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社會革命的第一人(歷史上的今天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回望百年歷史,革命絕非偶然)
十月社會革命的第一人文章列表:
- 1、歷史上的今天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回望百年歷史,革命絕非偶然
- 2、血洗計劃泡湯記——老抗聯戰士劉鐵石回憶東北抗聯夜襲湯原
- 3、新城區人物志:多松年,蒙古族革命先鋒,犧牲時年僅22歲
- 4、從大歷史觀視角全面領會中國式現代化深刻內涵
- 5、你認識幾位開國將帥?
歷史上的今天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回望百年歷史,革命絕非偶然
導語:105年前的今天,在公元1917年11月7日(既俄國儒略歷10月25日),俄國爆發了一場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偉大戰爭。
回望百年的歷史,學界眾說紛紜,諸如普列漢諾夫、克倫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里等人都認為這次革命是偶然發生的。但東叔看來,這次革命如果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去看的話,有著它深刻的必然性。
列寧領導十月革命
一起看看為何說這場革命有著無法開脫的必然性。
變革時代摸索前行,十月革命成唯一出路
在十月革命發生前的那一百年,可以說是俄國歷史上最動蕩分裂的100年。當時沒落的沙皇封建專制搖搖欲墜,整個俄羅斯內憂外患,毫無昔日的俄羅斯帝國風采。整個大帝國陷入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當中,可以說政局十分動蕩。
而這個民族從來不缺乏有血性有想法的人,那些十二月黨人、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平民知識分子、民粹主義者雖然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在為俄國的未來摸索前行。
1917年10月革命
以亞歷山大二世、維特、斯托雷平等人為代表等人在資產階級道路上探索,試圖以妥協的方式改良俄國的沙皇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卻一再失敗。
直到后來的十月革命,雖然成立了以李沃夫為首腦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是這個臨時政府卻保留著大量的封建殘余,不僅僅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還維護地主的許多利益。這一次的革命顯然是不徹底的。
俄羅斯臨時政府首任總理李沃夫
地大物博的俄羅斯里,無產階級和農民占了非常大的比重,他們在二月革命后并沒有撈到多少好處十分的不滿,國內的階級矛盾還是沒有化解,臨時政府面臨挑戰,十月革命是遲早要爆發的。
資產階級軟弱妥協,內憂外患的俄國終將走向革命
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 可卻置廣大人民群眾關于和平與土地的要求于不顧,要知道當時的俄國被卷入一戰,本就不富裕的俄國更加雪上加霜。俄國民眾饑腸轆轆,許多人無家可歸活活餓死。
“要面包、要和平”是廣大人民的迫切需求,可這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并沒有做到,因為俄國的資產階級自誕生之初就是封建地主階級扶持的產物,它從封建地主中來,許多資產階級新人曾經甚至還是貴族,自然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俄國一戰被炸毀的鐵路
俄國的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是受惠于俄國的封建地主階級,即使到了后面逐漸壯大了還是不敢于地主階級翻臉,這在一戰中很好的體現了。
在一戰中臨時政府始終不愿意擺脫戰爭,當時的外交部長米留科夫照會各國政府, 重申俄國對外政策不變, 甚至還保證“愿將世界大戰進行到徹底勝利”引發了全國民眾的抗議,這時資產階級所建立的臨時政府已經站在了廣大民眾的對立面了,已經是逆著歷史的潮流了。
貧窮的俄羅斯民眾
俄國陷入了經濟崩潰、政局混亂的局面,戰爭還在繼續, 前線累遭失敗;物價飛漲、食品短缺, 地主富豪囤積居奇, 人民仍在挨餓受凍。
在這種情形之下,內憂外患的俄國以及廣大的人民根本就不能依靠臨時政府,一場徹徹底底的革命一直在醞釀,軟弱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夠領導俄國前進的力量。
攻打冬宮
廣大工農階級力量強大,十月革命有著深厚的階級基礎
前面說到俄國的資產階級自誕生之初就有著深刻的軟弱性,而俄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們卻大不相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較晚, 1861年農奴制廢除后, 才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使得封建自然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地主經濟共存。
俄國有大工廠大城市也有許多鄉村和貧民窟,正是這樣導致了俄國農民如此之多,因為在廣闊的土地上有著許多貧窮的農村,他們的主力軍農民和工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他們的利益想對來說比較接近。
俄國農奴
而作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俄國誕生了許多無產階級,工業的完善也大大使得無產階級的力量壯大。而且俄國的無產階級還特別的集中在那些工業發達的大城市,像莫斯科、巴庫和里加等城市有著大量的工人。
俄國無產階級不僅數量集中而且還廣布于大型企業當中,影響力大并且有著充足的數量基礎。當時, 俄國工人階級連同家屬的總人數已達到2200萬人, 占俄國人口的18%, 其中產業工人的人數為300萬,這一數字可以說不小了。
俄國工人歡呼勝利
在一個俄國的工人十分有組織,他們建立了廣泛而緊密的工農聯盟而使其力量空前強大。許多被地主剝削的農民也進程加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也使得工農聯盟的基礎愈加濃厚。
強大的思想武器,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拋棄幻想
俄國無產階級有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確組織和領導可以說是戰斗力十分之高。他們有著先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領袖,他擅長于將廣大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反戰、反饑餓的動力于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系,將革命順水推舟的進行。
他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維護廣大工農的利益,旗幟鮮明地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不斷拉攏農民壯大無產階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后面雖然在一段時間里列寧從國家利益出發想要與臨時政府和平過渡,但是隨后七月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七月流血事件大批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被殺害使得列寧拋棄了心中和談過渡的幻想,十月革命更是一觸即發了。
列寧在和人們宣傳革命思想
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看,事物的發展總是離不開矛盾,在當時的俄國來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如此尖銳,必將會推動俄國進一步發展形成革命。
在當時世界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歷史大潮中,必然是順應潮流才能真正地好好發展,十月革命正是如此。
血洗計劃泡湯記——老抗聯戰士劉鐵石回憶東北抗聯夜襲湯原
湯原縣是抗日聯軍第六軍的故鄉,縣城不大,座落在松花江北岸,距佳木斯不過幾十里路,是偽三江省的中心。附近有黑金河、葛金河、烏拉嘎河等金礦和鶴崗、雙鴨山等煤礦。
日軍雖然十分重視這塊地方,但由于我們黨在這一帶群眾基礎強,游擊戰爭活躍,他們費盡了多年的心機,也沒把這個縣偽化。到一九三五年,敵人在南滿、北滿各地,幾乎大都實行了“歸屯并戶”,在湯原, 這個毒辣的政策, 就是行不通。
湯原人民中廣泛流傳著這樣的話: “寧作槍下鬼,至死不歸屯。”三五個漢奸特務,根本不敢跑出據點。日軍天天叫喚:“三江已成共黨樂土!”“湯原的地皮紅透了三尺!”不光是鄉村大都被我們控制著,就連湯原城里和有數的幾個據點里,都有我們的內線。城里的敵人一翹尾巴,我們就知道它往哪兒飛。
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的一天深夜,湯原中心縣委突然接到一份緊急情報——這是在湯原偽縣政府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送來的。大意是:日寇下了血本,要血洗湯原縣。已開到了一部分日軍和偽軍,并且運來了大批的武器彈藥。 另外還特地從“新京”派來了日本高級參事官。 ……
這時,抗聯第六軍,已經發展為五個師了,不湊巧的是,這五個師都遠離了湯原:一師、三師南跨松花江,到依蘭、樺川、富錦、寶清一帶開辟新區去了;二師、四師西越小興安嶺,前往哈北,配合三軍開辟新游擊區去了;五師也到邊境的蘿北佛山執行任務去了。眼下,湯原境內,只剩下六軍參謀長馮志剛同志帶的一個百多人的留守團。
敵我兵力如此懸殊,我們這一百多人,別說打仗,就是保護機關、放哨也不夠呀!更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馮志剛同志從縣委開會回來后,向干部宣布說:“縣委決定,去攻湯原縣城!”
大家一聽,不禁有些愕然。一百多個人,去打人家重兵防守的縣城,這是哪一本兵書上也查不到的啊!
“擒賊先擒王,先下手為強,”馮志剛同志接著解釋說,“趁敵人剛到,我們來個突然襲擊,搗亂這個馬蜂窩。何況我們的人數遠不是幾百!……”
同志們聽了他的話,還是莫名其妙。我這時在軍部當軍需官,因過去在湯原城里做過工作,大街小巷都熟,所以分配給我的任務是引路,摸進城后,組織人到倉庫里搬運武器彈藥。天剛黑,隊伍就出發了。
各鄉的群眾聽說日寇要來施行三光政策,“血洗湯原”,個個咬牙切齒,都自動報名前來參戰。群眾隊伍到底有多少?天黑看不清,只見大路小路都是人。游擊連、青年肅反隊、農民自衛隊都來了。有的扛著土槍土炮,有的拿著紅纓槍,更有許多人手里提個煤油桶,身上背著盤蜂窩鞭炮。幾乎是路多寬人多寬,從四面八方向湯原涌去。
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馮志剛同志所說的“何況我們的人數遠不是幾百” 這話的意思。 有的戰士悄悄說: “這么多的人!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湯原城淹了!”
走到曹二虎屯,只見婦女會、兒童團、救國會也都出動了。他們在路旁擺上茶水,熱情地打著招呼:“同志,喝口茶吧!”一個老漢,把自己的車套上,拉著牲口,站在道旁,對我們說:“你們前頭走,我后頭跟。”問他做什么去,他說:“去拉勝利品啊!看著這樣動人的情景,我就想:恐怕這就是日寇說的“湯原地皮紅三尺”吧!
半夜光景,我們留守團悄悄地摸到了北門外。這時只聽見城墻上傳出冷漠的更鑼聲,和更夫一聲聲拉長音的吆喝:
“平——安——無——事——啰!”
我們剛接近城門,城門開了。接著閃了幾下紅光。馮志剛同志說了聲:“前進!”隊伍快速地插了進去。門口一個人,低聲向馮志剛同志說:“一切都按照計劃,快進去!”
事后知道,這是內應關系安排好的。城門早被他們控制起來了。
湯原小城,被兩條十字街割成幾個方塊。西北是縣政府大院和警察大隊隊部,東南、西南分駐著偽軍和日本兵。街中心十字路口上,有一個大碉堡。
農民自衛軍化裝成敵人,采取里應外合,不費一槍一彈,把大碉堡控制起來。我們進城之后,在地下工作的配合下,也是沒放一槍,收繳了偽軍防守所的一個排。隨后各區的農民大隊,擁進了城。
神不知鬼不覺,湯原城幾個要害地方,全部換了主人。
我帶領沖鋒隊,沿北城根穿過幾條黑胡同,悄悄地來到縣府大院跟前。一路上很順利,部隊一到,立刻又有人來帶路。縣府大院后墻早有人擺好了梯子,另一名“更夫”還在那里喊著“平安無事”。
進了縣府大院,隊伍一股直奔大堂,一股去堵日寇高級參事官和偽縣長的宿舍。我跟另一股撲向駐在前院東廂房的日寇守備隊。剛過東墻根,遇上一個穿著睡衣的日本鬼子,他聞得動靜,嘰哩哇啦叫起來,轉身想跑。
馮志剛同志舉起匣槍,“當”地一槍,鬼子倒在地上。槍聲打破了寂靜的夜。頓時,沉睡著的湯原,像爆豆一樣地響起無邊的槍聲。
縣府大院打亂了營,敵我混在一起,亂喊口令,亂打槍。聲勢浩大的農民隊伍,聽見我們這邊打響了,就把事先準備好了的鞭炮,放在煤油桶里放開了。那聲音,像幾百挺機槍怒吼。不要說敵人聽不出是鞭炮,就連我們知道底細的人,也分不出真假。
直打到下半夜,西北方向的槍聲才逐漸停了下來。街中心與縣府大院門口的槍聲卻愈來愈激烈。農民自衛隊和各種群眾武裝,把日寇和偽軍牢牢地封鎖在院子里,又放鞭炮,又吆喝,嚇得敵人只打槍,不敢走出一步。
在內線工作同志的策應下,縣府大院旁的偽警察全部被繳了械,東廂房里的日寇守備隊被我機槍嚴密封鎖。我急忙帶人砸開倉庫一看,滿是槍械武器和軍用物資。趕大車、牽毛驢的群眾隊伍上來了,搬的搬,扛的扛,一群群地涌進來,又一群群地涌出去,比趕集還熱鬧。
倉庫那旁的監獄也砸開了,一片歡呼聲,跑出了幾十名“犯人”。他們有的披著長長的頭發,抓住我們就喊:“同志們!你們可來了!”有的不等吩咐,就隨便摸起一件武器,跑去參加戰斗。
這時,馮志剛同志帶的沖鋒隊,完全占領了日本參事官的住房,日本副縣長,也做了刀下鬼。偽縣長嚇得鉆在桌底下,直叫喚著:“饒命!饒命!我……我沒……簽字……”
戰士們從桌底下把他揪出來,他仍是連連叫著:“我……我……真……真沒簽字啊!”
“簽什么字?”馮志剛同志憤怒地問。
“血……血洗計劃……”他結結巴巴地說,“血洗計劃,我沒簽字啊!”說著用手指發抖地指著桌上一個文件。
馮志剛同志拿起一看,果然是日軍“血洗湯原”的計劃。他氣得當即把它撕得粉碎,扔到地上,向那個偽縣長說:“這就更用不著你簽字了!”
天快亮的時候,部隊交替掩護著撤出了城外。戰士們抬著繳獲的三挺機槍,三門迫擊炮,幾十支步槍;大車上滿載著子彈、炮彈,浩浩蕩蕩地向深山密林走去。
日本鬼子受到這一突然襲擊,嚇昏了頭。他們只好仍蹲在城里西南角上放槍放炮給我們“送行”。
夜襲湯原的勝利,轟動了整個北滿。我們轉到深林,仍嚴陣以待,加緊準備對付敵人的 “血洗”。可是,一連幾個月,也沒聽到敵人的動靜。聽到的,倒是我軍主力南下西進的勝利。
劉鐵石(1904.1—1992.1.29)原名劉顯,字惠遠。祖籍山東諸城。 1924年考入吉林省第五師范學校。學習期間,響往列寧領導的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痛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 1927年秋,自師范學校畢業后,曾任湯原縣第一高小教員、第二高小校長,并于1929年升任湯原縣教育局局長。“九·一八”事變后,當即辭去縣教育局長的官職,參加湯原反日同盟會,投身抗日,1934年春,參加湯原反日游擊隊。(后改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任軍需官。 1935年10月,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9年秋,在蘇聯伯力海軍基地學習無線電報業務。1940年5月以后,多次潛回東北偵察敵情,接送領導干部和尋找北滿省委。 1943年3月,隨北滿省委書記金策向蘇聯轉移,先后任野營教導旅無線電少尉教官、中文教官、政治教官。1945年晉升為中尉教官,并獲“艱苦奮斗”獎章。 1945年9月,從蘇聯回國,先后任沈陽衛戍區司令員助理、沈陽市政府秘書長、沈陽電臺臺長、湯原縣、勃利縣縣長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東北水利總規劃處長、東北地質局財務處長、遼寧省、吉林省地質局副局長。1979年當選為吉林省政協第四屆委員。 1980年11月,任吉林省地質局顧問。 1981年1月,當選為吉林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常委。1992年1月29日病逝。
新城區人物志:多松年,蒙古族革命先鋒,犧牲時年僅22歲
多松年(1905~1927年),原名多壽,蒙古族,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冬出生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北郊麻花板村一戶貧苦農民家庭。
民國7年(1918年)春,十三歲的多松年進入歸綏十王廟蒙文小學讀書,后來又轉入土默特高等小學就學。在這里,他在一位思想進步的國語教師的啟發下,了解到祖國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蹂躪的慘痛現狀,受到了愛國主義思想的啟迪,開始關心祖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民國8年(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波及塞外古城歸綏時,多松年投身于當地反帝愛國斗爭,走上了政治斗爭的舞臺。
民國10年(1921年)秋天,他參加了歸綏學生砸日資電燈公司的斗爭。民國12年(1923年)5月,歸綏各校學生為紀念“五四”運動和“五七”國恥日,掀起了抵制日貨的運動,一舉搗毀了頑固推銷日貨的“盛記”商行,多松年是這次學生愛國斗爭的積極參加者和骨干分子。
民國12年(1923年)秋天,多松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北京蒙藏學校。他與烏蘭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一起,踏上了為拯救民族而學習科學文化、尋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中共北方區委對這批獻身解放事業的蒙古族青年極為重視,先后派鄧中夏、韓麟符等深入蒙藏學校開辟工作。在這些革命同志的教誨下,多松年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閱讀了黨的刊物《新青年》、《向導》、《政治周報》等,思想豁然開朗。開始用階級觀點來觀察社會,逐步懂得了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各民族人民只有團結斗爭才能共求解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工農民眾解放的領導者,他毅然選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決心做一名無產階級和民族解放的先鋒戰士。民國12年(1923年),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擔任了蒙藏學校團支部負責人;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最早的蒙古族共產黨黨員之一。
在蒙藏學校期間,多松年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參加了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黨組織所領導的革命活動,擔任了北京西城區黨的宣傳員。民國13年(1924年)11月,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歡迎孫中山北上召開國民會議運動,北京蒙藏學校的革命青年是這場運動的生力軍之一。多松年積極開展宣傳鼓動工作,把黨的刊物和各種傳單、標語,及時安全地送到各個聯絡點。
為了在蒙古民族中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和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動員蒙古族農牧民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在中共北方區委的直接領導下,多松年與烏蘭夫、奎璧等一道,創辦了內蒙古第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刊物——《蒙古農民》。民國14年(1925年)4月28日創刊的《蒙古農民》,由于內容豐富,體裁多樣,形象逼真的漫畫、語言通俗的民歌、頗具號召力的文章和文風潑辣,通俗易懂,在熱河、察哈爾、綏遠的蒙古族群眾中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起到了宣傳鼓動作用。多松年的思想也逐步成熟起來。
為了進一步培養蒙古族的革命新生力量,中共北方區委決定將蒙藏學校中部分蒙古族青年分別送蘇聯、蒙古和廣州等地學習,多松年和烏蘭夫等五人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民國14年(1925年)10月間,多松年和戰友們一起到達上海,轉乘蘇聯貨輪,奔赴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多松年目睹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聆聽了斯大林的講演。十月革命后,蘇聯發生的一切變化使他耳目一新,特別是勞動人民翻身做主,少數民族享受了民族平等權利,使他激動萬分,感慨不已。在蘇聯期間,他如饑似渴地攻讀馬列著作,為全力投身于革命事業而武裝自己。
民國15年(1926年)秋天,多松年回國擔任了中共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他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和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奔波于察哈爾的農村、牧區,發動農牧民運動;深入工廠、學校,推動城鎮運動的開展。民國15年(1926年)6月~民國16年(1927年)6月,在察哈爾特別區農村建立起村委會組織82個,區農會4個,還建立起一個縣級農會。同時,多松年與在歸綏工作的吉雅泰和在包頭工作的李裕智等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使察綏地區的革命斗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
民國16年(1927年)4月,多松年作為熱、察、綏三特別區的代表,赴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等黨的領導人和杰出活動家,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張的批評,使多松年增長了見識,加深了對黨的路線的認識。
在武漢期間,多松年還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召集的擴大會議,參加了關于農民政權問題和如何解決土地問題的討論。
5月中旬,多松年手提底層藏有“五大”會議文件的木箱,離開了武漢,取道滬、津、京,北返張家口。
6月底,多松年回到張家口。此時,正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張家口形勢已十分險峻,反動當局貼出布告,懸賞緝捕“大共產黨多松年”。多松年不得不接受同志們的勸告,暫回綏遠隱蔽。
在綏遠期間,多松年為中共“五大”精神未能及時傳達,察哈爾地區黨組織的善后工作未能及時布置,遇難同志的營救工作未能盡快進行而深感不安。
8月初,多松年再度只身返回張家口。多松年一到張家口,就被特務盯梢。當他回到黨的機關銷毀文件時,跟蹤而至的特務、警察破門而入,多松年當即被捕。
奉系軍閥張作霖的下屬察哈爾都統高維岳,為了一網打盡我黨在察哈爾的地下組織,以交出地下黨員名單為條件,許諾多松年高官厚祿,妄圖誘使多松年叛變投降,而他們得到的卻是多松年的冷嘲、怒斥。敵人又對多松年施以酷刑,多松年雙唇緊閉,只字不吐。
在八月中旬,多松年被奉系軍閥用極端殘酷的手段殺害。
多松年在張家口犧牲時年僅22歲。
內容摘自:《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志》2006年3月
資料匯輯:黃翔,網名“陰山小蟲”,包頭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書長、包頭九原博物館 理事、包頭烹飪餐飲飯店行業協會 副會長。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嘗百般滋味。
從大歷史觀視角全面領會中國式現代化深刻內涵
作者:羅軍(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理論處干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全面深刻地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本質要求、戰略部署,吹響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號角。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我們奮進新時代的行動指南和政治宣言。從大歷史觀視角考察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深刻內涵,為貫徹落實黨中央戰略部署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一、從中國歷史的視角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階段性目標和持續性過程。只有將其置于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奮斗史、百年來我們黨的探索史、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新史中進行考察,才能準確把握其中國特色。
中國式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奮斗的偉大夢想。中國近現代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民通過追求現代化而爭取民族復興的歷史。鴉片戰爭的爆發,使曾經創造過輝煌文明的中華民族被動地納入現代化大潮。為挽救民族危亡,中國的仁人志士從器物、制度、文化等層面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現代化嘗試,但都未能逃脫失敗的命運。直到十月革命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找到了改變命運的出路。從此,我們黨以社會主義為奮斗方向,以馬克思主義為解決問題的思想武器,在逆境中突圍,在困境中開辟新路,為實現現代化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和長期不懈的努力,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讓世界矚目。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建立一百多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一切奮斗,就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探索的經驗總結。革命時期,我們黨為“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拉開了中國式現代化序幕。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實現了從“以俄為師”向“以蘇為鑒”的轉變,確立“四個現代化”目標,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基礎。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實現了從“四個現代化”向“中國式現代化”的轉變,實現了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更加成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獲得多個世界第一,深刻影響著世界力量對比。“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實踐探索的成果,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
中國式現代化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勇于創新的結果。改革開放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創造力,促進了現代化的創新性發展。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制定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制定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目標,使現代化的內涵更豐富更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相繼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的“兩步走”戰略設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等新理論新理念新戰略,使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外延更具體,目標指向更明確,理論更加成熟。
二、從現代化發展史的視角全面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影響力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從世界歷史的宏闊視野中觀察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準確了解其世界影響力。
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局限性。以資本邏輯為導向的西方現代化,無法克服兩極對立、政局動蕩、精神空虛、人與自然緊張對立、擴張掠奪等難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比如,強調人民利益是對“資本”邏輯的揚棄,突出全面協調發展是對物質至上的片面式發展的超越,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擴張掠奪”的否定。鮮明的中國特色正是對西方現代化的揚棄和超越,中國式現代化為解決西方現代化引發的全球性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引領了社會主義發展新方向。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歸宿,實現現代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不懈追求。中國共產黨從世情、國情和黨情出發,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保障,以滿足人民根本利益為價值取向,形成了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有機統一,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現代化新路,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式現代化正引領世界社會主義邁向現代化新高度。
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新選擇。一個國家或民族選擇什么樣的現代化,歸根結底要看這條道路是否符合自身實際,能否解決自身發展的突出問題。在一些國家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無法自拔時,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穩定奇跡。鮮明的對比表明,中國“走出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也說明現代化沒有固定模式和唯一道路,發展中國家應該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
三、從人類文明史的視角整體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質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歷史發展和人類文明交匯的產物。在縱橫交織的坐標系中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才能深入理解其文明程度。
中國式現代化是先進理論指導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最根本的特色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引導。“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最新理論成果,是高度關注人、自然、社會關系,科學解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理論,從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式民主自由只關注少數人利益而忽略其他的局限性,突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政治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是始終站在人類進步一邊的現代化。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歸宿和落腳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對西方兩極對立的否定。我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促進全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足,彌補了資產階級追逐物質利益而忽略精神需求的不足;通過生態文明建設構建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良好環境,解決了西方國家人與自然對立的矛盾;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突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本關懷,等等理念,都標志著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不斷達至新高度。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面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五位一體”總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高質量發展等關鍵詞,無不體現其發展的全面性和協調性。“五位一體”總布局,包含了國家、社會、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方面的全面協調發展和權益保障。“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使奮斗目標、發展動力、政治保障和領導核心在全面協調發展中為民族復興事業提供了有力保障。高質量發展把對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相結合,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使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突顯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性思維。
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歷經百年探索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只有全面把握其深刻內涵,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把黨中央精神落實落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
你認識幾位開國將帥?
劉伯承元帥
劉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劉明昭,曾用名劉伯堅,四川省開縣人(現重慶市開州區)。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時期從軍,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相繼參加了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戰爭、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
建國后,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劉伯承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為我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邁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劉震上將
劉震(1915年3月3日—1992年8月20日),男,原名劉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原中央軍委委員,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曾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劉亞樓上將
劉亞樓(1910年4月8日-1965年5月7日),男,籍貫福建省武平縣湘店鄉湘洋村,中國共產黨黨員,畢業于抗日紅軍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
劉亞樓在革命生涯中,先后參加了文家市戰斗、第二次攻打長沙、吉安戰斗、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突破四道封鎖線、強渡烏江、進攻遵義、四渡赤水、奪取瀘定橋、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蘇聯衛國戰爭、三下江南、四保臨江、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抗美援朝等。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支隊政委、團政委、師政委、師長、縱隊副司令員、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教育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東北野戰軍參謀長、東北軍區參謀長、四野兵團司令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空軍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等職,為全面加強空軍正規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使空軍部隊成為一支訓練有素、具有相當規模的重要國防力量。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劉華清上將
劉華清(1916年10月1日-2011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原籍湖北省大悟縣。
193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上將軍銜。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十四屆中央委員,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85年、1987年相繼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劉華清為中國海軍的現代化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稱為中國的“現代海軍之父”和“中國航母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