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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清宮回憶錄攻略(1979年,83歲老農給葉劍英寫信:我要將捉蔣介石真相,公之于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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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清宮回憶錄攻略文章列表:

華清宮回憶錄攻略(1979年,83歲老農給葉劍英寫信:我要將捉蔣介石真相,公之于眾)

1979年,83歲老農給葉劍英寫信:我要將捉蔣介石真相,公之于眾

圖丨王玉瓚

前言

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一些塵封的歷史檔案得以打開。隨著史料的發掘,歷史終于告訴人們: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是時任西北剿總三隊第一營營長,執行蔣介石清華池行轅警衛任務的王玉瓚。

事情真相

1979年的某天,一位83歲的老農像往常一樣務農回家后,便隨手拿起一份報紙進行翻閱。當他看到葉劍英同志在視察西安期間訪八路軍辦事處舊址時,有感而寫得七絕:

西安捉蔣翻危局,內戰吟成抗日詩。樓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風雨立多時。

在讀過這首詩后,這位老人愈發得不淡定了。多年來,始終有一件令他感到焦慮:40余載已過,但促蔣過程的真相依舊不被世人所知!

作為親身經歷者,正是這種沉甸甸的歷史責任感,驅使著他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將真相留給后人。

這位老人便是王玉瓚,原張學良將軍衛隊第一營營長、奉張之命捉蔣并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一線指揮官。

圖丨華清池五間廳,西安事變前蔣介石住在此處

關于華清池領兵“捉蔣”的經過,國內外傳聞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由張學良將軍親口面諭,由上校營長王玉瓚率衛隊第一營步兵連(含手槍排)和騎兵連去華清池完成“捉蔣”任務的。

第二種,由中校營長孫銘九率領張學良衛隊第二營,于12月12日凌晨,突進華清池大門,完成“捉蔣”任務的。

第三種,由張治邦團長率領的東北軍第105師第一旅第一團去華清池完成“捉蔣”任務的。

在這三種傳聞中,最能夠得到大家認可的便是第二種,即:由孫銘久領兵在華清池“捉蔣” 的。在《西行漫記》中,作者就是根據孫銘久的回憶向世界介紹的。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而使國共雙方再次進行合作,也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局面得以實現。

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功績,永垂史冊。

1979年6月,83歲的王玉瓚便用他那顫抖的手,將事情的經過和真相,全部都寫了下來。他一封一封地寫,又一封封地寄。

圖丨葉劍英

從王玉瓚老人落戶的派出所,一直寄給當年曾陪同周副主席在張公館與他們談過話的葉劍英委員長:我要將捉蔣介石真相,公之于眾!

在王玉瓚老人給葉帥的6000字信件中,在結尾時便寫道:

關于西安事變到現在已經有43年的歲月,我所作所為,尤其是捉蔣和云南起義兩事需要調查核實的話,請向我提出的見證人征取書面證明,即可完全清楚了!總之,在報紙上已登載了孫銘九的兩篇有關捉蔣文章的今天,不會有敢于冒充捉蔣先行官,而甘愿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葉劍英元帥在接到這封信件后,他覺得這并不是一件小事,是需要嚴謹的去論證的。為此在葉帥的叮囑下,這件事情便由遼寧省委“速辦”。

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黃歐東批示“請撫順市委調處”,并派秘書專程趕赴撫順市催辦。

根據當時工作人員的回憶:“本著葉帥‘速辦’的指示精神,我們從6月25日出發至10月7日返撫,先后向呂正操同志、萬毅同志、劉瀾波同志、還有原張學良騎兵軍軍長何柱國等人。最終確定王玉瓚老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沒有問題的。”

圖丨王玉瓚晚年

對于王玉瓚老人,不管調查到誰,誰都說他是個老實人!

1979年11月16日,撫順市委統戰部的兩位同志,便帶著調查結果前來拜訪這位老人家,并請他在《關于王玉瓚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上簽字。

對于這份報告,王玉瓚老人很重視,他將報告拿在手中逐字逐句地進行閱讀。但王玉瓚在文件中看到“愛國”、“有功”等字眼時,內心無疑是非常激動的,眼淚便不知不覺地流了下來。

在穩定好心態后,王玉瓚便用顫抖的手,在文件上寫下八個大字:符合實際、同意、感激!

當一直壓在心頭的問題得到解決后,王玉瓚老人好幾天都興奮得欲寢難眠。為此他還給自己作了一首詩:

西安捉蔣求抗日,云南起義為解放。蒙冤不白數十載,結論昭雪沐黨恩。

至于說王玉瓚為何如此的高興,那么便不得不談談王玉瓚的這一生!

西安事變經過

王玉瓚,1896年出生于遼寧省黑山縣大夏村農民家庭。在當時那個年代,想要的填飽肚子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為此王玉瓚自幼便經歷生活的苦難折磨。

為能夠活下去,王玉瓚便加入到張作霖的的東北軍當中,開始了自己的軍旅生涯。

由于年輕的緣故,為此王玉瓚在戰場上非常的勇猛,外加上他的運氣,這也使得他經歷數場苦戰而活了下來。

圖丨東北軍舊照

在經過幾年戰場的磨練后,王玉瓚便開始在軍隊中嶄露頭角。在軍閥隊伍中任職,除非你背景通天,不然能夠成為將領的,都是實打實擁有真本事的人。

雖然王玉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軍事教育,但在戰場上也教會他很多。在1929年時,33歲的王玉瓚便以東北軍副旅長的職務,進入東北講武堂進行學習。

東北講武堂是什么地方?能夠進入這個地方學習的,要么是高官子弟,要么是各部隊的精英。王玉瓚能夠進入這里學習,代表著他的未來自然是一片坦蕩的。

果不其然,在王玉瓚畢業后,因為他具有愛國思想和優異的成績,為此便被少帥張學良所看重,直接給調到身邊工作。

對于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兵,張學良對其是很器重和信任的。想當初張學良赴南京就任海陸軍三軍副司令時,王玉瓚就是被張學良所指定的隨行人員,后來便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司部衛隊營上校營長,負責重要人物的警衛和保護工作。

圖丨蔣介石

正是因為這項工作,使得王玉瓚有機會成為蔣介石的警衛,從而直接參與西安事變清華池捉蔣。

不過隨著局勢的發展,日寇的鐵蹄已經踐踏長城以北,蔣介石所實行的政策,使得華北五省名存實亡,整個民族都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這時擔任平津衛戍司部衛隊營上校營長的王玉瓚心急如焚,渴望將日本人趕走,打回老家去。對于王玉瓚而言,要打回老家去,還是想要跟著張學良。

在幾經周折后,王玉瓚終于得到批準,于1936年初,平津衛戍司部衛隊營調到西安。

王玉瓚的衛隊營是由三個步兵連,一個機關槍、平射炮特種連和一個騎兵連所組成,兵力大約1200人左右,是一個能夠獨立作戰地加強營。

在抵達西南后,將部隊安排妥善后,王玉瓚便去見張學良。經過衛士傳達獲準后,王玉瓚便再一次見到了張學良將軍。

圖丨張學良

他以一個標準的軍禮表達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并說道:“我營奉命已全部抵達西安,請您指示。”對于這位老將,張學良也是非常熟悉的,在聽完他的匯報后,便點頭說道:“要帶好部隊,要完成總部交給的任務。”

王玉瓚點了點頭,然后行禮告別。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為防止張、楊兩軍向紅軍靠攏,為此便親自飛往西安,準備繼續執行自己的政策,部署“剿共”計劃。在抵達西安后,蔣介石便住在臨潼的華清池。

最開始,張學良準備讓孫銘九營擔任守衛華清池的安保工作,不過在“剿總”參謀長晏道剛的強烈反對下,便只好讓王玉瓚所率的衛隊負責衛蔣。

平時,王玉瓚所率的衛隊一營要嚴密巡邏,遇到蔣介石外出更要隨行保護,雖然他們對蔣介石有意見,但對其安全卻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蔣介石第一次前往西安,一切都相安無事。

圖丨張學良和蔣介石合影

為逼迫張、楊兩將軍共同“剿共”,為此蔣介石便于12月4日,再次抵達西安。這一次,蔣介石依舊是住進了華清池,頭道門和外圍的警衛任務,仍然由王玉瓚率隊負責。

五天后,12月9日,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一周年的日子。西安市萬多名學生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冒著凜冽的寒風,舉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并決定到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愿。

蔣介石在得知這件事后,便非常生氣為此便立即讓侍從給張學良打電話,命令他制止學生鬧事,如果有不從就進行武力鎮壓。

王玉瓚也得到了這個消息,為此他便立即騎摩托向學生來的方向迎去。在看到學生代表后,他便將自己所知的消息告訴了這些學生,從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發生。

1936年12月10日,也就是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兩天,張學良又前往蔣介石居住的地方,闡述自己的想法。

“聯合抗日是全國人民都要求的,倘若再一意孤行,將會成為民族的罪人”張學良說道。

圖丨蔣介石講話

不過對于張學良的話語,蔣介石不僅不認可,反而還嚴厲斥責了張學良。

12月11日,張學良同蔣介石進行了長談。下午,張學良從蔣介石的辦公室出來,走到頭道門時,便對值班的王玉瓚說道:“王營長,跟我回城一趟。”

王玉瓚騎上摩托車,便跟著張學良的汽車往城里開去。在這一路上,王玉瓚頭腦中始終在想一個問題:張學良此次召見自己,是想要給自己布置怎樣的任務?

在抵達家中后,張學良便將身邊的工作人員全部“趕”了出去,客廳中只留下他和王玉瓚兩人。

張學良在反復沉思了會,便語氣堅決地對王玉瓚說道:“命令你將將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說實話,王玉瓚在聽到張學良的命令后,內心還是有點搞不懂的:畢竟張學良剛從蔣介石住處回來,怎么還讓我去“請”呢?

“要抓活的……”張學良繼續說道。

這時候,王玉瓚才反應過來張學良要做什么。為此便立即回答道:“我保證完成任務!”

圖丨張學良

張學良之所以選擇王玉瓚,還是有他的原因的。首先,王玉瓚跟隨自己多年,不管是能力還是忠誠都是能夠保證的。其次,這兩次蔣介石來延安后,都是由王玉瓚負責保衛工作的,對于蔣介石身邊的警衛力量也最為了解。

兩人談話結束后,在王玉瓚準備離開時,張學良便叮囑道:“明天是什么樣的情況,誰也無法預測。但我們要有思想準備,最好犧牲的準備……”

王玉瓚從張學良住所出來后,他渾身緊繃的狀態便放松下來。對于張學良下達的這道命令,王玉瓚從內心是支持的。為此他便來到譚海副官長辦公室。

譚海在得知這則消息后,便立即說道:“好,那行動時間便定為拂曉時刻。”為防止在夜間我方人員和蔣介石身邊的侍從人員混淆,為此便需要換衣服。

在換衣服的時候,王玉瓚便一直在想:這個任務事關重大,一點紕漏都不能出!為此在換完衣服后,王玉瓚并沒有回家,反而是在譚海辦公室等著時間的到來。

在此期間,他根本睡不著覺,腦袋里一直都在想制定的方案有什么漏洞。好不容易熬到行動時刻,王玉瓚便立即開始行動。

圖丨兵諫亭,蔣介石在此處被捉

王玉瓚先是來到指定的作戰位置,先命令騎兵連長紹興基包圍華清池外圍地帶,逮捕一切外逃人員;隨后又安排手槍排排長金萬普率領部隊參與這次的行動。

在將一切都安排妥當后,王玉瓚便率部慢慢靠近。此時,正值凌晨四時許,蔣介石還在睡夢中,他還不知道“守衛”他的王玉瓚,已經按照計劃準備將他逮捕。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時,萬事俱備,王玉瓚率兵穿過庭院,三園門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見蔣的一個步哨來回走動。王玉瓚便甩出手槍,對著他連擊三槍。這三槍,就是信號,就是命令,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就正式拉開了序幕。

一方是經過苦心謀劃的,一方是毫無預備的,結果是如何,那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在上午八點鐘的時候,王玉瓚等人便將蔣介石押入一輛小車里,然后送往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聯合指揮部。

圖丨張學良和楊虎城

在這次作戰中,王玉瓚的表現非常出色,為此張學良獎勵他五千元并提升了他的官職。對于這件事,王玉瓚曾回憶道:

我是素無積蓄的人,張學良先生因我捉蔣有功獎給我的五千塊錢,為子女讀書早已用盡。

王玉瓚的后續發展

西安事變在和平解決后,張學良擔心執行“捉蔣”任務的官兵會遭到報復。為此在事變后,給每一位參加這次的士兵發了一筆安家費,并將他們的人員名單全部都銷毀,防止被有心人利用。

七七事變后,王玉瓚便帶領部隊在華北戰場與日寇奮戰。不久后,他便奉調參加上海戰役,阻擊從海面登陸的敵人,以此保衛上海右翼的安全。因為在這次作戰中,王玉瓚部表現出色,他也被提為副旅長。

王玉瓚一方面抗戰,另一方面隨著官職的提升,內心也是非常的忐忑,擔心蔣介石向他下“黑手”。之后,他不得不忍痛離開部隊,開始隱居山林中。

數年過去,盡管王玉瓚為人踏實能干,但是在當時那個戰爭年代,還是入不敷出,一家人生活困難。

為了一家老小的溫飽問題,王玉瓚便決定前往云南,去尋找自己的老戰友,在他們的幫助下,王玉瓚便擔任云南二十三傷兵教養院上校院長。

圖丨陳賡率部進昆明

在解放戰爭期間,王玉瓚也參與到云南起義中。1950年1月5日,他站在各機關長官行列里,歡迎陳賡、周保中將軍進駐昆明。

在王玉瓚的回憶錄中,對于這件事曾如此回憶:

我再也不怕蔣介石對我報復了,共產黨將我從蔣介石刀口下拯救出來了。

在這年冬天,他便請求回祖籍遼寧黑山定居,對于他的請求自然是得到上級的批準。在軍代表的護送下,王玉瓚回到了自己闊別20多年的老家,見到了自己90多歲的母親,兩人抱在一起又是痛苦又是高興。

在回到家鄉的三十多年的歲月中,王玉瓚也遭受過一些不公正的對待。縱觀這段艱難歲月時,王玉瓚并沒有抱怨,反而是老老實實地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詢問”。

圖丨王玉瓚老人

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一些塵封的歷史檔案得以打開。隨著史料的發掘,歷史終于告訴人們: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是時任西北剿總三隊第一營營長,執行蔣介石清華池行轅警衛任務的王玉瓚。

知道王玉瓚老人一生的群眾,也都勸他好好向上反映,子女們也全力支持。

正是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便有了開頭王玉瓚老人給葉劍英元帥寫信的故事。當你了解到王玉瓚的一生時,你也就會明白,在接到黨組織的調查報告后,他為何會如此的高興了。

一方面是歷史真相得到澄清,另一方面則是王玉瓚老人得到了自己應有的歷史地位。

1984年2月17日,王玉瓚老人病故于遼寧省錦西縣,享年88歲。

55年中央授解方為少將,彭德懷聽后掀桌:他要是少將,我頂多中將

彭德懷脾氣火爆,性格直爽,一生中沒有服過幾個人,但對于解方的能力,他卻十分佩服。

1955年,黨中央決定授予將領軍銜,在評選名單中,彭德懷被評為元帥,解方被評為少將。接到消息,解方沒有絲毫怨言,但彭德懷卻掀桌子表示:“他要是少將,我頂多中將!”

那么,解方究竟是擁有何等輝煌的戰績,才能讓彭老總對他如此欣賞?

圖|解方

往昔歲月

解方出生于1908年,是吉林省東豐縣四平鄉人,他之前還有一個名字,叫做解如川。

對比同一時代出生的大多數人,解方的生活要幸福得多——父親是位省議員,每個月都有筆不錯的收入進賬。母親是大家閨秀,溫婉可人,持家有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子過得如蜜罐一般甜蜜。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時間的推移,解父慢慢變心,喜歡上另一名美貌女子,一段時間后,竟然還打算納那位女子為妾室。

解母柔弱,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睜睜看著解父將那名女子娶進門,并逐漸被她籠絡了過去。

好在解方足夠爭氣,一直在學校中努力學習,保持著優異成績。他的努力也沒有白費,十四歲那年,解方考入了奉天第三高等中學。這所學校以優質的教育資源,以及完善的教育設備聞名遐邇,許多達官貴人都會讓兒女進入這所學校就讀。只要解方愿意,此后便能輕易就能結識到一眾有權有勢之人,這會給他的未來增添許多助力。

解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美貌妾室在他心中占據一大塊位置,但解方卻依然是他最看重的兒子,這是妾室無論如何都不能取代的地位。為了更好培養這個兒子,解父每次都會給足費用,讓他在學校吃好穿好,而懂事的解方卻會把大部分的錢都留下來,交給自己的母親,只留下一小部分錢維持生活。

在努力學習之余,解方也會經常通過和校友打籃球、網球等娛樂活動來放松自己,這樣一位“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好學生,自然吸引了大多數人的目光,漸漸地,他甚至成為了學校的風云人物。一次巧合中,解方還結識到“東北王”張作霖的次子——張學銘。

圖|張學銘

張學銘認為解方是位大才,將來定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因此經常在父親和哥哥面前提起他的名號。張作霖和張學良調查過解方,也承認他的能力確實不錯。

1927年,張作霖和張學良為鞏固東北勢力,決定派遣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前往日本軍校學習軍事知識。張學銘聽聞后,打算帶解方一同前去。

張作霖和張學良答應了他,但當他找到解方講明來意后,解方卻拒絕前往軍校就讀。

解方告訴張學銘,自己從小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這么多年來,他一直在朝著那個方向努力著,現在突然要讓他轉變態度,他怎會愿意?張學銘只能無功而返。

受到打擊的張學銘有些頹廢,回到家中也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張學良看到后,問他出現什么問題,張學銘如實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張學良聽聞后思慮片刻,趴在桌子上寫下一張紙條,讓弟弟轉交給解方,并告訴他,只要解方看到這張紙條,有很大可能會同意這件事。

張學銘對哥哥的本領很是信服,拿到紙條后,馬不停蹄將它交給解方,解方展開一看,紙條上赫然寫著是個大字——大醫醫國。

當時國家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唯有擁有強大的軍事武力才能醫好國家之疾。聰明人不需要太多講解,看到這四個大字后,解方心中的愛國情懷被喚醒,他決定如張家父子所愿,前往日本學習軍事知識,然后報效祖國。

解方的父親得知兒子被選中,即將前往日本學習軍事后,喜上眉梢,深以為解方日后定能飛黃騰達,光宗耀祖,于是一改往日那副冷淡面孔,笑容滿面告訴解方,讓他無須擔心家里,自己定會好好照顧解母,并告誡他努力學習,好日后成就一番偉業。

解母心中雖有萬分不舍,卻也明白兒子出國后會有更好的未來,因此也忍痛放他遠行。

在這種情況下,解方懷著不舍的心走出國門,自此開啟了他的從軍道路。

圖|解方

從軍之路

1927年,剛剛抵達日本的解方等中國留學生被安排進入成城學校學習,那里是中國學生報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培訓地點,在那里,眾人將學習日語和基礎的軍事知識,為將來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做準備。

張學良對這批學生十分重視,入學半年后,便親自將他們帶回國內,編入自己的軍事隊伍,讓他們體驗最真實的軍事生活。這對學生們此后的軍事生涯而言,無疑是件好事。

百忙之中,張學良還專門抽出時間站在臺前給學生們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演講,讓眾人更具從軍的野心。

一段時間后,涿州之戰爆發,被編入部隊不久的學生們第一次見識到真實戰場的殘酷。解方的思想逐漸轉變,他開始褪去往昔的浮躁,有了幾分軍人的剛毅。

回憶這段過往時,解方曾如此寫道:

涿州之戰,以強攻固守而聞名于全國,成為張學良與傅作義的成名之役。我是在那次戰役中,第一次認識了鐵與血,認識了戰爭。

1928年,自覺眾人已經對真實的軍事生活有了充分了解,張學良便將他們送回日本繼續深造。不久,包括解方在內的一眾學子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錄取,開始學習系統的軍事知識。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有這么一條規定:新生入學前,需要先到日本隊伍服役一段時間。經過分配,解方被歸入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成為隊伍中一位無名小兵。值得一提的是,這支聯隊的隊長,就是后來侵華戰役的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同年5月,日本鬼子與國民黨隊伍在濟南發生沖突,不久后,侵略者對國民黨發起攻擊。消息很快傳入蔣介石耳中,眾將士請命,希望發起反擊。

圖|事變前的濟南城

令人遺憾的是,蔣介石針對共產黨是十分囂張的,但在日本鬼子面前卻疲軟得很。接到前線傳來的消息后,只知道一味妥協退讓,這助長了日本鬼子的野心,他們開始認為中國軍人只是沒有實力的“軟腳蝦”,于是日本鬼子變得更加跋扈,短短時間內,就殘殺死了1萬余名中國人,就連我方派去談判的議和人員也沒有放過。

得知消息后,解方再也無法按捺自己心中的憤恨,為表達抗議,他憤然離隊。

臨陣脫逃是各個國家都無法允許的行徑,輕則開除,重則槍斃,因此,當解方被找到后,無數朋友為他捏了一把汗。

在危難時刻,有人曾問過解方是否后悔,解方卻一臉決然回道:“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但身為中國人的臉面不能不要。作為炎黃子孫,我怎么能跟著日本人一起回到祖國為虎作倀?”

在張學良等中國軍閥的阻止下,解方明面上并未受到日本鬼子的處罰,依然允許他在軍事學校就讀。然而背地里卻給他記下了一筆賬,在他名號中標注他有“反日傾向”。

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就讀后,解方依然是人群中最顯眼的那位——每門功課都名列前茅,在參與軍事訓練時,教官還會以他為模板,告訴眾人每個動作做到極致的模樣。

如此優秀的他自然能取得應有的成就,當他畢業時,學校測算,他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名。當然,由于解方被貼上了“反日”標簽,他最終并未拿到學校頒發的第一名獎章,而是被改成了第三名。

即便被改了成績,名列學校前三的解方還是拿到了一把據說是日本天皇授予的軍刀。其他學生拿到武器后都熱淚盈眶,只有解方面無表情地站在一旁,將那軍刀視為無物,在一個愛國軍人眼里,手拿日本鬼子的軍刀不能算是了不得的榮譽。

圖|日本鬼子

張學銘和解方很快就回到了國內,根據身份,張學銘被授予天津市市長兼警察局局長一職。深受張家父子信任的解方被任命為天津保安隊特務總隊主任,開始一起為祖國建設做努力。

根據清政府與其他國度簽訂的“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人不得在天津一帶駐扎部隊,而日本鬼子等國外來客卻能輕易派兵進駐天津,這無疑是個陋行。在日本留過學的張學銘和解方明白,中日大戰是在所難免的事情,為了保護祖國,提升國家軍隊實力勢在必行。

為達目的,兩人開始運用此前所學培訓隊伍,同時大力整頓士兵風氣,提拔大批熱血青年。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有效的,沒過多久,原來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天津保安隊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只要穿上合適的衣服,這赫然就是一支正規部隊。張學銘利用權勢,還給隊伍弄來少量重機槍和迫擊炮等重武器,如此,天津的安保力量得到大規模提升。

1931年9月1日,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鬼子利用區區幾萬兵力,一舉吞沒我國東北領土。自此日本人的險惡面目暴露無遺,中國軍人慢慢覺醒,明白只有趕走日本人,中國才能恢復往日和平。

正在此時,日本鬼子再度盯上天津,企圖派出中國通土肥原賢二,再在天津搞個事變。

剛剛搞定東北的土肥原賢二志得意滿,表示中國軍人不過如此,他能輕松占領東北,就也可以輕易攻占天津,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項使命。

土肥原賢二抵達天津后,立即組建起一支約2000人的部隊,里面大多是地痞流氓、無業游民、吸毒人員等中國的漢奸敗類。由此可見,日本鬼子在當時對我國的輕視。

拉起這支部隊后,土肥原賢二對他們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緊急培訓,當漢奸們可以拿起槍后,就將他們交給日本軍官帶隊,前往天津騷擾中國軍人。

圖|土肥原賢二

當然,土肥原賢二并非只做了這些準備,在培訓漢奸們的同時,他還讓駐天津的日本憲兵以及一些日本武裝僑民組成一支1000余人的隊伍,為擴大戰斗力,還給他們運去十幾輛坦克和一些火炮。

開戰前土肥原賢二已經通過情報人員,對中國駐天津的勢力有所了解,明白保安隊目前雖進行過軍事訓練,卻也只有2000多人,并且還沒有配備擁有大規模殺傷力的軍事武器。依照此前事變中中國軍人的表現,他認為利用3000名兵力攻打天津可以說是綽綽有余。

于是,在1931年11月8日這天,日本鬼子與中國軍人再度爆發戰爭,企圖再次在中國造成慘案,然而這一次,他們卻踢到了一塊鐵板。

日本鬼子發動總攻那一天,正好是張作霖三子張學曾的大婚之日,各位名人齊聚一堂,共同祝福這對新人未來婚姻幸福美滿。

日本鬼子接到消息后,趁機潛入天津城,以漢奸們為先鋒隊,策劃爆發戰亂。

當晚10點半,日本鬼子吹響進攻號角,漢奸們迅速行動,兵分三路向市政府、公安局以及一些警察所發動攻勢。解方立刻前往一線,指揮早已在此埋伏良久的部隊向敵人發起反擊。

這是日本鬼子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在關內遇上有組織有紀律的反擊戰斗,讓日本鬼子明白,中國軍人并非柔弱可欺。

然而日本鬼子卻依然不死心,眼見偷襲不成,就開始指揮部隊強攻天津。他們將所有坦克、大炮統統拉往前線,試圖用強大的火力壓制我軍。

圖|日本鬼子

解方深知保安隊缺乏強大武器,不能與敵人硬拼,為確保勝利,他把漢奸部隊引進城內,再采取近戰攻勢,消滅敵軍。漢奸們大多只會幾招假把式,怎么可能是保安隊的對手,沒過多久,他們就開始落入下風。

站在坦克大炮身邊,他們還能強裝鎮定叫囂幾句,當看到我軍尖刀真的刺向他們后,漢奸們立刻傻眼了,紛紛舉手投降。

張學良當天便將“天津事變”通電全國,并對日本提出強烈抗議。雙方正式進入談判時間。

談判持續期間,雙方依然在天津大打出手,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多月,日本鬼子從未在我軍身上占到一絲便宜,眼見久攻不下,不得不罷手接受調解。

對于這件事情,幕后策劃者土肥原賢二懊悔不已:“天津事變”中,沒想到“學生”竟會將“老師”打得如此狠,也沒有想到天津保安隊竟能作出如此強大的防守。

解方聽聞后向他傳話:“中國不是印度和朝鮮,天津也不是北大營!”(北大營,東北軍精銳第7旅駐地,九一八事變時被日軍占領)

自此,年僅24歲的解方開始在國內嶄露頭角。

天津事變發生后,解方進入東北軍第51軍,并成為張學良身邊的少校副官。

圖|張學良

1934年,張學良被任命為“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解方仍身處51軍之中,雖然職位不高,但他權力卻不小。因為信任,張學良特別要求眾人,一旦部隊有所行動,必定讓解方進入指揮中樞,甚至明確表示,軍中一切機密必須讓解方與他聯絡;

1936年12月12日,解方接到來自張學良的秘密電報:

我與楊主任合作,于今晨3時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已將其及中央軍政要員扣押……速轉達五十一軍,立即在蘭配合西安行動,切斷綏署與南京之任何聯系,將胡宗南部兩團、綏署特務營及軍統有關武裝一律繳械,對重要人員限制其自由,發表聲明擁護八項救國主張……

經過了解,解方得知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人于12月12日上午,合力將蔣介石囚禁于西安華清池,自此,“西安事變”爆發。

事變爆發前,楊虎城有所猶豫,擔心51軍不了解情況,輕易行動,而張學良安慰他,自己早已通電51軍的解方,他們不需要有這個擔心。

圖|楊虎城

收到這份電報后,解方十分激動。當時國內的局勢不算明朗,由蔣介石所帶領的一眾國民黨反動派一直在攻打共產黨,而對真正敵患日本鬼子視而不見。張學良這份電報,讓他看到更多人加入革命的希望。

當然,以上這些都只是后話了,目前他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考慮如何完成配合西安行動。

當時51軍的軍長是于學忠,他雖然不是張學良的嫡系,卻對張學良忠心耿耿,如果他在部隊的話,必定能順利執行這個任務,但不巧的是,于學忠和其麾下各位親信師長都去參加西安軍事會議了。軍中沒有主將,想要實施這個任務格外困難。

深思熟慮后,解方將電報交給參謀長劉忠于,希望他能出面統率大局。劉忠于對張學良也是十分忠心,然而對于這個任務,他也有些有心無力——他的名望還不太夠高,難以服眾。

事情再度陷入僵局。

圖|于學忠

解方于是將各師參謀長統統叫來開會,眾人拾材火焰高,一段時間后,大家還真的想出解決辦法——擺一桌鴻門宴。

利用身份之便,眾人給諸位國民黨將領分發請帖。當天晚上,接受邀請的蘭州綏靖公署參謀長章良琛,及其親信進入規定宴會廳,興高采烈同眾人喝酒。酒過三巡,趁眾人昏昏沉沉之際,解方站了出來,表示要將他們隔離一段時間。章良琛聞言大怒,想要強行沖出去,卻遭到51軍將士堵截。

次日清晨,解方命人將附近國民黨軍的武器統統卸下,防止他們回到自己的部隊。同時以51軍和甘肅省政府的名義通電全國,宣稱他們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

在眾人的支持下,張學良的計劃獲得圓滿成功。當他聽聞此事后,心中十分高興,并大贊嘆解方的才華,稱他為“難得奇才”。

在后續的革命歲月中,解方還先后領導過臺兒莊戰役、徐州會戰等重大戰斗,為中國打倒日本鬼子作出巨大貢獻。1939年夏季,在戰場上立下汗馬功勞的他再次得到提拔,被晉升為第五十一軍四師少將參謀長。

遺憾的是,隨著張學良的失利,歸屬于他麾下的東北軍勢力也隨之瓦解,解方國軍將領身份遭到革職。

正當眾人為解方的后續軍事生涯而憂慮時,卻發現他還有另一層身份——八路軍戰士。

圖|八路軍戰士

1941年,解方回歸延安,并受到毛主席與周總理接見,自此,他的另一層身份終于大白于天地,眾人這才知道,原來解方早在193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么多年來,也一直在為共產黨做事,在軍隊開戰時,他還會秘密在東北軍發展熱血青年,邀他加入地下黨。

見他終于回歸,毛主席十分高興,甚至還風趣地對他說道:“如今你已經‘回家’,是時候換個響亮的名字了……,就叫‘解方’如何?”

解方知道,這個名字不僅僅是在歡迎他回歸,更是寄托著毛主席對中國解放的美好向往,于是欣然同意使用這個名字。

抗美援朝

圖|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雖說解方在抗日戰場上作出的成就不可磨滅,但真正使其聞名世界的,當屬在朝鮮戰場的輝煌過往。

在彭老總的英明指揮下,人民志愿軍部隊大敗美國,取得不朽戰績。見我軍勢頭越來越猛,聯合國軍隊漸漸力不從心。于是,雙方開始進入談判階段。

解方擁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并且能說會道,是談判桌上的一把好手。當美方提出他們在空中和海上有著絕對優勢,必須在陸地上得到補償,令我方部隊后撤1.2萬平方公里時,解方嚴肅駁回了他們的癡心妄想。

野心得不到滿足的美軍狂妄喊道:如果你們不肯,那就讓我方的坦克、大炮與你們在戰場上見真章吧!你們如今不給,我們將來也會得到!

面對他們的丑惡面孔,解方不為所動,冷靜回擊道:“坦克、大炮有什么好怕的?你們在談判桌上拿不到的東西,在戰場上也休想拿到。”

就這樣,雙方打打停停,談判一直持續了兩年時間。

圖|彭德懷

針對這種情況,美國談判代表曾在回憶錄中表示,他們的最大對手是解方,他思維靈敏,辨若懸河,身處于談判桌上總有一種讓人望而生畏的氣勢。

彭老總欣喜于他的才華,不止一次對工作人員表示:“回國后,我要將解方介紹給周總理,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

正如大家所料,在軍隊與談判人員的默契配合下,我軍取得了戰爭的最終勝利,英雄們得以凱旋歸國。

1955年,中央決定授予將領軍銜。整理出諸位將領此前事跡后,工作人員發布了對眾人的評選結果,在這個報告中,彭老總被選為元帥,而解方被選為少將。

對于這個結果,彭德懷有些疑慮,找到毛主席訴說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對彭老總的性子十分了解,聽到此事后,語重心長對他表示:這個評選是中央經過諸多思考得出的結果。

彭德懷對毛主席十分尊敬,經過他的勸說,彭德懷最終理解了黨中央的良苦用心。

于是,在1955年時,解方在大家的祝福下,被授予798位少將之首的頭銜。能擔任少將之首,這也能充分表現出黨中央對解方的肯定。

10萬元起家的銀行家,1元開戶的首創者,中國旅游業之父!

10萬元起家的銀行家,“1元開戶”的首創者,中國旅游業之父!看著這一系列的光環,你們知道他是誰嗎?他就是素有“中國摩根”之稱的、民國時期著名的銀行家——陳光甫。

01 “潛力股”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陳光甫,江蘇鎮江人,原名陳輝德。父親名叫“陳仲衡”,是一個做進口火油生意的小商人。母親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陳光甫兄弟姐妹一共有八個。

在陳光甫12歲那年,他父親的生意實在做不下去了,不得不關閉店鋪,另謀出路。不久,全家便搬到了湖北漢口。因為陳光甫的父親略懂一些英文,所以,在親戚的介紹下,在一家“報關行”做了一名小職員。

老漢口碼頭

陳光甫的父親穩定下來以后,便把陳光甫也送進了這家報關行當學徒,想讓他跟著學習英語,將來好去做一名十分吃香的“買辦”職業。

就這樣,陳光甫在報關行一邊干著最苦最累的粗活,一邊刻苦跟別人學習一切知識。漸漸地,陳光甫的英語水平,已經能夠十分熟練地跟洋人交流了。

都說:“機會總會留給有所準備的人!”1861年,中英簽訂了《中英天津務約》,清政府被迫將鎮江、九江、漢口辟成了對外開放的商埠,并設立了海關。漢口也分設了海關——江漢關。

1898年,漢口的海關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員工,招聘的首要條件便是需要具備十分熟練的英文。

陳光甫正好學徒期滿,他以優異的成績,成為了“海關直屬郵政局”的一名職員。

后來,陳光甫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這段郵政服務的經歷,就像進入了一所學校,使我近距離地看到外國人和他們的做事方式,使我對新企業有了更大的興趣。因此,這段經歷為日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立打下了基礎。”

江漢關遺址

在郵局工作的那幾年,雖說陳光甫學到了很多東西,但畢竟每天面對的是洋人。那時的洋人在我們中國,十分地囂張跋扈,陳光甫最終還是憤然離職,進入了“漢陽兵工廠”擔任英文翻譯人員。

提起“漢陽兵工廠”,大家都知道當時的“漢陽造”步槍,那可是當時全國聞名的步兵武器。而漢陽兵工廠也是當時的晚清名臣“張之洞”主持開辦的軍工企業。

陳光甫的人生轉折點就是在這個全國聞名的漢陽兵工廠得以改變。他遇到了“景維行”。

這位景老先生,上海縣瀏河鎮人,他是德商瑞記洋行的買辦。瑞記洋行專營機器出口,生意做得十分大,在漢口的外商洋行里數一數二。

由于買辦景維行經常來往于兵工廠洽談業務,漸漸對陳光甫也有所了解。他慧眼識英才,非常喜歡這位謙和有禮、不卑不亢的年輕人,通過長時間的觀察,景維行把他漂亮的二女兒“景韻芳”,嫁給了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陳光甫。

漢陽兵工廠遺址

02 10萬元起步創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1904年,美國準備在圣路易斯安那州舉辦一次“世界博臨覽會”,遍邀世界各國參加,以此慶祝從法國購買此州100周年。

中國清政府也在受邀之列。慈禧太后專門委派了皇室貝子“溥倫”率團參加這次博覽會,并要求每個省都安排隨員帶展品參加這次活動。陳光甫憑借著過硬的英語水平成為了湖北省的代表團成員。踏上了前往美國的旅程。

這一次的美國之行,令陳光甫大開眼界。那些電子管收音機、自動交換電話、福特汽車、電動公共汽車等獲大獎的科技產品,令他驚嘆不已。陳光甫感到自己國家與其他國家工業上的差距太大了。

幾個月以后,圣路易斯博覽會結束了。陳光甫隨著眼界的提高,他覺得自己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于是,他決定留在美國學習深造。

陳光甫的這個想法,得到了他岳父的大力支持,并主動承擔了他部分學費。陳光甫又申請了官費津貼,解決了留學的困難。

(世博會遺址·圣路易斯)1904年的世博會是慈禧第一次對外開放

陳光甫首先進入了當地一所商業學校,學習一些最基礎的商貿知識。然后進入了世界上最好的商業學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這所商學院,直到現在還仍是學子們心中學習商業管理的最高殿堂。

在沃頓,陳光甫經過不懈的努力,他用三年的時間就全部學完了商學院四年的課程。回國后,被清政府委任為“江蘇省財政司副司長”,并兼任“江蘇銀行總經理”。

然而,陳光甫在任職期間,官辦銀行的體系內部,處處受到限制,上層官員常常公私不分,并時時任意支取款項。令陳光甫有心改革,卻又無能為力。

1913年,此時袁世凱已經當上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江蘇都督也換上了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辮帥“張勛”。這位張帥一上來就要求陳光甫把銀行的客戶名單交給他。陳光甫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并憤而辭職。

這一事件,被當時國內的媒體記者大力報道,人們紛紛為陳光甫高尚的職業道德大加贊賞。而陳光甫也下定決心,從此不再涉足政治,將來一定要創建一家真正獨立的私人銀行。

陳光甫的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兩位好友同樣也是銀行家的“張嘉璈”和“李銘”的支持。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老照片

陳光甫通過分析調查,提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商業創意:避開與大銀行的激烈競爭,創辦一家為老百姓服務的10萬元起步的小銀行。

1915年4月17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第一次股東大會召開了,銀行董事長為認股最多的“莊得之”,陳光甫為總經理。

作為只有10萬元原始資本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當時所有新成立銀行當中起點最低的銀行。那么,陳光甫又是如何帶領大家走向成功的呢?

03 首創“一元開戶”銀行業務

陳光甫在開辦銀行之前,就做了一份詳細的計劃書,并對銀行開業后的經營方針和業務的拓展工作,也做了一整套規劃。

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實行西式委托代理制,實現銀行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改變了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的弊端。

上海老錢莊

在傳統的“錢莊”金融業務中,股東們設立的監理機構下面,設立了一名經理,錢莊里的一切事務都由經理負責。經理下面再設立了協理和襄理,再下面便是“八把頭”:清賬、跑街、錢行、匯劃、洋房、銀行、信房、堂室。

這樣一來,錢莊里的經理就可以獨攬大權,一旦取得了股東們的信任以后,就可以把“八把頭”的重要職位,都安排成自己的親信。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經理便可以透支現金,干其它投機倒把的買賣。

二,儲蓄是銀行的根本。所以,銀行不但要積極吸引儲戶,還應當重視“準備金”的儲備。

比如近代錢莊里有一項業務,叫做“貼票”,即貼錢況換票據。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定期存款,是錢莊以高利息攬儲的一種方法。

當時,一些錢莊都沒有足夠的存款準備金,所以,當客戶需要取錢時,錢莊就不斷提高利息,游說民眾貼票,開始“拆東墻補西墻”。

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一旦錢莊遭遇擠提事件,倒閉是必然的。

三,銀行定位的客戶為普通的老百姓,實行“一元開戶”。

陳光甫的“一元開戶”的服務項目一推出,就遭到了同行們的共同蔑視,都說:“你規模小也就算了,竟然還提出一元開戶,這樣也太掉銀行的身價了,這讓大家以后怎么辦?”

沒幾天,就有同行來故意刁難。有一天上午。一個年輕男子,走進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便拿出100元錢,要求開100個賬戶,這下吸引了大廳里所有的客戶。大家都等著看好戲呢。

但是,負責接待的柜員并沒有表示不滿,依然笑容滿面地細心地為這個客戶辦好了100個賬戶。這個人當時大受感動,拿著一堆存款憑證離開了大廳。那些親眼目睹事情經過的客戶們,都為銀行的服務大加贊嘆,從此也成為了這家銀行的忠實客戶。

通過陳光甫的一系列措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開業就迅速吸引了一批客戶。有了這個開門紅以后,陳光甫又推出了“活期儲蓄”、“整存整取”、“整存零取”的業務。這些業務,直到現在都一直在沿用著,成為了現代銀行里,最基本的服務項目。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陳光甫的帶領下,以“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這個經營理念,在銀行業里,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上海商業儲蓄銀老照片

04 “桐油貸款”和“滇錫貸款”

陳光甫在后來的回憶錄里,曾經對自己有一段評述:“對于抗日戰爭,我做出了三大貢獻:第一,我是戰時貿易調整委員會的主任;第二,我在1939年和1940年通過談判獲得兩筆美國貸款;第三,從1941年到1943年我任平準基金委員會的主席。”

陳光甫對于抗日戰爭有三大貢獻,其中美國的兩筆貸款是最具影響力的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打響。日本迅速占領了平津地區,并且有繼續南下的趨勢。此時的國民政府才開始醒悟過來,準備抗日。

抗戰到了后期,國民政府的財政出現了危機。萬分著急的蔣介石,準備向美國發起借款支援。因為,當時的美國具有雄厚的資金。美國表示愿意向中國提供貸款幫助。

1938年6月,以陳光甫為代表,還有當時十分著名的銀行家、中國銀行業務局局長“席德懋”以及礦產品出口商“任嗣達”,三人組成的中方談判團,乘坐美國飛機飛到了華盛頓。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照

借款談判一開始并不順利。得到了美國遠東科科長“馬克斯韋爾·哈姆登”為代表的反對。哈姆登認為,與其給中國貸款,還不如直接對日本施加壓力。

所以,雖然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財政部部長“摩根韜”愿意給中國貸款,幫助中國度過危機。但是,由于有一方提出了反對票,所以,美國采取了觀望的態度。陳光甫一行,只好在異國他鄉等待美國的正式答復。

正在中美雙方僵持的時候,重慶方面傳來了風聲:一,蔣介石有可能會考慮跟日本合作。二,中國政府將依賴蘇聯的軍火援助。

美國當局立即意識到情況不妙,答應了立刻向提供中國貸款。但是,美國方又提出了兩個左右為難的問題:

一,擔心中國沒有償還債務的能力。

二,《九國公約》中的“反貿易壟斷”規定了不得直接向中國政府貸款,不得挪用借款購置軍火和其它戰略物資。其實就是不想得罪日本。

桐油運輸

有著豐富經驗的陳光甫,早在赴美之前就想到了美國無償貸款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他在內地就想到了選用“桐油”為抵押物品。

桐油,既是制漆中的原料,也是軍事工業上重要物資。而美國的桐油產量又比較低,根本無法滿足本國的需求。

同時,陳光甫還建議在在中國國內創辦一個復興商業公司負責國內收購桐油。在美國也設立一個世界貿易公司代售桐油。然后,讓世界貿易公司與美國進出口銀行簽訂貸款合同,并由中國銀行紐約經理出面擔保。

這樣一來,至少從表面上看來,這次貸款業務,只是商業上的來往,與外交無關。

不久,美國給予了紐約世貿易商2500萬美金的貸款。陳光甫以世界貿易公司的董事長與美 國進出中銀行簽訂了合同。

雖然貸款數額并不多,但這次的貸款對于中國的抗日戰爭,不亞于雪中送炭。當消息傳到國內以后,使戰場上的將士們士氣大增。

簽訂兩項貸款以后陳光甫與摩根韜還有駐美大使合影

后來,在“桐油借款”不能滿足繼續戰斗的情況下,1939年9月,陳光甫又正式向美國財政部提出了以錫礦為抵押的貸款的方案。因為這次是以中國云南的錫礦為抵押品,所以,這次貸款史稱“滇錫貸款”。

“桐油貸款”和“滇錫貸款”被確立為美國援助中國的一種特殊模式。

05 創建中國第一家旅行社

陳光甫決定從事旅游業是緣于一件事情。

有一次,陳光甫準備由香港去云南考察,需要買船票,于是,他來到一家外國人經營的旅行社去購票。

沒想到進門以后,那名外籍服務員對他根本不理,只管與別人閑聊。陳光甫一氣之下轉身離開,去了一家比較遠的地方去買船票了。從此,陳光甫下定決心一定要開一家自己的旅行社。

陳光甫曾因業務上的事情,經常會去歐洲各國。那時他就發現,英國不單是各家銀行設有旅行部,就連稍大點的百貨公司都會設有旅行部。

當時,在中國,都是外國人開的分社。比如:英國的“通濟隆”;美國的“運通”;日本的“國際觀光局”等。

這些外國人開辦的旅行社,都是專門為接待外國人服務的,對中國人根本不予理會。所以,使陳光甫更加有了開辦一家中國旅行服務機構的決心。

1923年8月1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旅行服務機構。

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前期還是比較艱難,為了提高旅行部的知名度,陳光甫采用贈送禮品,聘請業務員統一著裝,分別去碼頭、車站招攬生意。主動幫助顧客看管行禮、預訂車票。漸漸地旅行部的業務開始繁忙起來。

1927年,為了旅行部的發展,陳光甫把旅行部從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里面分了出來,正式更名為“中國旅行社”,各地的分部同時也更名為中國旅行社分社。

中國旅行社獨立后不久,國民政府便頒發了“第一號”旅行社行業從業執照,中國第一家旅行社成立了!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就發生在中國旅行社的下屬單位——西安華清池招待所,張學良就曾經在這里軟禁了蔣介石。可想而知,這里的食宿條件是配得上蔣介石的身份地位的。

作為民國時期著名的銀行家,陳光甫的一生叱咤金融界,被稱為“中國摩根”!最后,陳光甫跟許多銀行家一樣,由于當時政局動蕩,不得已避于香港等海外。

這些銀行家們,他們放棄了大陸的產業,在海外重新注冊了相同名稱的銀行,但是最后都不再輝煌,只有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繼續在臺灣延續,不斷發展壯大。

參考資料:十二叔著作《民國陳光甫——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上海書店出版社《陳光甫日記》

李自成少年天子張居正……歷史小說與學問和歷史觀

原創: 孫郁 文匯筆會

汪曾祺生前想寫一部歷史小說《漢武帝》,卻未能如愿。我曾問他何以如此,先生笑道:小說開了頭,抽煙時不小心燒了稿紙,于是沒有了心情。我后來看汪先生的《猴年說命》一文,說出了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史料的稀少,乃無米之炊,存在著很大的難點。這也讓我想起魯迅先生,他當年也想寫一本叫《楊貴妃》的書,但到了陜西的華清池,興致全無,所想與所見差異大,遂不再存有此念。如此看來,歷史小說,不是提筆可做的事,寫好它,要有積累和機緣的。

許多有成就的歷史小說家,是用一輩子的精力從事創作的,可謂心血熬盡。年輕時看姚雪垠《李自成》,印象深的是他最初的一部,因為有史、有人,還有詩心,是很有意味的作品。后來先生脫離了歷史語境來寫明末之亂,就難以卒讀。歷史小說涉及帝王生活的部分,其實很是難寫。《李自成》里寫的失敗者,就讓人覺得可憐,內心的活動也栩栩如生,這是很深的功夫。作者研究了大半輩子明史,《李自成》也越寫越長。這種創作讓人生出敬意,但也有點嚇住我們。就學問而言,不修煉到一定程度,是不敢碰那些老的遺存的。

據說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就有許多吸引人的內容,讀者頗為喜歡。我因為沒有讀過,不敢置喙。倒是凌力女士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鐘》等,讀后覺得歷史小說被定型成一種模式。此后熊召政的《張居正》等,似乎也從這個模式過來,文體多了純文學的元素。不過這類作品常常讓人想起兵法之氣,這與我們的歷史觀似乎有關。歷史小說不都是審美的問題,牽動著認識論的難點。后者對于寫作者,也多少有所限制的。

我自己對于歷史小說讀得甚少,不能說出其間的一二。但從姚雪垠、凌力、熊召政等人的寫作里,覺出內中的學問值得深思。比如帝王與士大夫的關系,民族間的交流,皇族文化與市井文化,宗教信仰等等,這些元素搞不清楚,小說里的韻致就缺少了什么。或者不妨說,歷史小說也是學問家的小說,只要看看作者對個體生命與時代風氣的處理,深淺的程度就清清楚楚了。

凌力的《少年天子》走紅的時候,讀者欣賞的是那些不俗的氣象。小說的內在空間很大,政治方面有國家統一問題,大臣間的內斗以及宮女的沖突,其中君權與貴族權力的廝殺,驚心動魄;宗教領域有基督教文化和廟堂的佛教傳統,以及東北遺留的薩滿教;詩文層面則涉及六朝、唐宋作品及晚明野史等等。作品對于官規民俗、親政大典、狩獵場景、八旗形態都有會心描述。哪些屬于史實,哪些來自虛構,也都有所考慮。比如福臨與烏云珠的愛情,有許多屬于虛構的,可是資料上也有依據,作者從史學家陳垣對于《湯若望回憶錄》的考據,獲得諸多靈感。多年的寫作里,她不僅參照了《清史稿》《御制孝獻皇后行狀》《清宮述聞》等,還從方志、野史、小說中搜集研究帝京民俗,皇家園林之趣與街巷積習悉入筆端。

寫歷史人物,有時候也是寫自己的時代。姚雪垠的《李自成》,語境就纏繞著許多六七十年代的影子。他與茅盾討論小說的主題時,是有現代經驗的投射的,自然,作者也把李自成寫成了神,這是讀者不滿意的地方。凌力后來的寫作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作品里把顯赫者還原為人,高位者如何的孤獨、多疑、任性乃至失落,都有分寸地描摹出來,就與讀者拉近了距離。《少年天子》的問世的時候,也讓我們看到文學家歷史觀念的變遷。

像順治皇帝這樣的人物,在歷史上罕見。關于他的傳說,一直有一種特別的色彩,神秘的地方殊多。凌力寫他,淡化了許多傳統的理念,人性的元素多了起來。她寫這位皇帝政治上的失敗和愛情中的不幸,就把人物從宮廷文化拉到了天人之際的命運悲劇里,有了凡俗之趣。我們在森然的宮廷內外還能夠看到有血有肉的帝王之影,當感謝作家的想象力與理解力。

世間有各種各樣的歷史小說,說書人的和精英文人的,各存路徑,文氣不同。歷史小說與傳統的說書文本關系很大,具有獵奇性和窺探性,野史與正史的界限有時候并不清楚。凌力自己的寫作是走雅正的路,吸收了民間故事手法和章回小說的技藝。但她并不滿足于此,覺得有各種書寫的可能。她提出了以現代文學多種體裁和手法寫歷史小說的,“象征式、幽默式、寓言式、荒誕式”都可進入寫作的領域。

提出這樣的看法,其實是作者感見了危機,她覺得在處理歷史問題的時候,作家們似乎被固定在一種或幾種相似的思路里。這個問題在八十年代后不斷被討論過。楊絳在談及西方小說的時候,特別看重那些別樣敘述風格的作品,以為這樣便敞開了思維。翻閱域外學者的論述,有類似看法的也很多,有一次,博爾赫斯發現莎士比亞對于歷史事件的藝術處理時,“藝術的夢”與“活生生的人”之間,有一種虛構的力量在左右著文本。以《麥克白》為例,博爾赫斯認為作者在處理歷史場景時,用了外在于英國人的眼光凝視問題。這種外在的眼光以及語言,恰是歷史元素被激活的原因。我們的文學史里也有這樣的例子,魯迅的《故事新編》用的也是這樣的眼光。比如他寫《起死》,思路卻從盧那察爾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訶德》那里來。后來王小波的《紅拂夜奔》,就用了卡爾維諾的某些元素,開辟了另一空間。這些有創造性的作家描寫歷史的時候,既在歷史里,又在歷史之外。

這是個大話題了,不獨中國如此。有一段時間,日本的歷史小說在中國比較流行,記得井上靖就很有名氣,他的關于本國往事的描述,帶出許多中國文學的元素,可謂溢出了本土的思維。而那些描述中國歷史的作品《敦煌》《孔子》等,介于傳記與歷史小說之間,審美方式異于中土的許多作家,乃日本人視角的閃動。有人說小說中的孔子形象,井上靖寫得最好。如果是真的話,這可能是博爾赫斯所云的異于本土的思維在起作用。如此看來,處理本土經驗,須有世界史的視野。德國的歌德曾強調文學的跨邊界性,也是這個意思吧。

2019年7月18日

本文刊2019年8月7日《文匯報 筆會》

西安城里的街道——西四路

大家好,我是黃昆,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黃昆說西安》的關注和支持,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說的是西安城里的西四路。

西四路位于西安城里解放路以西、尚德路以東、西三路以北、西五路以南的東北區域,全長大約210米步行兩三分鐘就可以穿過整條西四路。這條路雖然不長但能說的歷史卻非同尋常。

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時期,西四路所在區域就是當時長安城里的“天子腳下”,在那時候現在的西四路這里即使在唐末朱溫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以后,也不是說隨便誰都能隨便住的地方,長安城被拆毀以后駐守長安的佑國軍節度使韓建在原來的長安皇城基礎上縮建新城以后的幾百年間,西四路雖然被圈到了城墻以外,那也是緊挨著城墻,經過五代、宋、元以后,在明朝建立以后,西安城在原來的基礎上向東向北分別延伸擴建了大約三分之一,西四路和東邊隔著解放路的東四路再次被圈到了西安城里,明朝西北乃至整個北方最高的軍政機關明秦王府就在西四路西邊、端履門以北的新城廣場和陜西省政府所在的新城大院那一塊區域,在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原本想定都西安,所以他派太子朱標親自到西安視察,并且那時候重修的西安城墻和鼓樓鐘樓的規制級別都比當時的都城南京還要高,所以那時候的西四路附近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的地方。到了清朝時期,清軍在西安城里從鐘樓沿東大街和北大街各筑了一道墻,將合圍的西安城東北區域作為八旗兵駐守和旗人居住生活的區域,被叫做滿城。那時候的整個滿城除了被特批的人以外,漢族、回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都不可能隨隨便便就能走到西四路這一塊兒區域。

直到辛亥革命時期,起義軍攻破了滿城,推翻了清朝統治,經過戰火洗禮之后的滿城變成了一片廢墟。

民國元年,當時陜西督軍張鳳翙拆除滿城重新開辟了東大街和北大街,并利用拆了滿城殘余房屋的磚石木料在東大街修了兩層木質街樓。

再后來,被重新規劃后的東大街以北和北大街以東的區域出現了八條東西向的道路分別以崇字打頭,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命名,依次叫做崇孝路、崇悌路、崇忠路、崇信路、崇禮路、崇義路、崇廉路、崇恥路,以及以尚字打頭的尚勤路、尚儉路、尚仁路、尚德路幾條南北路。

1927年,馮玉祥將滿城中原來的明秦王府區域改名“紅城”,同時把省政府搬了進去,后來在同一年“紅城”又被改為“新城”,也就是現在的新城廣場和陜西省政府區域。

1926年河南軍閥劉震華帶領十萬鎮嵩軍圍困西安城八個月之久,城里斷水斷糧,直到馮玉祥將軍五原誓師之后帶兵趕到,才解了西安之圍,當時城里有四萬多人戰死餓死,這一時期被稱作“圍城”,著名作家錢鐘書先生的著作《圍城》寫的就是那一段歷史。

民國1928年,關中大旱,陜西遇到了老人們常說起的“(民國)十八年遭年饉”里邊提到的大災荒,西安又餓死了很多人。

1935年,隴海鐵路通車西安,西安火車站對面的尚仁路改名中正路,那時候已經進入了抗日戰爭時期,加上后來1942年中國又一次遭遇了大饑荒,潼關以東大部分國土被日軍占據。那時候的陜西向災民們敞開了大門,無數災民難民沿著隴海鐵路開到了西安,就是那時候陜西成為接收難民最多的省份,西安也成了接受難民最多的省會城市。

隨著隴海鐵路通車西安,在那一年,當時的中正路迅速取代了南院門發展成了西安乃至西北地區最繁華的商業街區,很多難民也在那一時期在現在的解放路兩側包括西四路附近搭起了窩棚,開始安家落戶。因此,直到現在西安城東北區域里邊大多數人仍然操著一口河南腔。

1949年新中國成立,原本在隴海鐵路通車西安時以當時的總統名字命名的中正路和中正門在1950年更名成為現在的解放路和解放門。

之前的崇信路在解放路以西的這一段才被改成了西四路。

如今西四路東口路北西安事變舊址之一的西京招待所,是楊虎城將軍在主政陜西時為招待南京國民政府要員而設立的西北唯一的一個可以接待國內外旅人的高級賓館,同時也算得上是如今西四路上最古老的建筑。

1923年8月,由銀行家陳光甫創建的中國第一家旅行社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也就是日后的中國旅行社前身,近代中國旅游業由從那以后才開始萌芽發展。1927年6月1日,旅行部自立門戶,改名“中國旅行社”,經向國民政府交通部注冊、核準,領到了中國的第一號旅行執照。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南京面臨淪陷,國民政府決定將西安作為陪都,定名西京。

在1933年上海銀行派陸君谷先生到陜西籌建西安分行的同時籌建中國旅行社西安分社。 作為陪都,自然不能沒有上檔次的賓館飯店,

1934年,時任陜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與中國旅行社協商,決定在西京(當時西安作為陪都被改稱西京)建造一家特級招待所。考察了西安全城之后,中國旅行社把地址選在了尚仁路(這里補充說明一下:隴海鐵路1935年通車西安時尚仁路改名叫中正路也就是解放后西安的解放路)。

電影《西安事變》中的西安火車站(當時站名應為長安車站)

1935年隴海鐵路長安車站(今西安火車站)通車正式開始營運。同年11月16日,中國旅行社西安分社在解放路投資約二十萬元耗時兩年修建的西京招待所正式開業,西京招待所開業當時便成為西北唯一的國內外旅人的特級豪華招待所,也是當時當地的一個上層交往活動中心。

當時最早建成的時候,西京招待所占地大約有十一畝(也有資料顯示為六畝和四畝,至于具體當時多大我也說不清楚),招待所建筑主樓是八角形三層樓、兩側是矩形二層東翼樓和南翼樓,中樓邊連著八角大廳的是一層平房,整個建筑樓頂都是用美國淡紅色凹楞鐵皮代替瓦片覆蓋,整棟建筑在那時候的西四路和解放路上都顯得特點鮮明,與眾不同。樓房建筑的設計師是一個叫蘇夏軒的工程師,建筑面積約3000平方米。擁有客房約50間,備有衛生設備、暖氣設備,附設的還有可供中西餐的餐廳及理發、洗衣等附屬設備。

我們可能無法想象西京招待所那時候竟然會是當時中國旅行社所辦的三個大型招待所之一 ,跟民國時期中旅的南京首都飯店、南昌洪都招待所齊名。整座樓房雖然在現在看來并不大,但在三十年代,西京招待所也曾與南院門的西京國貨公司、北大街的通濟大樓并稱為西安三大現代建筑。我們不得不說西京招待所房屋建筑質量非常不錯,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西京招待所曾遭到日本飛機轟炸,一枚炸彈落在餐廳位置,當時幸好沒有爆炸,要不然西京招待所的建筑也不會保留下來。當時的西京招待所院子中間有一個五六十公分高的噴水池,池子里邊有假山,樓后邊有花園,高2.5米的鏤花磚砌圍墻即傳統又時尚。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整個西安的汽車加起來也沒幾輛,那時候更沒有出租車,西京招待所大門外墻邊常常排著幾輛像現在高檔飯店門口的出租車一樣等“座兒”的人力黃包車,因為那時候西京招待所接送客人的汽車也不是誰都能有資格坐的。

現在人們肯定很難想象到七十多年前西京招待所曾是西安最豪華的涉外賓館。

西京招待所建成后,主要就是用來接待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外籍名人,所以一直守衛特別的森嚴。

1936年的西安事變讓西京招待所名聲大噪。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由于當天蔣介石召集在西安開會,所以有不少軍政要員都到了西安,西京招待所當晚所有房屋全部住滿。

電影《西安事變》劇照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進入西京招待所

起初蔣介石也住在西京招待所,只是后來他又去了臨潼,所以后來西安事變發生時東北軍才在臨潼捉到了蔣介石,臨潼驪山的捉蔣亭據說就是當時蔣介石被捉住的地方。就在東北軍在臨潼捉蔣介石的同時,楊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在西京招待所扣押了隨同蔣介石來陜的諸多軍政大員及他們的家眷和隨從。

在《陜西黨史》2009年第二期里邊曾刊登的《西京招待所的歷史回顧》一文中就曾提到:“西安事變時,在此下榻的有陳誠、錢大鈞、衛立煌、萬耀煌及夫人、朱紹良、蔣鼎文、陳調元、邵元沖、蔣作賓、張沖、蔣百里等,還有東北軍將領于學忠、馬占山、萬福麟、胡若愚等人”。在當時,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扣押了跟隨蔣介石前來西安并住宿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民國政府的軍政大員,要求他們在史稱“張楊通電”的《對時局宣言》上邊簽字,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后來經過多方努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正式開始,可以說在西京招待所里眾多國民黨軍政要員和當時在臨潼被扣押的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一樣對于促進國共合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據說,為了便于行動,1396年12月11日晚上張學良搞了個“群英會”,把當時來西安的軍政大員都請到了西京招待所。

當天凌晨5點,東北軍向華清池發起攻擊的同時,負責西安城內行動的楊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也開始行動。楊虎城將軍的心腹愛將宋文梅率領部隊解決了警衛,然后沖進了西京招待所,按著提前準備好的名單扣押了那些軍政要員。

《西安事變》劇照

那天晚上,時任晉綏陜甘四省邊區總指揮的陳誠聽到槍聲跑出房間,躲到了地下室的一個木箱里。當晚,隨蔣來西安的軍政大員被集中八角大廳里邊以后,十七路軍的人開始點名,點了一圈,就缺陳誠。因為陳誠聽到動靜早已經躲了起來,最終陳誠在慌忙中把睡衣的一角夾在木箱外邊,被士兵發現。

當晚被張學良開車送到西京招待所的衛立煌睡到快天亮時,聽到槍聲后還以為是在修水管,后來發現不對勁,他起床,穿著一身秋衣,準備到外邊看看怎么回事。門剛一打開,楊虎城部隊的兩個士兵就站在門口,拿著名單,對他說“我正找你呢,穿上衣服吧,到大廳集合。

很小的時候聽我就聽老人們講西安事變的時候說過:本來當天到西京招待所參與兵諫的士兵想把每個人都綁起來,陳誠等人還大聲的呵斥那些當兵的說“你不能綁我們,你是國軍,我們也是國軍,你有什么資格綁我們,叫你的長官來”。

那些國民黨的“長官們”被集中在大廳里邊盡管被重兵限制了自由還大發官威,張學良將軍來了以后大廳才安靜了下來。

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西安事變》劇照

張學良將軍一進大廳就先給他們敬禮,并對他們說“對不起,有誤會”。接著,張學良將軍就跟他們說“我來兵諫,我要請委員長抗日,要發表一個聲明,請你們大家簽個字,就好解決”。

擔任西北剿匪司令部參謀長的晏道剛當時沒有在西京招待所,聽到槍聲他立即給辦公廳的第二科科長軍統駐西北的二號人物江雄風打電話,詢問情況,江雄風在電話里說他也不知道,沒多大功夫晏道剛就被趕到的十七路軍士兵從家里帶走。

江雄風是國民黨的老牌特工,接到晏道剛的電話不久,他再給晏道剛打電話過去發現已經沒有人接聽了,他立刻意識到發生了大的變故,所以趕緊銷毀了手中掌握的軍統機密資料,隨后在潛逃的路上用軍統西北區掌握的其他秘密電臺,給戴笠發了一封密電,“張、楊叛變,校長被扣,生死難料”。

西安事變的消息是在當天下午三點就傳到了南京,關于總統蔣介石的情況,南京方面直到第二天才得到確切的情報,發消息的正是江雄風。

就在西北軍帶隊的宋文梅指揮搜查西京招待所的時候,突然聽到了槍聲,他當時立即帶人查看,后來發現一個人滿臉是血倒在血泊當中,那個人就是云南大軍閥胡若愚。胡若愚是滇軍出身,經過一路征戰成為滇軍的高級將領,他曾經也是云南的風云人物,就連大名鼎鼎的云南王龍云都曾經敗在他手下還曾被他扣押過,后來胡若愚在和龍云的斗爭中失敗,再后來,幾經沉浮,1933年胡若愚去了德國留學,致力研究軍事,并參加了楊耿光率領的“中國歐洲軍事考察團”,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他剛剛回國。按說胡若愚當時根本算不上中央大員,可倒霉的是他偏偏在那個時候就住在西京招待所里邊。

西北軍士兵搜查的時候,胡若愚雖然沒有抵抗,可惜當士兵問他有沒有武器的時候,他說沒有,結果士兵很快在他枕頭底下搜出了一把小手槍,帶隊的軍官抬手就是一槍,直接打在胡若愚的臉上,僥幸的是子彈穿過他的兩邊臉頰飛了出去,沒有傷到要害,算是撿回了一條性命。

國民黨的超級元老,與蔣介石八拜之交的邵元沖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在整個西安事變當中,除了蔣介石的衛士,僅僅只有一名軍政要員被打死,那人就是被誤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宣傳部部長邵元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政府在南京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儀式。

邵元沖

在這里值得一說的是:邵元沖是堅定的抗日派,是國民黨權力核心罕見的主張對日強硬的人物,他甚至對盟兄蔣介石的政策也有所不滿,多次寫信要求蔣積極備戰抗日,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邵元沖就是當時孫中山先生遺囑見證人之一。1936年4月,因對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的妥協媚日外交政策不滿,邵元沖與汪精衛爆發矛盾,爭吵無果后,他就辭職然后到西北諸省游歷考察。同年12月初,應蔣介石電邀到西安商議國事,結果剛到西安,就碰上了兵變。當天邵元沖住樓下東北角113號房,靠近尚仁路(今解放路),當時他聽到槍聲準備跳窗被士兵發現,士兵本想鳴槍阻止,結果他不聽勸阻被子彈打中,倒在汽車房的垃圾箱旁邊,后來被送到醫院搶救,最終搶救無效死在了醫院。

沒想到,這位堅定的抗日派卻命喪在要求抗日的軍人手中,簡直是冤枉死了。

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方面得到消息立刻派代表赴西安進行談判,周恩來還在西京招待所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并發表重要演講,1936年12月22日宋美齡來西安的時候也曾在西京招待所居住。

解放以后,西安市政府在回民街北頭的西華門辦公的時候將市政府招待所移到了臨近的西大街大學習巷南口東側,改名叫做西京飯店,2003年,西京飯店才轉成了西安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的“西京國際飯店”。原址后來就成了西安外事辦所在地,同時作為西安事變舊址之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值得一說的西四路東口曾經的西京招待所還與陜西的外事工作及文化文學領域有著極深的淵源。抗戰時期的西京招待所就曾經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外事接待單位之一,《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美國《法蘭克福報》女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以及我國文學家徐遲等都曾在西京招待所居住。

除了招待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和國內外記者以外,那時候西京招待所也是美國飛虎隊隊員的休閑場所,因此美國人的汽車那時候也經常在西四路進進出出,我已經記不起來是哪位作者曾經的一段回憶錄里就曾提到當時住在西京招待所里的美國飛虎隊飛行員撞死過人。

西安解放以后,賀龍、彭德懷等也曾親自到西京招待所進行視察安撫,也是在解放后西京招待所成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專門負責涉外活動。

1954年,國家出資三十萬元購買下了西京招待所。

1958年,省政協進駐西京招待所辦公。

上個世紀60年代末,省政協遷到了建國路,陜西省外辦、省僑辦、省對外友好協會先后進入西京招待所并在里邊辦公,這一期間的西京招待所先后接待過眾多國際政要。

幾經變遷,后來西京招待所成了陜西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辦公地。

2008年解放路拓寬改造時,招待所由東向西內縮30米,才使院落顯得有些局促。

2011年,陜西省外事辦遷出了西京招待所,曾經的那些些涉外機構全部從這里遷了出去,西京招待所才恢復了久違的寧靜。

如今,往日的西京招待所作為西安事變八大舊址之一,因為民國時期別具特色的建筑風格在全西安都算是保護比較完好,1981年,成蔭導演電影《西安事變》取景拍攝之后,電視劇《西安事變》、《延安頌》、《李克農》等多部影片也先后在西京招待所取景。

其實,在前邊我們已經提到了西安最早的旅行社,沒錯!西京招待所本身就是西安第一個現代旅行社——中國旅行社西安分社建立起來的,在那時候西京招待所就有了代買火車票等業務,那時候西京招待所的汽車還為大家提供接送服務。確切地說西京招待所過去應該是有兩塊牌子,一塊是西京招待所,另外一塊是中國旅行社西安分社。有資料顯示:西京招待所建成后,中國旅行社總社在這里設立了駐秦辦事處,后改為“西北區經理處”,直至1948年撤銷。

西京招待所舊照(照片來自網絡)

如今過去的西京招待所門還開在解放路和西四路東口的拐角上,和它隔著解放路民國時期的國民市場和南邊的民生市場早已經變成了民樂園萬達廣場和民生百貨大樓。

沿著西四路北側人行道邊上仿古裝飾的兩層樓算是現在老西京招待所的南墻,沿路以前應該開過一段時間商鋪門面,后來不知道因為什么原因我去看的時候所有的卷簾門全部拉著。

路南邊有個布丁嚴選酒店,西京招待所西邊有個不大的黑色鐵門,里邊是省外辦家屬院。

省外辦家屬院鐵門外邊偏西路邊的人行道上的兩根電桿上架著一臺變壓器。省外辦家屬院北邊是工信廳家屬院。沿著西四路向西過了省外辦家屬院是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新城大隊(西區),藍底白字裝扮的交警隊在整個西四路都非常顯眼。

雖然我沒有查到最早設立的時間,但根據網絡上的資料顯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里已經有了交警隊,只不過門口的牌子從四中隊換成四大隊,后來又換成了現在的新城大隊。

2009年2月26日上午,西安市交警支隊機構調整新聞發布會在西安交警支隊會議室內隆重召開。將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隊"更名為"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還同時掛上了"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牌子,也是在那個時候,對交警支隊機關和各執勤大隊名稱、管轄區域劃分、機構設置和警力配置等都同步進行調整,撤銷了原交通管理支隊1至11大隊。

大概也就是在2009年交警四大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第四大隊)改成了現在的新城大隊(西區)。

上世紀八十年代,西安一個交警中隊只有一輛送文件用的摩托車和三輛自行車,那時候的四中隊就是這樣。

1993年,交警四大隊有了五輛洪都125摩托車,雖說是一個牌子一個型號的摩托車,五輛摩托車各有各的特點。明明有著出警速度快,民警也省力的優點,可有的需要輕踩掛擋,有的需要重踩掛擋,有時著急出警,干著急就是發動不著。

過去也是因為當時車少,所以交通事故非常稀少, 作為城區大隊的四大隊有時候一天都接不到一起事故報警。那時西安交警四大隊曾有過一年交通事故死亡率為0的記錄。巡邏在路上,抬眼看到10輛車,其中8輛都是出租車,私家車非常少。所以交警也只是以站崗為主,站在十字路口就能解決擁堵問題,所以很少巡邏,偶爾出去巡邏,一般也是騎自行車。

那時候的交警們無論遇到摩托車的大小故障,都是他們自己動手操作,后來一個個也都練就了一身修理摩托車的本領。

如今,西四路上的交警隊少說應該也有四十年了。

交警隊對面向南的巷子叫奮勇巷,最早能通到西二路,后來隨著時代發展,現在縮短了一半只能通到南邊的西三路上。奮勇巷東邊直到解放路西側、向南一直到西三路范圍內的大樓是民樂園和解放路地區改造以后才建起來的騰悅廣場。從外邊的廣告可以看到北京同仁堂、迪卡儂等都在里面有自己的鋪面。

奮勇巷西邊的西四路南邊大院子里是大門開在尚德路的西安實驗小學。

在西安實驗小學北墻外邊靠近奮勇巷的東北角有一個垃圾壓縮站。

交警新城大隊警務大廳路對面垃圾壓縮站西邊有一個中通快遞。

交警新城大隊(西區)西邊的一排五層家屬樓一直延續到西邊的尚德路口,樓下臨街開滿了商鋪,從交警新城大隊西區大門向西依次是汽車服務部

足輝修鞋店

婷婷商店、翰皇鞋衣優品館

靚衣閣

圖文快印

靚安減肥、中通快遞和湯米便利店。

湯米便利店西邊是另外一棟白色外墻的五層家屬樓,一樓刷著藍色涂料,整體向北縮進去有兩三米,所以西四路西口東北角的人行道也比整條路上都寬了不少,靠著最拐角還有一個藍色卷閘門頂上掛著一個文具店的牌子。

西四路西口路北向東一點大致在文具店門口的路邊豎著一個禁止停車的標志牌。

西四路西口隔著尚德路是大門開在西五路正對著革命公園南門的西安市體育場。

從西四路不論沿著西邊的尚德路還是東邊的解放路走到西五路也不過兩分鐘左右,步行到西安火車站也不過一站路。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到現在,多少年來,西四路因為它特有的地理優勢伴隨著西安火車站和解放路紅火了半個多世紀。很多自小隨著祖輩逃難到西安曾經在西四路安家落戶的河南人已經變成了爺爺,甚至重孫子都已經長大成人,西四路也像一位老人見證了近百年來西安城發展繁榮的整個過程,我相信除了我在前邊說過的西安事變時期發生在老西京招待所的事情以外,還有無數我所不了解的故事和傳奇,如果你也曾在西四路生活過,或者你知道一些曾經發生在西四路的事情,再或者你還記得西四路之前的樣子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黃昆,一個土生土長的西安人,《黃昆說西安》說的都是我個人對西安的了解和認識,作為一個生在西安長在西安的西安人,我計劃以《黃昆說西安》為主題,通過視頻和圖文兩種形式介紹西安的歷史文化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人了解西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識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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