括信息的真實性、作者幫助吸毒者以及參與追查兇手等田野細節）也引起過中國學界短暫的關注，但是基本都沒有持續下去。
《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美]愛麗絲·戈夫曼 著，趙旭東 等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和潘老師之所以會很早就關注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性本身就是一個敏感的議題，與道德倫理緊密相關。你稍微有點心，在調查中不可能不觸及。從學科角度接觸到研究倫理，則是因為2000年左右開始的艾滋病防治項目。因國際合作項目的要求，當時有參加過倫理委員會（IRB）的相關培訓。我在北卡社會醫學那邊的老師Gail Henderson（蓋爾·亨德森）教授，就是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的。
美國對于研究倫理的提出首先是在醫學領域。上世紀40年代有一項著名的醫學實驗，叫做“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這一實驗后來引發了相當大的丑聞，因為它沒有為黑人研究對象治療梅毒。所以，美國學界針對這起丑聞制定了各種倫理原則，這些原則又慢慢被納入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延伸為只要是涉及人的研究就需要關注倫理問題。
我覺得并不一定要有類似美國的這種倫理委員會，因為它有它的問題，比如我所了解的一些規定和審批手續太過僵化與“保護主義”。我也不是說一定要有相關的學科建制/規范化，實際上我自己會很小心“建制”“規范”。一搞就容易壞。但是，倫理是一個學者需要自覺考慮的，也是需要被納入學術訓練之中的。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整體上連最基本的自覺和討論都沒有。
我自己在方法課上，會把倫理議題，尤其是一些灰色地帶，拿出來跟學生討論。比如，“小姐”出行之后，好不好追到人家鄉去做訪談？知情做了，也同意了，之后后悔了怎么辦？也鼓勵學生在實踐的基礎上，切身地提出她們的倫理困境。比如，最簡單，但是也是幾乎每屆學生都會提的問題：田野中，什么時候告訴別人，我在做研究？互聯網時代，新的倫理問題也出來了：我可以只是匿名觀察嗎？我可以故意引發討論，介入式地來做田野嗎？還有，好不容易做了一個口述史，老奶奶也很支持，但是最后一次訪談想補問幾個信息，碰巧兒女在，覺得敏感不讓用，怎么辦？等等。
研究倫理有很多有意思的內容，它不是那么枯燥、死板、限制性的。包括保護他人，當然也包括自我保護。它首先會觸及你不能做什么；但其實作為學者，很多時候，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我們能帶來的社會改變太有限了，所以我會跟學生說，不能實現的承諾不要輕易地給。我也認為智識上的啟發本身也是倫理的／很有意義的。當然，這里還只是說到研究過程中與被研究者有關的倫理關系。總的來說，我們目前對于研究倫理、職業道德這類議題的討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規矩太死不行，太沒規矩也/更不行。
新京報：其實在媒體報道里，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比如有關性侵的問題，怎么判斷當事人能不能聊，怎么聊？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性侵的問題。
黃盈盈：在研究領域，這個問題也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和當事人聊這些經歷，本身會造成二次傷害，因為她被迫要去回想這些事情。但也有人認為，當事人把事情說出來，也可能是一種釋放，能夠獲得一些力量。
我個人認為，它具有一種不確定性。它的結果不一定是破壞性的，或者說這類議題就不能研究。我記得臺灣何春蕤老師寫過一本書，叫做《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她與八個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女性坐在一起，開了多次工作坊，聊各自的性經歷。其中也涉及部分性侵經歷。
《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何春蕤 著，九州出版社，2004年2月。
何老師并沒有讓女性把性侵單拎出來悲情地聊，而是作為性經歷的一部分去聊。怎么聊很重要。你是把它作為人生經歷的一部分來對待，還是單拎出來強化它的創傷；你是以怎樣的假設、怎樣的語言、情感和眼神、激發怎樣的氣氛來聊，其實都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效果。而在那本書里，除了還有其他的性經歷，也觸及不同人是如何處理不好的感受的，有哪些力量可以結合起來聊，大家聊完后不是一個消極的結果。
何老師寫過很多文章，去討論我們如何重新思考賦權，如何結合生活經驗與人生智慧去培力。她還有個女子防暴多少多少招的。對于女性以及周圍心懷善意的人來說，如果一味害怕去談，或者不談，這件事情不一定過得去，但另一方面，一個勁兒地鼓勵“說出你的性”，也可能有問題。你要怎么談，是不斷揭了傷疤就不管，不斷強化它所帶來的傷害，以一種不自知的同情與憐憫的眼光來談——“真慘，這一輩子可怎么辦”，還是說能夠支持性地把其中的一些力量激發出來談，談出一種“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娘站起來還是好漢一條”的氣勢。不是說不去懲戒造成傷害的人，而是說在已然發生的情況下，要重視策略和可能的現實后果，這是個可以也需要好好對待的重要問題。性，有的時候被過于忽視，有的時候又被過于看重。至少，過于謹慎的保護主義解決不了問題，僅僅盯著法條完善也解決不了問題。這也觸及我之前提到的，事實類知識、規范類知識之外，要單獨提面向具體現實的策略性/對策性知識。好心不一定辦得了好事。
不難想象，這點觸及很多爭論，包括性權/女權、快樂/危險等。在之前一些采訪中，我也多次提到過上世紀80年代的巴納德會議和“性戰”（sex war），我寫《女權主義的性論述》那篇文章也是從中國現實的爭論出發，對美國女權主義內部性爭議及其在全球影響力的回顧。作為參與者之一，卡羅爾·萬斯（Carole Vance）的《危險與快樂：邁向性的政治》（Danger and Pleasure：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就是有關這次爭論的一本結集。里面包括盧賓那篇著名的“關于性的思考”，也包括Vance對于第二波女權主義提出的口號在文化領域與生活領域貫徹情況的警惕與反思。
卡羅爾·萬斯的《快樂與危險》一書英文版。
有種批評是認為我們看不到暴力、看不到危險，或者說是不重視結構與制度性建設，看不到“主體”的受限。不是的。萬斯、盧賓、荷安柏、何春蕤和丁乃非老師她們，都對此有過積極的論述。我自己也回應過幾次。我并沒有專門做暴力/性侵的研究，但是訪談中也有觸及。在我看來，這兩者是無法被割裂的。當你有力量去追求性的快樂的時候，這份力量同樣也可以幫你去應對暴力。而對性的否定與負面性的一味強調（性病、性壓抑、性暴力等各類風險），只會加深我們的恐懼和脆弱，反而很難形成積極去應對的力量。
性領域還有很多需要認真對待的重要議題/問題。學界一方面認為這些議題上不了臺面，一方面又沒有能力去回應現實。除了我們看到的不同階層與處境的女性所面臨的性/別問題，也包括與年齡相關的議題，青少年的性？老年人的性？我們都所知甚少。還有超出了很多人的認知和理解力的那些在現實中存在、恐怕還為數不少的性實踐。我們不是生活在烏托邦，也不是靠概念和理念過日子。性生活中的欲望、風險、自主、同意、平等，每個詞都不是想當然的，每個詞都需要放置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現實中好好掰飭。日常生活中的性與文明、國內外政治、經濟、發展、分層之間的勾連也需要被看到。整體上講，我們是缺這個勇氣、能力和知識的(有實踐知識的那些人，可能又不受待見)，現在也缺乏討論的空間和條件。
美劇《美國夫人》劇照。
回到你提問的研究和訪談情境，這觸及的不是狹義的方法問題，而是如何對待性、如何談性、如何以平常心對待非常事與邊緣人——更寬泛的性/別文化的問題。
存在“價值中立”的研究嗎？
真實一定具有爭論性
新京報：在《論方法》一書中，你和潘老師提到，圍繞“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問題，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行過十余年的爭論。在過往的研究中，你如何理解這一組概念及其衍生的相關討論？
黃盈盈：社會科學中有一些經久不衰的話題，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就是其中之一。但每個階段學界就此延展開來的討論側重點可能會不太一樣。比如圍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討論，偏重社會科學研究中客觀與主觀的討論，又或者是觸及方法層面有關定量和定性的討論，等等。到了今天，我們還在討論，只不過沒辦法那么二分地去看這些話題。
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涉及另一組概念：事實類知識和規范類知識。所謂事實類知識，就是要盡可能地把你想要了解的研究對象的現存狀態描繪出來。它比較偏向實然問題，也就是這件事實際上是怎么樣的，這件事是怎么發生的。規范類知識說的是它應該怎么樣，是一個價值判斷。比如，當你問到，什么是一個好的“性”，這就是一種規范性提問。這些劃分，當然是一種理想類型，不可能非此即彼，但是就對話來說，當下依然有它的意義，不然很容易我說的實然，你批的應然，各說各話。
這里插一句，我現在還會單獨再提一類知識，對策類知識。它跟事實類、規范類還有所不同。對策類知識除了對現實的把握與多維分析，對應然的追求，還要結合可行性，包括對當下制度與民間智慧的了解來探討策略。這類知識，就與（良性的）社會介入有很大的關聯性。這也是我在長時間就性/別議題有關的爭論中逐步意識到的，我經常感到大家不在一個點上說話，但是卻能吵得不亦樂乎。
中立還是關聯，都涉及立場。如果我們把這里頭的爭論走個極端，一端是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就應該和自身的價值、立場割裂開來，研究者不應該代入自己的主觀情感。這和實證主義、客觀主義的脈絡相關。而另一端是偏規范性的。這一類研究的價值立場會非常強。比如很多社會批判類研究、行動研究會強調價值的卷入，認為價值中立既做不到，也沒必要。而價值介入可以對社會帶來（良性）改變。
《社會學的問題》，[法]皮埃爾·布迪厄 著，曹金羽 譯，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2月。
但更多學者是處于這兩端的中間某個狀態。我自己認為，不是說研究者的價值不重要，他們對于社會的關懷或是想要帶來的改變不重要，而是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你不一定說是價值“中立”，但是一定要認真去了解你關注的那些人群和現象的實際狀況。某種情況下，需要懸置你的立場，進入現場。盡管事實不可能不摻雜情感、立場，但是事實類知識的提法依然會提醒我們這一點。
在我看來，這種對立場的懸置能力是需要培養的。你不能拿價值的立場判斷先驗地做出論斷，而是至少要開放地進入現場，看一看是怎么回事，這些人自己是怎么想的，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生活狀態；當然，在分析時，結合多維的信息與知識，你依然可以、也會形成自己的綜合判斷。實際上，你選擇什么樣的研究問題、你的理論旨趣、你會更容易看到哪些“現實”以及你最后做出的解釋方向一定會帶有你的立場。
從這點上來說，我認為比較有意義的不是去爭論我們到底要“價值中立”還是“價值關聯”，而是我們要怎樣去對待通常所說的現實或者真實，我們又要怎樣去對待我們自身的立場（包括我們的階層性、價值觀、知識格局），而這兩者之間又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美劇《英文系主任》劇照。
新京報：我想起在之前的訪談中，你提到自己有段時間經常就“小姐”議題和人吵架。當你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后，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梳理自己的立場。
黃盈盈：我自己很多時候都在試錯。當我發現自己的立場過強了，就需要退一步。我在做“小姐”研究的時候，有過那么幾年，的確很容易和別人在這個問題上吵架。其實對話是最容易凸顯甚至重塑立場的。當年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我自詡是一個分析派，也就是僅僅把我看到的東西給讀者展現出來。隨著各類對話的增加，妓權立場就開始起來了。這幾年我更傾向于認為，研究實際是在田野和對話之中不斷拉扯而成形的，包括和文獻的對話，和不同人群的對話。而在對話之中，你會看到很多差距，包括認識的差異，也包括你所看到的現實與不同人的認識之間的差距，這時候就會逼迫你去想，“我”對這個事情是什么樣的態度，我的態度何以如此。而即便是同樣的田野材料，隨著時空的延展、情境和語境的變化，當然還有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理論的積累，我們的理解與詮釋也會不一樣。
在2017年我們自己舉辦的性研究研討班上，我用了2萬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問題上的立場是如何形成的，包括在不同的階段，我都是和什么情境、什么人對話。其中有一場對話發生在2004年。我在香港大學參加一個口述史方法的會議。我提交的論文是在田野的基礎上做訪談，主要是以“小姐”研究為例。但好幾個聽眾對我的提問都是：你對“小姐”的立場（到底）是什么。這也逼迫我去面對自己的立場，也讓我進一步認識到，無論于我還是聽者，“小姐”議題的道德性、價值立場，都無法規避。
但是，有段時間我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太強了，一提到“小姐”，我就一定要為她們說話；別人一有質疑，我就炸毛。當然，為她們說話肯定是需要的，這在我看來是基本的研究倫理，但也要警覺自己的立場過強帶來的問題，因為它很可能會綁架我看到的現實，限制我的視野，過于有選擇性地運用資料。當然，很多時候也容易情緒化，不利于溝通與對話。在邊緣議題研究中，我們多用有色眼鏡來指稱主流的偏見，確實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這種有色，也可以指向對被研究群體（或者說我們所立足的群體）的單一化、甚至美好化想象。這也是為什么我會說，作為研究者，需要對自己的立場有自覺，經常性需要跳出來看一看，多維地分析一下，保持學術研究應有的獨立性與開放性。所謂現實和立場的關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個度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拉扯與警覺的變動的問題。
《過程社會學》，[美]安德魯·阿伯特 著，周憶粟 譯，譚徐鋒工作室 |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報：這兩年你也越來越少在公開場合對性/別議題相關的新聞事件發表評論。有一段時間，其實時常能看到你的身影。
黃盈盈：我確實很少對新聞事件發表即時評論。我們很多時候容易把一個原則性的、理念性的討論，或者把一些結構性的、總體性的認識直接嫁接到對于具體個案的分析上，這會喪失對于事實的基本了解，這點對于公共討論是非常不利的。我不是說這些理念與認識不對，是說不能直接對等于每個具體的案例。生活千姿百態，也紛繁復雜，但是概念往往是抽象和理想型的。我的基本訓練是，就具體的事件來說，如果沒有對基本“事實”的了解，不好做評論。當然，當下有沒有去了解“事實”的現實條件，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我寫過《大時代與小田野》，社會調查的政治性，躲不掉。
新京報：我想起在《論方法》中，兩位老師提到“元假設”是調查問卷的靈魂（“靈魂”即生活是光譜式的存在，而一切界定都是我們的人為）。如果一切界定都是人為的，你如何理解社會調查中的“真實”？
黃盈盈：即便經過后現代的洗禮，我們對于本質性的“真實”“事實”會打問號，但是對于社會調查中“真實”的討論，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
潘老師退休之后，我從他手里接過兩門課，一門是性社會學，一門是方法課。這兩門某種程度上是一拉一推，都會觸及我們對“真實”的理解。性社會學它和很多熱點事件有關，它同時和你的情感、價值、道德判斷非常相關，現實感、切身感都很強。而方法課則是要把情感性和立場性的東西往后拉一下，它要讓你去看你背后的思維方式是什么，或者說元假設是否立得住，你的論點所依賴的論據在哪里，你的資料收集是否多維，是否可靠，資料之間的互證性和關聯性如何，你的分析邏輯是什么，等等。要讓你看到數據、故事的制造過程，各個環節可能的問題，以及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兩門課開篇都會說，首先不會去看你對這個事情怎么看，觀點是其次，重要的是你的觀點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之上，可能受到哪些理論脈絡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是方法學訓練的一個意義所在。同時，方法訓練也要講求資料的復雜性，包括其社會性與政治性。有一個說法就是：你不能成為一個天真的社會學家。這個材料擺在你面前，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事實。要認識到資料所附著的層層灰塵，或者說認識資料之間的矛盾張力，各種套路，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貼近你所關心的現實/真實。某種情況下，這是一種多維、多重的真實。你看到的可能是其中一些有限的面向。
《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金觀濤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
對于研究者來說，就單個的研究而言，是不可能窮盡真實的，所以我們特別需要社會科學的積淀，或者說知識的積累過程很重要。每個人、每個研究都有自己的邊界和局限性，但我們可以從他人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從而逐步看到一個更大視域下的真實。
從學理上來講，真實往往是多聲道的。單聲道/政治正確一定會離現實越來越遠。有一個詞，叫做“競逐性真實”（contested truth），真實一定具有爭論性。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包括互相之間的矛盾、聯系和補充，才能達到我們所說的更好的真實。當然，這種真實的實現絕不僅僅是一個學理性問題，和大環境也有關聯。而且我也知道，這些學理，大體敵不過現實中資源和項目的（不良）導向所起的作用。
對“提問”的提問，
將研究者納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
新京報：你在出版《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一書時，也提出過中國主流社會學界對于什么是重要的社會學議題，什么問題重要有一個認知。比如階層、流動與分層重要，社會治理、社會建設重要，家庭也越來越進入重要的行列，性別也比性更重要。在你看來，為什么性/別問題在社會學領域長期不受重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哪些？
黃盈盈：這的確是這幾年學界討論比較多的問題。2018年以來，項飆和汪暉老師也曾組織過幾期會議，有關“我們如何提問”，也就是問題感。里面包含非常多的面向，也觸及什么是一個好的提問，提問受什么因素的影響。
無論是在全球格局中，還是在國內或西方學界內部，都存在學術/知識的權力關系，也會因此影響對于議題重要性的判斷。就社會學來說，一直也都有類似宏觀-微觀、制度-日常、結構-主體，抑或關系主義、過程、機制，哪一類更重要、哪一個更能抓住中國社會本質的問題。上個月，我在清華大學參加的“經驗、問題與學術”的會議，也不斷看到各個學科內部有關宏觀/結構-微觀/日常之間的張力，而且是很難交流與彌補的張力。
很多人認為，我研究的性議題或者如身體、情感、性別等議題，無法觸及一些大的更為根本的問題，過于私密、日常、瑣碎，不夠高大上。這背后就有一個對于制度、結構的偏好在。即便是身體研究，“國王的兩個身體” 聽起來似乎就比“乳房、陰道、陰蒂”等女性身體更具有研究的正當性；大姐也比“小姐”重要，是吧。
哪些議題在當下被認為更加重要，這跟很多因素有關。比如，很現實地講，哪些人的位置更高、聲音更大、資源更多，哪些問題就可能會更重要。學界不是象牙塔，社會上存在的權力關系，學術界也照樣存在。
美劇《英文系主任》劇照。
當然，什么問題重要，這和學科本身的發展背景相關。比如，社會學要回應凸顯的社會問題。而中國社會學是上世紀80年代才恢復，當時，社會轉型、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等，是很重要的議題，這也不奇怪。這也是為什么，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社會分層、城鄉二元與流動、農民工的研究，有那么多人去做。而有影響力的學者自身的學術訓練與傳承、生活處境與性/別觀念等等當然也都會影響問題的偏好。
但同時，它和資本、政治也都有關。學術項目需要資助。資助方關注什么議題，也會影響議題的導向。比如，2000年的時候，性研究前所未有的熱，這是和艾滋病領域的資助有關，而當時很多有關性傳播的研究會關注卡車司機，這和現在沈原老師研究的卡車司機就不一樣，當時是將他們當做潛在嫖客、性傳播風險人群來對待的。學術的政治性，就更不用說了，這幾年越來越凸顯。
我說的還都是一些范疇、關注點，并不是學術上的“問題”。好問題不應該被權力、資本這些因素所綁架。它應該是你結合對現實背景的把握、對理論脈絡和已有知識的了解，同時也立足你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研究興趣，綜合地提出一個可以回應且有啟發和洞見的問題。從這點上來說，有關好問題的學理判斷和你著眼于制度建設還是老百姓的日常無關。每一個關注點都有可能生發出一個好問題，也都有可能做爛。當然，在學術脈絡里，當下什么是好的問題，什么是具有現實與理論穿透力的研究問題，值得持續討論。
新京報：因此，在你看來，更有意思的問題可能不在于哪些是真問題/假問題，而是這些真/假問題是如何被構建出來的？
黃盈盈：“提問”與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包括學術生態、經濟-文化-政治環境之間的關聯性如何？這是對“提問”的提問，也是把研究者納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歷史性地看，社會科學發展到現在，的確在關注的議題和理論旨趣上更加多元化了，這點，你不可否認。這和學科發展，和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經驗世界的復雜性與多重性都是有關系的，如果硬要擰巴回去，集中在某些“重要問題”上，是很牽強的。不僅是學術研究會越來越單調，也會離現實越來越遠，大家自說自話，不同人群、不同圈子的距離會越拉越大，且沒法對話，也恰恰會因此而進一步喪失學術的公眾性與良性的社會介入。多元不必然走向碎片（甚至大家批的“碎片”到底是多碎？碎在哪里？），如何對話、整合、積淀是要認真對待的。我個人覺得，很多東西，研究下去都是通的，或者說可以聯系起來思考的。
一個好的判斷標準，不應該是這個議題是主流的還是邊緣的、大眾的還是小眾的、有錢的還是沒錢的，它有它的學術衡量機制。有一些性研究，的確是做得不好，包括問題提得不好，被批評、斃掉也沒什么可說的，總不能“挾邊緣而自恃”。現實地看，不同階段，也總有一些問題被認為比另一些更為重要，不可能有所謂的平等。但是，基本的，一個學術環境是否健康也要看有沒有給不同的議題/方向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可能不大，資源可能不多，但有/沒有是很重要的。
文/青青子
編輯/朱天元 安也
校對/薛京寧 張彥君
同濟醫學院：點燃現代醫學火種 鑄就百年同濟輝煌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以下簡稱“醫學院”）創建于1907年，是一所具有115年辦學歷史的醫學名校，是我國現代醫學教育的發源地之一；是國家教育部、國家衛健委首批共建的10所部屬高校醫學院之一，是全國首批試點八年制醫學教育院校，是全國首批卓越醫師教育培養計劃實施院校，是中德醫學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
同濟因醫學而生，醫學因同濟而盛。生于憂患歲月的醫學院，自誕生之日起，面對“滿目瘡痍、貧弱交加”的舊中國，便肩負起“與祖國同行，以醫學濟世”的使命，115年來，醫學院在烽火硝煙中成長，在團結拼搏中發展，在改革開放中奮進，在新時代邁向一流。歷代同濟人始終堅持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舟共濟，始終堅守以教書育人及服務人民健康為己任，始終傳承“團結嚴謹 求實奮進”的院訓，著力開現代醫學之先河，探生命科學之奧秘，創護佑健康之偉業，在我國現代醫學教育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時代華章。
清末建院：兩次西遷與祖國共命運
同濟德文醫學堂大門
——醫學院初創。20世紀初，德國政府在中國開辦醫科學校的設想開始形成，與當時的清政府推行教育制度改革、督促各地興辦新式學堂的政策相吻合。1900年，以埃里希·寶隆博士為代表的德醫公會在上海籌建同濟醫院后，以此為基礎籌建醫科學校的條件已經成熟。1906年3月，憲政考察大臣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領清政府考察團在普魯士文化部與德方官員進行了會談，德中雙方就在上海共同籌建醫科學校達成共識。隨后，雙方開始籌集資金。按照德國外交部、普魯士文化部計劃，德醫公會負責在上海的具體建校工作。1907年，基于“醫院能救人于一時，學堂能救人于復世”的辦學初衷，在上海創立了我國首個政府間中外合作創辦的醫科學校“上海德文醫學堂”，埃里希·寶隆博士任首任院長，次年改名“同濟德文醫學堂”。從此開啟了同濟醫學百年輝煌的畫卷，點亮了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火種。
——第一次西遷。1917-1927年，正是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以及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學子們空前覺醒，走出書齋，積極投身于“五四”“五卅”運動的革命洪流。1927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學校由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接管，成為“國立同濟大學”，這是中國最早的七所國立大學之一。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本飛機接連轟炸上海吳淞地區，美麗的同濟校園變成了硝煙彌漫的戰場，一面是炮火轟鳴的艱苦環境，一面是求知若渴的赤誠之心。不懼困難的同濟人，為求“一張平靜的書桌”，被迫踏上了第一次西遷之路，經過三年流離，先后六易校址，輾轉跋涉滬、浙、贛、桂、云、川等地，于1940年到達四川宜賓李莊，醫學院師生在李莊度過了5年相對安定的科研、教學生活，期間為革命輸送了大量人才，并服務當地民生，用醫學傳遞大愛，至今在川南地區傳為佳話。抗戰勝利后，1946年，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由李莊遷回上海。
學院遷徙路線圖
——第二次西遷。1951年9月，經中南軍政委員會提議，中央人民政府原高教部批復，同濟大學醫學院整體由上海遷至武漢，與武漢大學醫學院合并，組建“中南同濟醫學院”，230名教師和492名學生在武漢原華商跑馬場一片荒蕪的土地上開始了新的創業，至1952年9月，化學、生物、數理、體育、外文“基礎五科”，解剖、細菌、寄生蟲、病理、生理、藥理、公共衛生、生化“八個學館”全部遷移完畢。1954年10月，原漢口協和醫院劃歸為中南同濟醫學院教學醫院，后更名為中南同濟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現為附屬協和醫院）。1955年5月，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正式遷入武漢，并更名為中南同濟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現為附屬同濟醫院）。1955年6月，經原高教部和原衛生部批準，中南同濟醫學院更名為“武漢醫學院”。1956年，國家首次給高校教師評級，將教授分為一至六個等級，高校林立的武漢地區共評出13位一級教授，他們都是所在領域的學術權威，而醫學院就占其中7席，撐起武漢高等教育界的半壁江山。1962年，經原衛生部批準，武漢醫學院在全國醫學院校中第一批實行六年制；同年，在醫學系增設了德語醫學班。1981年11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醫學院成為首批博士、碩士和學士學位授予單位。1985年6月，經原衛生部批準，醫學院更名為“同濟醫科大學”。1988年，創辦七年制臨床醫學專業；1989年，臨床醫學專業開始招收留學生；1994-1995年，在全國醫學院校中率先實行學分制和本科生導師制。2000年5月26日，與華中理工大學合并，成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大門
興學濟世：歷經滄桑盡顯英雄本色
建院115年來，同濟人始終圍繞“濟世、興學、育人”這一永恒主題，與國家同呼吸、與民族共命運，一路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弱小走向強大，跌宕起伏，波瀾壯闊，歷經滄桑盡顯英雄本色，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跡，這是一代代同濟人共同的驕傲。
——踐行“立德樹人”使命。建院之初，學院定下“德才兼備”醫學人才培養目標，著力培養“品性高尚，體格健全，思想進化，感情優美，精誠團結，勤苦耐勞。有生產之能力，有創造之精神，有負責任為國家社會盡義務之愿望，有剛毅果決為民族謀復興之企圖”的醫學人才。專任教師從建校初期的3名德國教師，發展到現在的2000余名，在校學生從最初的33名發展到現在的1萬余名。長期以來，醫學院始終把人才培養質量作為生命線，形成了“寬口徑、厚基礎、重實踐、求創新”的育人特色，打造了“學醫在同濟”金字招牌。立德樹人碩果累累，桃李滿天下，累計為我國培養了9萬余名卓越醫學人才，包括2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吳孟超和侯云德、15位中國兩院院士、2位美國院士、1位德國院士、3位衛生部正、副部長，還有人民英雄張定宇、時代楷模李桓英、道德模范王爭艷、最美醫生朱蘭等，他們猶如醫學領域一顆顆耀眼的明星，閃耀在歷史的天空。
校友侯云德院士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校友吳孟超院士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堅守“萬人之醫”理念。建院之初，醫學院就定位于“不要做一人之醫，要做萬人之醫”的理念，長期以來，同濟人的血液里始終流淌著創新的基因。20世紀30年代先后發現“李氏釘螺”和“姚氏釘螺”，為我國寄生蟲學研究作出卓越貢獻；40年代，找到了流行于川南的痹病防治辦法，獲得民國政府教育部全國應用科學類學術發明一等獎；50年代，發明血吸蟲病“酒石酸銻鉀三日療法”，治愈了500多萬患者；60年代率先在我國發現胎心超聲反射，并首創雙氧水心臟聲學造影法；70年代在全國率先開展器官移植研究與臨床實驗，成立全國首家器官移植研究所；80年代在世界上首先發現“新型血小板聚集功能缺陷癥”，被醫學界命名為“沈迪氏病”；90年代發明國家中藥一類新藥“體外培育牛黃”。2000年合校以后，在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藥學、轉化醫學等眾多領域取得新突破。不同時期取得的重大標志性成果，猶如一面面光輝的旗幟，飄揚在醫學的高峰。
——護佑人民生命健康。社會養育了醫學院，醫學院反哺著社會。附屬協和醫院、同濟醫院是集醫療、教學、科研、培訓為一體的大型現代化綜合性醫院，是中部地區醫療中心、區域終極診療醫院，綜合實力位居國內前十；附屬梨園醫院突出老年病學的特色，是湖北省老年病防治研究中心；2016年以來，醫學院組織實施了附屬醫院擴增計劃，按省校、市校共建共管模式，將7所有實力的專科醫院和有特色的綜合醫院擴增為非直屬附屬醫院。10所附屬醫院組成的“同濟臨床醫療集團”始終堅持生命至上的原則，堅持以愛心奉獻社會，以仁術服務人民，認真履行醫療服務職責，積極參與公共衛生事件、援外援疆、應急救災、對口幫扶工作，暖醫、匠醫、仁醫不斷涌現，譜寫出一曲曲救死扶傷的壯美華章。1951年，選派醫療隊赴抗美援朝戰場參與志愿軍戰地醫療服務；1954年，組成1000余人搶險突擊隊和醫療服務隊參加武漢防汛救災；1976年，組建130名醫務人員醫療救護隊奔赴唐山大地震區，救治傷員15萬余人；1998年，選派45支醫療隊和防疫隊堅守在長江中下游特大洪水各個險區；2003年，派遣近20名專家加入各級抗擊非典研究中心或指揮中心，選派12名醫務工作者赴“小湯山”參與臨床救治工作；2008年，選派醫療隊赴汶川地震區，創造“零截肢”“零感染”“零死亡”奇跡；2020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大疫，醫學院迅速發揮綜合學科優勢，針對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學、快速診斷檢測與試劑、藥物疫苗研發、臨床診治規范、疾病防控機制、公共衛生治理、病人心理干預等重大科學問題，組織專家開展應急科研攻關，積極為政府建言獻策；十所附屬醫院盡銳出戰，全國投入最大、貢獻最大，3.4萬名白衣戰士挺身而出，不懼生死、不計報酬，始終堅守臨床一線，為疫情防控與患者診治提供“同濟方案”，貢獻“同濟智慧”，又一次交出了一份讓國家和人民滿意的“同濟答卷”。
——服務人類健康事業。醫學院由德中雙方合作創辦，本身就是國際合作的產物，與生俱來就具有開放、包容、互鑒的品質。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同濟人通過廣泛持久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努力服務人類健康事業，通過百年積淀，在國際醫學界形成響亮的“同濟品牌”。1981年，聯邦德國總統謝爾訪問我院；1984年，聯邦德國總理科爾率團來訪；1984年，由我國著名外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裘法祖教授和我國著名病理學家、德國自然科學院院士武忠弼教授發起的“中德醫學協會”和“德中醫學協會”分別在中、德兩國成立，對促進中德醫學科學與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85年，基于對中德友誼和文化交流的突出貢獻，裘法祖和武忠弼兩位教授被德國總統授予大十字功勛勛章；2019年，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到訪學校及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武漢中德友好醫院），對我校人才培養水平及醫療服務質量給予高度評價。改革開放以來，醫學院堅持“以對德交流為重點，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地推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先后與德、美、英、法、日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余所大學、醫院、研究機構等國際組織建立了長期友好合作關系，簽署了國際校際合作協議40余份，共建中外合作科研基地8個；近年來，醫學院積極實施“一校十校”、“一院一校”、 “一帶一路”計劃，與一批世界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展了一系列學生聯合培養、國際聯合辦學、國際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研究等卓有成效的國際交流工作，醫學院國際聲譽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三位時任德國國家領導人訪問醫學院
世紀跨越：融合發展爭創世界一流
合校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醫學院在學校黨委行政的正確領導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緊密圍繞建設世界一流醫學院美好愿景，認真履行“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努力實施“一流人才、一流學科、一流文化”行動計劃，深化醫教協同，加強改革創新，守初心擔使命，敢擔當善作為，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績。
——醫科師資更權威。湖北四位醫科院士全在這里。裘法祖（1914年-2008年），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被稱為外科全才。他在腹部外科、神經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等領域均有很深造詣；近70年的醫學生涯，技術上的千錘百煉和豐富的經驗累積，造就了“不多開一刀，不少縫一針”的“裘式刀法”。陳孝平，201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從理論到實踐首創了親屬間輔助性部分活體肝移植，首先提出了可行肝癌切除聯合脾切除手術治療等，一系列原創技術讓我國在肝移植領域不斷突破技術瓶頸。馬丁，201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擅長婦科腫瘤及婦科疾病的診療，施行婦產科手術逾萬臺，在婦科惡性腫瘤防治和遏制腫瘤轉移臨床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鄔堂春，202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長期從事空氣污染與健康研究，運用大樣本、高質量的前瞻性隊列，在揭示空氣污染病因、闡明發病機制和制定預防對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近年來，同濟醫學院在頂尖人才梯隊建設方面實現了巨大突破：擁有國家特聘專家1人，“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5人，國家教學名師5人，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3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4人，國家萬人計劃科技創新領軍人才8人，國家青年千人計劃/海外優青32人，青年長江學者6人，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18人，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6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55人等。
中國科學院院士裘法祖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孝平
中國工程院院士馬丁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堂春
——“同濟品牌”更閃亮。醫學院是全國首批同時擁有國家級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三大實驗教學示范中心的兩所院校之一，附屬協和醫院、同濟醫院是國家臨床教學培訓示范中心、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示范基地。醫學院擁有國家教學團隊3個，國家特色專業4個，國家級品牌課程15門，國家級品牌資源共享課程15門，國家級雙語教學示范課程7門，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3門，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金課）12門，主編各類國家級教材114門。近年來，醫學院堅持“以學生為中心”教育理念，建立健全育人為先的教師成長機制，構建“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技巧、教學評價、教學技術、健康服務”六大模塊教師教學發展體系，推進PBL教學方法改革，探索推進課程整合教學，強化大衛生觀與國際視野教育、注重培養學生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優化調整臨床醫學八年制培養方案；推進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培養了一批批具有“國際視野、家國情懷、德醫雙馨、同濟風格”的卓越醫學人才。獲得的教學成果獎、教材建設獎、醫學院校各類教師教學大賽獎、本科生、研究生、來華留學生等各級各類大獎始終居全國高等醫學院校前列。“學醫在同濟”金字招牌更加閃亮。
醫學界2021中國醫學院校人才培養排行榜位列第四
學院優美的育人環境
—學科實力更雄厚。合校以來，醫學院聚焦“一流醫科”目標，充分發揮綜合性大學辦醫學教育的優勢，努力實施“強基礎、上水平、占高峰”發展戰略，整合優勢資源，聚焦學科前沿，強化學科交叉，厚植學科高原，打造學科高峰。目前，醫學院設有基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藥學院、醫藥衛生管理學院、護理學院、法醫學系、生殖健康研究所、口腔醫學院、3所直屬附屬醫院/臨床學院、7所非直屬附屬醫院/臨床學院。設有15個本科專業，10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67個碩士學位授權點、64個博士學位授權點，6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擁有國家重點學科9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5個，國家臨床重點專科61個，臨床醫學、藥理學與毒理學進入ESI國際學科排名前1‰；全部12個醫學及相關學科進入ESI國際學科排名前1%，是全國同時擁有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三大“雙一流”建設學科的高校，綜合辦學實力穩居全國醫學院校前列。
——創新能力更強大。醫學院聚焦“四個面向”，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需求，瞄準國際醫學科技前沿，組織實施“醫 X”戰略，推進醫工醫理及基礎臨床學科交叉，強化有組織創新，啟動實施重點疾病研究中心建設計劃及研究型臨床醫師資助計劃，醫科科技創新能力進一步提升。改革開放以來，醫學院累計建有3個國家級科研基地，35個部省級重點科研基地，31個湖北省臨床醫學中心等；獲批國家基金委創新群體3個，教育部創新團隊6個，湖北省創新群體20個；榮獲國家三大科技獎20余項。合校以來，醫學院承擔國家“973計劃”項目、國家“86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項目、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共計200余項，累計到賬科研經費近40億元。2017-2021年，連續5年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超過350項，位居全國醫科院校前列，醫科學者在國際四大醫學及CNS主刊及其子刊等國際高水平期刊發表研究論文呈現爆發式增加，被醫學科技界譽為“同濟現象”。
連續5年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超過350項
在國際高水平期刊發表研究論文呈現爆發式增加
回首過往，我們由衷地為每一位同濟人感動，由衷地為醫學院取得的每一項成果而自豪！為此，謹向一代代付出過辛勤努力與不懈奮斗的醫學院師生和校友，醫學院歷屆老領導、離退休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展望未來，今年是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是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年，是我校深入實施“十四五”規劃，啟動新一輪“雙一流”建設的關鍵之年，也是華中大喜迎70周年校慶、醫學院喜迎115周年院慶、凝心聚力促發展的跨越之年。站在新的歷史啟點上，醫學院將以更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心懷“國之大者”，加快推進中國特色、世界一流醫學院建設，奮力譜寫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嶄新篇章。
來源：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網
英雄傳說 黎之軌跡：也許是最適合新人入坑的軌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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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RPG（角色扮演游戲），全稱：Role-playing game，因其天花板級別的角色塑造，極強的游戲代入感和沉浸感等優點，常常受到大量玩家追捧，在游戲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RPG就是玩家扮演虛擬世界中的一個或者幾個角色進行游戲，玩家通過操控游戲角色與敵人戰斗，提升等級、收集裝備和完成游戲設置的任務，并體驗劇情。作為最經典的游戲模式之一，RPG游戲的衍生也是最多的，有回合制RPG、動作類RPG、甚至網游中最大分支的MMORPG等等，當然這是按游戲玩法區分。從文化背景和戰斗方式角度來說，一般也可以將RPG可分為日式和美式兩種。當然，RPG的分類方式也不僅僅只局限于上述兩種，RPG的分類應根據時代，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而這些RPG類型之中，JRPG（日式角色扮演游戲）占據著重要地位。與歐美式RPG相比，日式RPG強調的更多的是劇情的推進，強調在原創（架空）世界觀中對劇本性質作品的代入體驗。雖然玩家被游戲系統所限制，無法自由發揮，但是限制何嘗不是一種保護，也因此在這種框架內玩家體驗卻有著其他類型游戲無法比擬的代入感，玩家往往被劇情感動，不自覺的扮演了游戲中的角色，這也讓JRPG更像是一部能夠互動的電影。著名的日式RPG有主機上的《勇者斗惡龍》和《最終幻想》系列，這兩部作品也被稱為日系RPG雙壁。而在PC平臺上，Falcom公司（法老控）則可以說是獨具特色。
80年代的Falcom一度是一線大廠，但到了90年代初期卻一度陷入沒有新作的窘境。之后，PSP版空之軌跡FC和SC大獲成功，使Falcom收獲了大量玩家的支持。雖然如今的Falcom公司規模很小，但在日本游戲業界仍被冠以“人才培養基地”這樣的美稱。新海誠就曾經就職于Falcom，負責程序、美工、動畫與宣傳影片制作，旗下知名游戲系列包括《屠龍劍》系列、《伊蘇》系列《英雄傳說》系列等。其中《英雄傳說》本是《屠龍劍》衍生出來的外傳，但由于推出后反響熱烈而被獨立出來，并制作了經典的《卡卡布三部曲》（《英雄傳說》系列第三部到第五部的一個總稱），甚至新海誠在《卡卡布三部曲》中客串過角色。 后來又繼續推出了《英雄傳說》的《軌跡》系列，由此開始了一條“不歸路”。
整個《軌跡》系列的劇情圍繞塞姆利亞大陸展開，不同作品的故事舞臺為大陸的不同國家/地區，每部作品的主角與配角會隨著系列整個故事劇情的推進而邂逅。目前已經發行了十部作品，系列作品按照故事發展的順序如下：
利貝爾王國：首先是《英雄傳說VI》的空軌3部曲，前篇的《英雄傳說-空之軌跡FC》、后篇的《英雄傳說-空之軌跡SC》，然后是有點像外傳的《英雄傳說-空之軌跡 the 3rd》。
克洛斯貝爾自治州：接著是《英雄傳說VII》的碧零軌跡，《英雄傳說-零之軌跡》為序幕，《英雄傳說-碧之軌跡》為正篇。
埃雷波尼亞帝國：然后轉到帝國這邊，同樣是《英雄傳說VII》的《閃之軌跡》4部曲，《閃之軌跡I》，《閃之軌跡II》，《閃之軌跡III》，《閃之軌跡IV》，再加個類似外傳的《創之軌跡》。
卡爾瓦德共和國：本作《黎之軌跡》的故事舞臺。（不得不佩服Falcom的這盤棋下的真大）
可是對于新人入坑來說，考慮到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系統兼容等問題，從頭過一遍比較耗時間，筆者個人傾向于先云一下前作，感興趣再回來補票。不過畢竟《系列》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空之軌跡》已經是18年前的作品了，所以筆者非常推薦新人入坑從《黎之軌跡》開始。
首先是考慮到《黎之軌跡》是剛出的新游戲，畫面和游戲系統肯定是最好的（下文會詳細介紹）。其次是因為本作的故事發生在卡爾瓦德共和國。全?新的舞臺，全?新的主角團。?與前作的聯系沒有之前的《?軌跡》?系列作品那么大，?不過《黎之軌跡》仍然承接了《軌跡》系列獨有的世界觀，但是以全新的角度來闡述故事。雖然依舊有過去系列作品的角色出現，但重點還是在新主角們的身上，每個新角色都有著各自的故事，因此不論新舊玩家，都可以安心享受這次的劇情。（感興趣的玩家可以看看軌跡系列入坑指南，感謝Café制作組的辛苦奉獻）
為了能讓新玩家更快地了解《黎之軌跡》，筆者不可避免要介紹一下整個《軌跡》系列宏大的世界觀。老玩家可以跳過，當然也可以順便復習一下（新玩家可以放心食用，不含劇透）。
《軌跡》系列的世界曾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世界，但是發展到了極限。人類自身的種種問題反噬導致世界毀滅。在幸存的人類快活不下去的時候，傳說中的空之女神送給了人類七大至寶，分別擁有風、地、水、火、幻、時、空、七種屬性，讓人類活了下來。活下來的人類靠著七大至寶又發展成了新的文明，但是人類不吸取教訓， 欲望的膨脹再一次引發災難。但這次幸存者們有一些進行了反思。很多年后幸存者們逐步發展，建立了三個大國，這便是上面提到的利貝爾王國、埃雷波尼亞帝國和卡爾瓦德共和國（當然還有許多小國家）。
此外，整個大陸還存在三大勢力組織，分別是游擊士協會、七耀組織和噬身之蛇。游擊士協會是一個由游擊士組成的民間團體，志在維護地區和平及保護百姓。雖然有為了百姓安全，行使武力也在所不惜的一面。不過也存在著著只要百姓的安全未受威脅，便無法對國家及公權力行使調查權及逮捕權的弱點；
七耀教會，信仰傳說中的空之女神愛德絲的宗教組織，大崩壞后引導懷抱不安的民眾為他們啟蒙。自從導力革命后，影響雖不如往日，但在文化與醫療等范疇仍有強大影響力；
而與七耀教會相對的就是名為噬身之蛇的地下組織，也被稱作結社，暗中活躍在塞姆利亞大陸各地。首領被稱為”盟主“，底下有七柱干部”蛇之使徒“，計劃則是由被稱為“執行者”負責執行，可以說每一部《軌跡》作品的背后都有他們的身影。
如果玩家對游戲中額一些特殊名詞不理解還可以通過資料庫進行查找，不僅有前作劇情回顧，還加入了系列事件年表、世界觀介紹、主要勢力介紹等多方面內容。加上本作又是在全新舞臺上展開的全新故事，前作角色的登場數量不多，現在又有了新增的資料庫的幫助，進一步降低了新人入坑的門檻。
全新的篇章
作為《軌跡》系列全新篇章的開始，《黎之軌跡》的一切都很“新”。首先是新引擎的使用，提升了游戲的畫面表現力，玩家能明顯地感受到色彩與光影上發生的變化，而且角色表現力的提升十分顯著，人物建模更加細致，表情也更加豐富，動作豐富且自然（有一說一，筆者沒想到人物立繪還沒有人物建模好看，可能是個人感覺的問題）。
其次，游戲的舞臺也是全新的。本作的故事設定在卡爾瓦德共和國，約在百年前實現了民主體制，位處埃雷波尼亞帝國與克洛斯貝爾州東方。國家擁有廣大的國土，并接受了來自東方的移民，具有多樣的文化背景。歷史上曾數次為了克洛斯貝爾的領地與埃雷波尼亞帝國發生過沖突，近來甚至還發展成經濟戰爭與技術戰爭，不過戰后賠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在這個大國的首都一角，那里因移民問題有著政治不穩定的因素，而新任總統正在推動激進的政治改革。”地下萬事屋“的范恩·亞克萊德從名校女生亞妮艾絲那里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路調查，最終演變成動搖整個卡爾瓦德共和國的事件。
游戲的劇情發展主要由“地下萬事屋”接受委托事件的方式推進（有點《銀魂》里的“萬事屋”的意思）。主角范恩的“地下萬事屋”屬于一種“灰色勢力”，在黑與白的邊界上徘徊。經常與正反派角色與團體打交道，做的工作內容也遠談不上“干凈”。 無論是誰的委託，都來之不拒，黑白通吃。不過人物刻畫得不錯，對甜品和車子有著獨特的喜好。完成委托除了可以獲得貨幣“米拉”外，還可以獲得SP點。后者通過累計可以提升事務所的評價階級，進而獲得貴重的道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決委托的過程中選擇不同的解決方式會獲得不同的SP點加成。
事件的形式有三種，分別是必要事件和非必要事件以及次要事件。前兩種則是已委托的方式存在，需要通過布告欄領取，只有完成一定數量的非必要事件才能接受必要事件推動主線劇情。其實還有一種連結事件，這種事件主要是一些與人物角色的生活故事，完成后可以增加類似好感度的經驗，不過有次數限制，需要通過完成委托來補充次數。此外，每章劇情總結會有一個MVP機制，這個設定很有意思，各章活躍度高的角色（除范恩外）會有額外的獎勵，一定程度上也是想讓玩家每種角色都嘗試一下。
因為主角范恩黑白兩道都有一定的人脈，因此本作的劇情很有值得思考的意味，不一定好的就一定是好的，壞的就一定不好，不同情況下正義與邪惡的手段都可以考慮，而且由于卡爾瓦德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國家，有著代表各種文化的區域，每個區域的人們可能也有著感受不同的價值觀。因此處理不同地區委托的時候也需要考慮當地的視角。而且本作加入了一個新的被稱為“LGC”的評價機制，其實就是主角們的立場態度和行為傾向，玩家在處理委托或劇情推進時中會遇到一些選擇，不過僅僅只會影響劇情發展中不同勢力的特定角色的短暫加入，不會改變故事的走向。
雖然《黎之軌跡》只有短短的十幾G，但主線和支線內容非常充足，文本量也比較大，語言比較詼諧幽默，吐槽。制作組還良心加入了文本的回看（基本半個小時內的劇情文本都能回查）。不過就像前面提到的結局不會因選擇而改變，所以多周目的意義就不是特別大了。而且盡管游戲文本量比較大，但并不是所有的對話都有語音，只有關鍵劇情才會觸發。雖然有點可惜，但針對文本量巨大這一點制作組倒是加入了高速模式，更具有人性化，可以使游戲在更快的速率下運行，對于習慣不了慢節奏游玩方式的玩家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相結合的戰斗系統
《黎之軌跡》的戰斗系統將即時戰斗和回合制戰斗相結合，玩起了新花樣。因為Falcom 旗下RPG的戰斗系統最主要就兩種：指令戰斗模式與即時戰斗模式。之前《軌跡》系列都是采取前者，不過筆者游玩后發現其實核心的戰斗機制仍是經典的指令戰斗模式，即時戰斗模式就是嘗嘗鮮，通過散布靈子晶片進入指令戰斗模式才是王道。即時戰斗模式可以用于面對雜兵時，通過攻擊和回避打倒敵人，而在面對較強的敵人時選擇指令戰斗模式。不過最好的方法還是在即時戰斗模式下蓄力攻擊打出昏厥效果，發動晶片攻擊，創造有利的局面后進入指令戰斗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BOSS戰強制使用指令戰斗模式的。
即時戰斗模式的加入與簡單化，不僅是為了吸引新玩家，也是為了照顧老玩家。不過雖然即時戰斗模式比較簡單，但指令戰斗模式與之相比就顯得稍微“復雜”了。首先因為指令戰斗模式是沒有過場直接進入，也就表示角色當下的站位就是戰斗時的位置，側面、背后是否會因當下位置而受到攻擊以及角色的攻擊范圍都是需要玩家考慮的。而且本作新加入了“S.C.L.M.”，隊友在附近時會連攜攻擊，釋放戰技和魔法時僅增強傷害。除此之外，本作還加入了諸如“晶片增幅”“晶片技能”等戰斗系統，使得整個戰斗系統的戰術選擇更加豐富。不過太多”新“元素的加入使得本作的指令戰斗模式變得比較復雜，只是各種要素的堆積讓沒有做到真正的融合。
除此之外，《黎之軌跡》有著類似于圖鑒的系統，由于游戲中存在屬性要素，故圖鑒系統有助于玩家針對不同屬性的怪物搭配不同屬性的技能，極大簡化了游戲難度。
就像前作《閃之軌跡》里有”騎神“模式一樣，《黎之軌跡》中也有全新的“魔裝鬼”戰斗模式，不過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觸發（吞噬噩夢）。主角通過“梅亞”變身，變身后擁有全新的技能并且每回合可以行動兩次，“晶片增幅”后可以行動三次。（沒什么可說的，帥就完了）
除了回合制戰斗，JRPG中人物的裝備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本作除了大多數RPG游戲中都有的裝備系統外，還有《軌跡》系列特有的“導力器”系統。"導力器"屬于《軌跡》的核心科技，由愛普斯泰恩財團及各導力工房開發，使用一種被稱為“導力”的能源來驅動。
導力器內部裝有用七耀石加工而成的結晶回路，是適合個人使用的戰斗工具。持有者不同，其結構也會有所差異的。 要想設計結晶回路，就要先解鎖插槽才行。解鎖的時候需要耀晶石（也是本作的收集要素之一）。前作的“導力器”都與角色屬性、特殊效果、技能相掛鉤，本作也不例外。本作的“導力器”已經升級到最新的第六代“賽法”，玩家需要不斷累積點數使角色獲取不同的特殊效果。而且玩家可以通過更換“空洞核心”、“魔法驅動器”、“外掛組件”等獲得更好的效果，搭配靈活。
總結
游戲中的游玩要素還有很多，除去我提到的“主菜”同樣還有著如料理、電影等“餐后甜品”，但是相比主菜來說這些就有點不夠看了，很容易在推進故事劇情過程中被遺忘，支線與主線的分配不均和割裂問題在這一代有了很大的改善——畢竟《閃之軌跡》是真的太能水了。
可以明顯看出，Falcom也在積極嘗試改變，在添加新內容的同時本作也有效打磨了舊系統，新老玩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了。當然也有一些欠缺打磨的地方，不過瑕不掩瑜，本作還是一部佳作，同時故事也留了不少懸念，可以確定會有續作，只是幾部的問題，因為《軌跡》系列大部分一部講不完。
恰好近期也已公布了《黎之軌跡2》的消息，日版將于2022年9月29日登錄PS5/PS4平臺，繁體中文版也將于10月27日發售（PC版不出意外應該明年發售）。新作發售之前，重溫或入坑《黎之軌跡》對于新老玩家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后筆者想強調一點，《黎之軌跡》體現出《軌跡》系列仍然是“在路上”，希望未來法老控能一直前進，在今后的作品中繼往開來，重現《軌跡》系列的輝煌。
#頭條群星8月榜#
Diya的第一場勝利，在1634天的等待過后
人生就是這么跌宕起伏。
5月29日，守望先鋒聯賽（OWL）的一場比賽上演了“中國德比”，最終以國內資本運營的隊伍洛杉磯英勇隊勝利而告終。
嚴格來說這只是一場普通的常規賽，但氛圍卻堪比一場總決賽般讓人激動。彈幕“就在今天”瘋狂刷屏，解說激動哽咽，所有一切情緒，都是因為英勇隊的輸出位選手Diya。
《守望先鋒》的最高賽事OWL舉辦至今已過去近5年，Diya距首次登場OWL也過去了近五年。電子競技的賽場充斥著無數追夢人，但他們的命運相差甚大，有人冠軍拿到手軟，有人常常距理想一步之遙，也有人甘愿躺平接受平庸，這里有主角，難免更多陪襯。
但在這之外，還有些人的故事更讓人難以想象，Diya就是那個經歷讓人匪夷所思又為之扼腕的存在——五年時間過去了，他在無數人目光下只求一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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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不熟悉這個ID，但在《守望先鋒》尚且紅火的年代，你或多或少聽說過“IE3.0”的故事。這是發生在Diya身上最廣為人知的第一件事。
Diya原名路煒達，8歲接觸射擊游戲，13歲時就曾憑借過人的游戲天賦打進過某項目決賽，結果被發現年齡太小，被取消了資格。Diya在后來的采訪中說起這段經歷，他說自己心有不甘，也因此意識到自己的天賦異稟、不能就此埋沒。
和大多數人遭遇差不多，Diya后來走向《槍神紀》職業賽場，遭到了家人的阻攔，但Diya當然不是逃避現實的網癮少年，很快他連拿兩屆《槍神紀》全國聯賽冠軍，早早書寫了自己的榮譽記錄，證明了決心。
2016年，在《槍神紀》電競逐現頹勢時，Diya和當時的戰隊伙伴轉戰國內《守望先鋒》賽場。此時尚且活躍的OW賽場上，幾乎每周都有新選手讓玩家們眼前一亮，Diya和VG戰隊也是從線上賽突然殺出的黑馬。
很快NGA上開始討論起這個尚未見真容的Diya。他用卡西迪（那時還叫麥克雷）開場還在點頭應對跳臉溫斯頓，幾乎同一時間就能低頭用閃光彈定住同時跟進的獵空，這一套操作讓貼吧用戶們對其實力分析了上百層，還在那個普遍會說出“畢竟是歐美FPS”的時期，拿他和當紅歐美選手做比較。
但是后來的故事不少人已經知道了，在國內第一場邀請國外戰隊參與的大型賽事中，剛嶄露頭角不久的Diya突然被指開掛。一些KOL模棱兩可的暗示，三段來路不明、播放量破百萬的所謂逐幀慢放的視頻，把他的名字甚至一度推上了微博熱搜。
在《絕地求生》走紅造就的群魔亂舞“鑒掛”時代尚未來臨前，Diya成了當時這個議題唯一針對的對象。賽事舉辦方的公信力，戰隊俱樂部的澄清，暴雪的未開掛檢測證明都失去了意義，一個能裝鼠標宏，據說可以騙過電腦檢測的IE3.0鼠標成了口誅筆伐的發泄口，排山倒海的謾罵和指責倒向這個16歲少年。隨后大受影響的VG戰隊發揮越來越差，在這場賽事中草草收尾。
Diya什么也沒做，在戰隊視頻中用一句調侃來回應質疑“如果我們贏了這場比賽的話，我會把我的核心科技——我的IE3.0送給他（指對手）”。
直到一年多后，這場原本沉寂的事件因為其他花邊新聞被再度翻到臺前，當年很多人深信不疑的“開掛”論調出現了反轉，外加成績的加持，Diya才算是在輿論場里真正“平反”。
后來他在接受采訪時也表述過自己當時的無助，但Diya也覺得解釋改變不了什么，只說了一句“讓時間來證明一切”。
熱鬧煙消云散后，VG幾乎是理所應當的在國內聯賽中逐漸確立了頂尖水平的地位，而Diya的能力和穩定的表現也把他送往了更遠的賽場——2017年OWL開賽，他成為了首批入選這項頂級賽事的國內選手，將會前往洛杉磯參加比賽。
Diya在開掛疑云尚未散去時，頂著眾多“雨露均沾”的彈幕在戰旗平臺開啟直播，而經過近一年，這里留下了數千喜歡聽他東北話相聲，或者被其水平“征服”的水友，他們都真心為Diya有今天而高興。
在開啟OWL旅程之初，他在直播中講起父親現在對自己職業態度，Diya驕傲地提到父親和朋友的“凡爾賽”式炫耀，說兒子不聽家人的話非要去打游戲，家長也沒辦法，只能隨他去了。不過“現在在美國打比賽，一個月賺幾千，幾千美金”。
2
然而夢想沒那么美好，甚至更坎坷。Diya經歷的最出名的第二個事件，就是上海龍的42連敗。
作為首支OWL國內戰隊，上海龍之隊以全華班登場，但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整個第一賽季他們未嘗一勝，在高強度的OWL賽事面前顯得疲弱不堪，在第一賽季結束時書寫了中國電競前所未有的40連敗的慘烈戰績，讓隊伍以如此諷刺的方式出圈，甚至在互聯網世界里人盡皆知。
Diya同樣覺得無比煎熬。他并非“躺平”，作為隊伍中負責輸出的選手，他是在盡力而為——在第一賽季第四階段的一場比賽中，Diya在劣勢狀態拿出了個人秀級別的表現，成為了OWL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敗方MVP。國內外解說都認可他的水平，但怎么做也無濟于事，有好幾次龍隊的首勝近在咫尺，結果卻還是慘淡收場。
在大刀闊斧的重組、招募新人后，作為唯一一個被保留的中國隊員，Diya坐上了龍隊的替補席。然后沒過多久，龍隊就迎來了自己的首勝。
上海龍改頭換面異常迅速，從連敗戰隊華麗轉身一流強隊，在拿下第二賽季第三階段冠軍的時刻，Diya和眾位上海龍選手們沖上舞臺慶祝。然而興奮過后又迅速失落了下來，原因不難想象——上海龍這個傳奇的故事里，并沒有Diya的姓名。
他也并不是沒有爭取過。期間唯一一次被短暫的換上場，他打出了整個聯盟最高的十分鐘傷害紀錄。但局面依舊沒有起色，Diya依舊坐冷板凳，不能參加訓練賽，并看著已經騰飛的上海龍拿下他夢寐以求的好成績。
這種處境下，Diya的決定是微博告知關注者們自己要離開OWL，以上海龍學院隊Team CC選手的身份轉向次級聯賽OC，他無奈的解釋“除非去OC才有比賽可以打”。他為此向定下一年之后重回OWL的承諾，還保證說“必定要（在OC）拿冠軍”。
事實上Diya完成了大部分承諾。2020賽季，他終于酣暢淋漓的在賽場上放飛自我，以核心C位突出的表現，和Team CC戰隊拿下了包括國內OC聯賽冠軍在內的多個冠軍獎杯。按理說從零開始一切應該向著好的方向發展，可惜事與愿違。
一個賽季過去，Diya在OC聯賽的隊友被選上了OWL，但Diya作為C位選手，在陣容較為穩固的OWL隊伍面前反而顯得身份尷尬，始終沒有動靜。他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卻只能在客觀原因面前停住腳步。
2021年或許是Diya最難捱的一年。無隊可去的他在直播平臺再次打開直播，看起來重回OWL的目標已經遙不可及。
也許是Diya始終沒有退出過關注者們的視線，幾年來很多人始終關注著這個坎坷的年輕人，從當年堅持相信Diya的粉絲，到從事OW賽事工作的行內人，都看得焦急乃至揪心。但這一遭，盡管Diya自己表示不會放棄，可論誰來看似乎都只能得出“希望渺茫”的結論，“不放棄”也不過安慰劑罷了
但支持者們也依舊不能甘心——2021年，洛杉磯英勇隊老東家放棄OWL聯賽席位，國內戰隊霖感電競俱樂部接手，再次組建國內隊伍。消息確定后，眾多玩家第一反應就是詢問官方Diya是否有戲。
在屏幕前打了一年的直播，在很多人看來這就已經是結局了。其實這也并不算什么意外，類似的劇情在競技場上經常上演，Diya可能只是他們中的一個，只是可惜了他的心氣和天賦罷了。誰也不知道這漫長的時間里，Diya自己有沒有想過“就此算了”。
可偏偏命運又帶來了轉機——年末，洛杉磯英勇隊官宣Diya加盟。沒有兌現的愿望，就這樣絕處逢生了。
3
洛杉磯英勇隊的實力并不算強，和當年的上海龍一樣，在新賽季他們一勝難求。好在Diya再次坐上了自己想要的輸出首發位置，終于能在自己夢想的最高賽場上有所表現，也有了再次證明自己的機會。
待2022年，疫情中的OWL新賽季開始，Diya重回闊別已久的賽場，這個曾經的天才少年如今23歲了——五年之于一個人的人生或許不算長，但之于一個選手的職業生涯不言而喻。曾今和他一同登臺的很多人，退役的退役、轉行的轉行，身影和名稱在玩家和觀眾印象中快要變成遙遠的歷史，只有Diya時隔五年重回這里，為的是從零開始。
粉絲因為他的一年之約與《全職高手》主角葉修相似，將他形容為電競爽文男主，其實誰都清楚從來沒有什么爽文男主，而是大家期盼他能像爽文男主那樣從現在起高歌猛進，把那些差勁的運氣統統還給現實。
但現實畢竟不是爽文。即便能力足夠，有人抱憾爭冠，有人只奢求一場勝利，好在這個目標，Diya還是如愿了。
5月29日，對陣成都獵人隊，這是一場沒有觀眾沒有歡呼的對決，但洛杉磯英勇隊接近勝利時，解說和彈幕卻表現得如同在屏住呼吸等待某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一般。
這種氛圍在比賽結束后得到了釋放，負責點評的嘉賓在攝像頭前落淚，粉絲恭喜的評論在微博和各個論壇刷了上千條。一位關注他四年的男粉，在視頻里為他哭得不能自已。
這是Diya自登場OWL以來的真正意義上的首場勝利，歷時1634天。Diya本人也在接受采訪時，一改以往直播時慣用的調侃的語氣，哽咽難言。
“我每晚都去幻想自己首勝那天應該說些什么，但真當首勝到來時，我卻說不出來了”。
當然，這一天他一如既往的抓住了寶貴的機會，還拿到了勝者方的MVP。
顯而易見的是，Diya過往的運氣都不能算好。你不能說同樣的麻煩和打擊沒有落在其他多少人身上，曾擊碎了多少人的年輕氣盛，讓他們下沉。但Diya的選擇始終如一，他盡可能的保持著最好的狀態，去面對每一個隨時可能到來的渺小的機會，就這樣堅持了很多年。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戰斗，至少對于Diya來說，過去一千多天這場賽場之外的無形對峙，他取得了最后的、也是最初的勝利。
投資3.2億！官方夸馮紹峰新劇，評論區卻成吐槽現場，罵聲一片
前兩天Sir刷手機，看到這樣一條
中國青年報文藝官方微博，提了一嘴熱播的歷史劇《山河月明》。
還引用了一個觀眾評價
“很久沒有看到如此考究的古裝劇”。
Sir正想看看有哪些“考究之處”。
但下邊的評論區卻炸了鍋：
你管這叫歷史劇？
好一個大型吐槽現場。
看熱鬧不嫌事大。
Sir又去豆瓣評論區。
罵的更精彩
剪輯亂、故事詐騙、歷史魔改、人物奇葩……甚至惡心都出來了。
抱著吃瓜的心態。
必須看一看。
《山河月明》
別看聲量不大。
開播沒幾天就沖上了全網熱度第二。
對于一部沒有流量，以“老戲骨”為主，還壓了好幾年的歷史劇來說，這已經算是很好的成績。
但即便是這種神仙陣容，還是沒能挽回頹勢。
那，到底是哪出了問題？
01
刪減不能停
這劇的故事很簡單。
跟海報一樣，一股大男主范兒。
講述明成祖朱棣（成毅&馮紹峰 飾），從一個皇子，一步步成為“永樂大帝”的故事。
貫穿了明朝初期洪武時期，靖難之役，以及永樂時期的歷史。
為此Sir重溫了下《明朝那些事》，對這段故事有大致了解。
而之前的《大明風華》里的朱家男子天團的祖孫三代，也曾帶來過很多逗樂時刻。
所以，當聽到《山河月明》是講Judy（朱棣）年輕時期的故事。
Sir還是抱有了很高期待的。
可是。
從看第一集開始，就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
怎么說呢，有種吃飯沒有碗筷的感覺，明明是一桌大菜，卻難以上手。
首當其沖，刪節。
故事從洪武初年的某次北伐開始。
開場就是大場面。
兩線戰場。
一條是明軍主帥李文忠（王輝 飾）與元軍主帥王保保（張光北 飾）在草原上對決。
蒙古人通過放毒煙，擊敗了明軍。
另一邊，藍玉（盧星宇 飾）率領的明軍偏師在土剌河戰役中突襲元軍得手，俘虜了王保保的妻女。
但如何處置元王妃？
前一場戲里，藍玉還想掐死對方，被另一員大將耿炳文（鄭曉寧 飾）阻止。
但一個轉場后，卻是藍玉躺著睡覺，地上一灘血跡。
耿炳文沒頭沒尾地來了一句：
皇上 還有太子
最見不得這個
啥意思？
人死了？
見不得哪個？
不知道。
Sir去查了歷史，原來，藍玉在1388年重創北元的“捕魚兒海之戰”后有過“強占元妃，致其自盡”污點，曾惹得朱元璋很生氣。
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明史·卷132》
這段劇情明顯是想還原歷史，藍玉玷污了元王妃，后者自殺。
但劇中，不僅發生的年代不對，內容也只剩下一個動作暗示，和事后一灘血跡。
其余刪得一干二凈。
遠不止這一處。
第四集，徐達（張豐毅 飾）與王保保對陣。
一場偷襲與反偷襲，還沒怎么演，莫名其妙明軍就損兵折將，草草結束。
連彈幕都驚呼，是不是刪減太多？
尤其是，初次上戰場的朱棣被同伴的犧牲嚇懵了，倉皇撤退。
但到了第五集，觀眾又從徐達口中得知，朱棣獲得了一個斬首的功勞，還分給了同伴。
Sir不禁好奇。
到底是什么程度的刪節，才會連朱棣首次殺敵的高光時刻都沒有被保存下來？
這種刪節和剪輯造成的前后不連貫，幾乎每一集都能看見。
大量的信息被濃縮在很短時間里，跳躍的剪輯讓故事的敘述變得繁雜。
一句話解釋。
看這個劇很累。
總感覺不是跳了劇情，就是缺了臺詞。
事后一查，果然有網友發現，導演曾在采訪中證實播出劇集經過了大幅度刪改，雖然變動的說法各異，但都有超過三十集之多。
刪了快一半內容，這劇還能怎么看？
但刪節這種無法改變的技術性問題。
只是開始。
02
人為的門檻
第二個毒點。
門檻。
按道理說，一個歷史劇，有門檻很正常。
甚至有時候，門檻越高，口碑也越高。
比如國劇巔峰豆瓣9.7分的歷史劇《大明王朝1566》，阿城當編劇的9.1分神作《貞觀之治》。
不少觀眾一開始看不懂，但后來看懂的都不吝高分。
可這部劇的設計。
emm……
它的門檻，有一種阻礙視聽的感覺。
而且特別喜歡在稱呼上“下功夫”。
比如開場一個“九江”的稱謂，Sir想了一會才想起來是說戰神李景隆。
而魏國公，曹國公，韓國公，宋國公，永嘉侯，潁川侯，長興侯，誠意伯……
跟徐達，李文忠，李善長，馮勝，朱亮祖，傅友德，耿炳文，劉基……
明代初年的著名歷史人物。
如果打亂順序，會有多少人會連線失敗？
還不止。
他們有的和皇室之間還有親戚關系，有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名。
比如李文忠，他是朱元璋姐姐的兒子，皇子們叫他：大表哥。
但朱元璋呢，叫他“保兒”。
但問題是，有多少人能看清這個只出現3秒的字幕寫的是啥。
至于歷史劇的重頭戲，朝堂戲。
這種阻礙理解的門檻，也不是一次兩次。
舉個例子。
在一次涉及皇帝侍衛人選的對話中。
太子的匯報是這樣：
表哥這幾年一直在外領軍，大都督府一干事務，一直由宋國公在管。
皇帝的回答是這樣：
他哥哥馮國用，當年就是朕的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難為他了，都管著大都督府了，還要操心朕的宮禁。
不翻譯的話，你知道這是在聊啥么？
太子的大表哥李文忠，不僅是大將軍，還是名義上的明初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大都督府的主官，因為在外征戰，這些年由宋國公馮勝代行職權，而馮勝家族一直頗受皇帝信任，因為馮勝的哥哥馮國用，曾經就是皇帝的親軍侍衛主管。
這段話什么意思呢？
聯系上下文。
宋國公馮勝雖然前十集都沒有出過場。
但已經和朱棣他們隔空交過幾次手，甚至讓宰相胡惟庸都充分表示了忌憚。
因為皇帝的信任，就是權勢的來源。
是他敢搞壞事的基礎。
如果不熟悉明朝官制，也不太熟悉當時的歷史。
這些設計，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就在給普通觀眾添堵？
不論是刪節，還是門檻。
《山河月明》至少是不容易看。
03
高分潛質？
但有一說一。
作為一個歷史劇愛好者，Sir其實很喜歡這種藏著信息量的臺詞設計。
尤其是，臺詞里遍布藏著需要揣摩的暗語。
再用上邊那個皇帝侍衛親軍選人的事舉例。
劇中皇帝和太子一問一答，前兩句，是說明情況。
宋國公馮勝選人進侍衛親軍，選的大多是淮西子弟。
但皇帝關心的是什么？
是徐達家里的人沒入選。
注意這個時候，皇帝臉色明顯陰沉下來，動了怒。
不選，是宋國公故意沒選？還是徐達主動不送?還是他倆有勾結？
前者是馮勝作為主官的失察，后者是徐達的別有用心，這都是皇帝不能忽視的。
太子雖然做了解釋，皇帝的回答是：
徐達耍小心眼。
這段對應的，就是前一集詢問徐達為什么帶兒子上戰場的事。
兩段看似無來由的劇情。
背后的內核，是皇帝的猜忌。
Sir再做個補充，歷朝歷代皇帝的侍衛親軍，一般都是選拔良家子弟或功臣子弟擔任。
一方面是信任。
另一方面，也是人質，尤其是對于遠征在外的將軍來說，更是得把家眷牢牢控制。
可發現徐達的兒子，偏不來當皇帝侍衛，還要隨父遠征北方。
皇帝因此生了疑心，才會有讓太子找侍衛親軍的名錄查看一事。
要不是有和徐達結親這一茬，皇帝肯定會翻臉留人。
再回去咀嚼那句詞。
兒子不來，女兒來。
是不是有別的意味。
再聯系到反反復復cue到的“徐達愛吃燒鵝”的一節。
而在野史中，這位大肆屠戮功臣的皇帝，正是用燒鵝，賜死了一代名將徐達。
是不是就有些不寒而栗了？
從臺詞里的機鋒，與人物的成長弧線。
乃至于歷史正劇最強調的“朝堂”。
《山河月明》都有著不少看點，無疑有著成為“又一個高分神劇”的潛質。
但可惜。
沒錯，太可惜的是。
它披著“歷史正劇”外衣，結果又拍成了歷史傳奇的“古偶”。
甚至可以說，它“正”得有多精彩。
“歪”得就有多讓人心塞。
04
魔改變古偶
首先聲明，Sir從來不覺得歷史劇就一定要100%還原歷史。
也不認為，魔改之后的歷史劇就不好看。
神作《雍正王朝》里，被戲稱為“編劇化身”的雍正智囊鄔思道，屢出奇謀，讓雍正在奪嫡之爭中化險為夷，甚至在后期搞機械降神，開掛般地助年羹堯平定叛軍。
但因為人物弧線完整，即使魔改了歷史原型，也不影響劇作本身的表達。
《大明王朝1566》里，牽動朝野的“改稻為桑”政策，從未見諸于當時的史料。
但編劇劉和平巧妙地虛構，成功將抗倭，倒嚴，爭儲，改革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串聯起來，描繪了一副嘉靖朝末年的官場眾生相。
可見魔改與否從來不是判斷歷史劇好壞的標準。
關鍵，還是符不符合劇情的表達。
因此，當《山河月明》里，出現了以下魔改劇情時
Judy有一個“蒙古白月光”，宿敵王保保的女兒海別。
Judy的二哥秦王朱樉的妃子，居然是蒙古間諜。
海別和秦王妃一起在明朝京城皇帝眼皮底下當間諜。
Judy和徐妙云的感情，從歷史上的少年伉儷，變成了劇中的歡喜冤家。
盛庸成了蒙古人、鐵鉉成了和尚，小十歲卻成了朱棣好大哥的朱能……這些未來會和朱棣在靖難戰場上反復糾葛的名人，早已在少年時期就產生聯系。
……
Sir只能“很傾城”地“微微一笑”。
看著隔壁專注于古偶劇的妹子，很無奈地憋出一句：
“咱是不是看串門了”？
尤其是再看到時間錯誤
△ 至正十七年，陳友諒還未奪權，不可能攻打應天
地點錯誤
△ 安徽建省于清代乾隆年間，鳳陽府在明初應該屬于直隸
道具離譜，居然還能蒙古公主拿火槍傷藍玉的奇葩情節，這玩意是該出現的嗎？
表演摳圖
△ 說好的投資三點二億呢？真替演員尷尬啊
只感覺，好可惜。
《山河月明》硬是把大時代的國家政治，拍成了角色間的恩怨情仇。
硬是把能拍出神劇質感的演員和設計，變成了“古偶劇”的借殼。
尤其是。
《山河月明》，還是近幾年少見的以“重大歷史題材”立項的古裝歷史劇。
重大歷史題材劇，往往有著更嚴的審查，更重要的價值傳遞責任。
這一切，都讓《山河月明》的觀眾。
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真想說一句。
05
“消失”的歷史劇
如果只看陣容，《山河月明》絕對屬于國劇最頂尖的那一類。
陳寶國 張豐毅 王姬 王慶祥 王勁松 張光北 王繪春 畢彥君……
老戲骨太多。
但不知道你發現沒？
讓這些老戲骨留名的，大部分都是歷史劇，尤其是，歷史正劇。
《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大宅門》、《亮劍》、《大秦帝國》……
在過去二十年里。
不論是制作方還是觀眾，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國劇口碑最頂尖的那幾部作品里。
歷史題材占據了相當的比例。
回到那個問題。
看歷史劇，到底在看什么？
為什么國人酷愛歷史劇？
Sir覺得。
不是歌頌皇權，共情皇帝。
不是政治意淫，古裝cosplay。
而是優秀的國產歷史正劇里，往往有著嚴肅的表達與宣傳價值。
而這種講歷史，醒今人的操作，在過去的兩千年里，一直是文人士大夫的終極命題
因為解釋和評價歷史的權力，關注和影響當下的可能，會讓人趨之若鶩。
隨便舉例。
1999年《雍正王朝》。
彼時開放已經進行了20年，經濟發展，但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于是《雍正王朝》講反腐，講改革，講封建官場的暗黑與有為君主的力不從心。
2005年《漢武大帝》。
彼時中國地位迅速發展，加入WTO、申奧成功，于是《漢武大帝》一掃以往對歷史的負面，講“盛世強音”，講“寇可往我亦可往”的帝王進取心。
2003年《走向共和》時人們熱議改革，2006年《貞觀之治》時人們熱議和諧，2007年《大明王朝1566》的誕生更是緣起對清官海瑞的宣傳，這無一不是對現實的借鏡。
甚至在《山河月明》里，也能看到。
這明顯不符合那個時代的臺詞。
它試圖去展現的，是朱元璋之后屠戮功臣的原因，有內在的民本思想。
《大明王朝1566》的編劇劉和平曾經說過。
歷史劇不是教科書。
但沒有人能否認。
一個優秀的歷史劇，最好的教科書也比不過，它往往有著能給全社會上歷史課的作用。
也因此，Sir才會對《山河月明》出問題，感到痛心疾首。
在歷史劇這一類型已經如此衰微，主流觀眾群體已經改變的當下。
這部明里暗里都有著高分神劇潛質的《山河月明》。
即使已經拼命拯救，還是沒有逃離垮塌的結果。
當人們對創作的理念從尊重轉變為遵從資本的任務。
當人們對影視的評價從質量轉變為是不是熱門。
當歷史劇越來越沉浸于宮廷的權謀與斗爭。
當歷史劇越來越懼怕失敗而套上偶像劇的殼。
我們是否還會懷念，上一次看到讓人激動人心的古裝歷史劇時的心情？
話說，上一部讓你印象深刻的劇又是哪一年的事了？
三年前？
還是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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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吉爾莫的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