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縱貫歐亞大陸上千年的“絲綢之路”，言及“通西域”的偉業，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漢博望侯張騫和東漢定遠侯班超兩位先驅，在中華民族的“地理大發現時期”，二人前后相繼，遠行數萬里，歷盡雨雪風霜，任千難萬險，刀兵相向，卻不屈不撓，不辱使命，終通好西方列國，宣中華國威于域外，開綿延千年的絲綢之路，其英雄功業，歷經千載，至今令人心向往之。

而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也堪稱中華民族又一次“地理大發現”，這一時期與大明通好甚至納貢稱臣的國家多達八十余個，遠達中非地區，彼時七下西洋，開拓萬里海疆的三寶太監鄭和早已名垂千古。然而另一個與之有關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開萬里絲綢之路的陳誠，相形之下，歷代史家卻著墨不多。事實上，這位被“三寶太監”的光輝所埋沒的大明使節，以其堅韌的決心，無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陽關，遠赴西域。與鄭和一海一陸，共開“萬國來朝”的盛景。

陳誠，字子魯，號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當地人物志記載他自小“博文強志，悉通藏回蒙等諸番語。”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陳家禮聘閑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為其老師，朝夕相處后，梁寅對陳誠之父贊嘆道：“汝子性機敏犀利，雖難有將相之才，卻可建定遠，博望之功也”。

雖有此贊嘆，也悉心好學，但四書五經于陳誠終非強項，數年之下雖經苦學，卻終差強人意。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中進士，次年中貢士，殿試中三甲，終于“金榜題名”，但成績比起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們，又可謂是相形見絀。陳誠先在翰林院任“檢討”一職，是個“從七品”的小官，在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們都要低。

雖如此，陳誠卻不因官職低微而廢言，朝廷的內外政策但有錯處，皆大膽上書建言，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朱樉鎮壓甘肅臨洮叛亂，“破吐蕃部落萬人”，捷報傳來，群臣皆稱賀，唯獨陳誠認定此舉“草率舉兵，恐遺怨怒”，上表建議朝廷速派使者招撫，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將陳誠下獄，幸好兵部侍郎齊泰勸解，力言陳誠“通曉邊事，干才難得”，才讓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陳誠人生的轉折終于到來，朱元璋升陳誠為兵部“駕部員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兒”（今新疆柴達木盆地），從此開始了他跋涉萬里的一生。

而說到這次出使，起因正起自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國于今天新疆的“東察合臺汗國”的入貢。這“東察合臺汗國”，是從昔日蒙古帝國的“察合臺汗國”分裂出來，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亞部分地區，1391年，東察合臺汗國可汗黑的兒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見朱元璋，從此正式確立了對明朝的藩屬關系。然而東察合臺汗國在奏章里對其西部鄰國“帖木兒帝國”的描述，卻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視。

說到當時活躍在中亞的“帖木兒帝國”，中國史籍頗為陌生，但這個起于“西察合臺汗國”，在中亞南征北戰，被西方史學界贊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偉大征服者”的帝國，此時也漸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脅。

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連破甘肅，青海，新疆東部元軍的時候，帖木兒也推翻了原西察合臺汗國的統治者，此后南征北戰，向西擊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向南屢次攻掠印度，拓地無數，連遠在歐洲的西班牙國王也尊其為“義父”。對于東邊的大明王朝，帖木兒態度素來恭順，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獲得捕魚兒海大捷后，帖木兒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為“上國”，但是，根據法國歷史學家布里哇的《帖木兒帝國》一書中的記錄---“他的終身夢想就是解除對中國的臣服”。

而在東察合臺汗國入貢時，帖木兒也正屢屢興兵，侵擾東察合臺汗國邊境，雙方互有勝負，東察合臺汗國的奏報，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兒帝國的兩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識到帖木兒帝國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調開國功臣西寧侯宋晟鎮守涼州，再派使節出鎮西域，意圖加強西北防務，而初出茅廬的陳誠，則承擔了這個任務。

陳誠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冬，陳誠抵達柴達木盆地，招撫當地部落，曾有人建議明朝“盡逐番人，移民實邊”，陳誠堅決拒絕，力陳此舉“有傷天和”，此后，陳誠委當地部落首領為官，在柴達木盆地建立“安定衛”“曲先衛”“阿端衛”三個軍事要地，并請朝廷派遣“戶部熟農務官吏”，在當地推廣中原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發展生產。此舉令當地游牧部落從此轉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歸附如流”。一年后，安南侵擾大明邊陲，陳誠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稱他“不卑不亢，言辭穩中帶利，盡展明朝天威”，終讓安南君臣恐懼，遣使至南京謝罪。建文四年（1402年），陳誠又調任廣州府“管事”，在當地調解“色目戶”（即元滅亡后滯留在內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國家移民）與當地鄉民的糾紛矛盾，尊重少數民族風俗，主持修繕當地清真寺，終令當地各民族從此和平相處。幾件大功，也令“善撫夷事”的陳誠，從此在大明政壇嶄露頭角。

永樂二年（1404年），疆土已達極盛的帖木兒在其首都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召開中亞“蒙古人大會”，宣稱要“反明復元”。隨后起傾國兵力二十萬，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東征”，消息傳來后，朱棣命涼州左都督宋晟整軍備戰，而陳誠在柴達木盆地設立的“三衛”，也“整軍經武”“日夜備戰”，但是年冬天，在帖木兒大軍行至兀答刺兒（今哈薩克斯坦奇穆肯市）時，帖木兒染病過世，聲勢浩大的“遠征”最終無疾而終。

帖木兒過世后，其國家陷入內亂，他生前欽定的繼承人孫子哈里，與四子沙哈魯為爭皇位相互激戰，“反明復元”大業算是擱淺了。此時，明朝也在西北頻頻動作，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設哈密衛等軍事要地，派駐重兵，正式行使對今天新疆地區各“藩屬國”的主權。內外交困下，帖木兒帝國開始著力修復與明朝關系，一年后，繼承帖木兒帝國王位的哈里釋放早年遭帖木兒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楊德文等人，并托其帶去帖木兒帝國意在與大明修好的愿望。

永樂五年（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這支“失蹤”已數十年的使團終于重歸京城，一時“舉朝皆感其忠義”，而此時已調入文淵閣的陳誠，在得知帖木兒帝國正陷入奪位內戰時，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節，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樂六年（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兒帝國的郭驥為使節率團出使，帶去朱棣的親筆書信。在帖木兒帝國當地調解內戰兩派—哈里和沙哈魯的糾紛，奪位成功的沙哈魯最終將被囚禁的哈里釋放，封伊刺黑為其封地，持續帖木兒帝國三年的內戰終于“和解”。次年，正式成為帖木兒國王的沙哈魯派使團至南京朝見朱棣，送上豹子，獅子等禮品。雙方重新恢復了朱元璋時代的“宗主國”關系，從此友好往來。

而首先建言“速派使節”的陳誠，之所以沒有得到這一委派，原因是此時的他已成為“文淵閣參議”，正協助解縉編纂中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煌煌巨著---《永樂大典》。其間他廣泛搜集史料，將歷代中國王朝出使外邦的詳情，以及中國周邊列國的風貌資料盡數整理編纂，我們今天能夠了解諸多中國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國與列國友好往來的歷史，陳誠功不可沒。

永樂十一年（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驗司員外郎的陳誠，終于迎來了自己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團“典書記”身份率八名使節出使帖木兒帝國。對于這次出使，陳誠計劃周詳，行前就請朱棣精選“故元遺臣后人”隨行。使團從北京出發，經玉門關進入西域，歷經一年多長途跋涉，終于次年十月抵達帖木兒帝國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一路上，陳誠走訪帖木兒周邊中亞國，以大明國使的身份先后冊封“達什干”“迭失迷”賽蘭”“沙魯海牙”等國國王，1414年十月，帖木兒國王沙哈魯在其都城赫拉特設盛大儀式歡迎陳誠一行，會見期間，陳誠以其優雅的大國使節風范，得到了沙哈魯的敬重，當然也有“不和諧”插曲，沙哈魯麾下大將，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華派”阿哈黑就當場發難，指責明朝是驅元而起，素來是蒙古人仇敵，此來不可不防。

陳誠則針鋒相對，坦言“國之運祚，在德不在威”。接著一一列舉前元朝遺留下的各族舊臣在明朝受到優待的事實，并令使團里的回族官員薩都木當場“現身說法”。正告帖木兒國君臣：明朝與帖木兒國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舉”，若再其爭執，只會“禍連貴國蒼生”。有禮有節的應對令帖木兒國君臣上下嘆服，阿哈黑當場被沙哈魯下獄。曾在帖木兒帝國占有重要地位，歷來主張對明朝開戰的“仇華派”也從此徹底失勢。其后，沙哈魯多次在其內宮設家宴款待陳誠一行人，并令其“繼承人”烏格拜見陳誠，表達世代愿與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兒國留居期間，陳誠更走訪當地知名宗族，商會，結好駐帖木兒國的各國使臣，更逐一駁斥許多逃到當地的故元遺臣對明朝的歪曲描述，“駁荒悖之論，盡言大明仁德”，而中國使團帶來的瓷器，絲綢等精美禮品，更在當地產生了轟動效應。

前蘇聯蒙古史學家弗拉基米爾佐夫對此有高度的評價：“這是一次對于帖木兒帝國對外國策有著深遠影響的外交盛事，這位睿智的中國使節（陳誠），不但用他的善辯的口才和高貴風度得到沙哈魯的敬重，更向帖木兒國民展現了中國博大的文化和強盛的國力，以及睦鄰友好的真摯誠意。從此之后，無論時局怎樣變動，對東方（明朝）的友好政策，成為他們始終不變的選擇”。

永樂十三年（1415年）十月，陳誠一行人返歸南京，向朱棣獻上記錄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亞各地風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這是兩本詳細記錄中亞國家風俗民情的專著，不但歷來在中國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學者所重視，近現代還有不少西方歷史學家專程來到中國，重金求購此書。這次歸國隨行的還有中亞乃至西亞各國派來朝見的使團，最遠的甚至有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使節，人數多達三百人，可謂“萬國來朝”。大明與中亞，西亞國家的“朝貢關系”，自此鞏固下來。

在二赴西域后，陳誠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國請求，開放與西方各國的雙邊貿易，堅稱此舉不但能夠“消減邊關之患”，更能“歲增巨賦，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納了陳誠的建議，在新疆哈密，甘肅涼州等地設立“互市”，允許西域各國商隊來此貿易。進而“連鎖反應”，帖木兒帝國也重修了原本因戰火而廢弛的伊朗西部古驛道，連貫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區。

至此，從元末開始荒廢的“絲綢之路”，重現商旅繁榮的盛景，中國的絲綢遠銷西亞和東非地區，和中東甚至歐洲的商品與文化典籍，也漸次輸入中國，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宋元數學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傳后，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阿拉伯數學家重新傳回中土。此后雖明朝國策變動，但這條商路始終未斷，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禎時期，陜西西安和甘肅涼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國際化都市”。

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陳誠率使團三赴西域，這次的主要任務是同西方各國議定每年互派商隊的數量，達成貿易協定。陳誠準備充分，并請朱棣“擇派戶部精于商務者”隨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后來在“土木之變”后，憑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還明英宗的能臣楊善也在其中，而正是這些人在隨后陳誠與西方各國的商貿談判里發揮了重要作用。

是年八月，陳誠再抵帖木兒帝國，在于帖木兒帝國愉快達成商貿協議的同時，更贈予沙哈魯一件他精心準備的禮物——由明朝宮廷畫師精心繪制，畫有沙哈魯進獻給永樂皇帝寶馬的《奔馬圖》。沙哈魯感動不已，不但熱情招待了陳誠一行，更親手寫了一封致朱棣的書信，朱棣回復了一封同樣熱情洋溢的信件，坦言兩國已“相隔雖遠，而親愛愈密，心心相印，如鏡對照”。并希望從此后“兩國臣民，共享太平安樂之福也。”兩位當時東西方最強大帝國君主的通信，誠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談。

而這“千古美談”的牽線者陳誠，則于永樂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派往西域出使，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出使前，陳誠母親羅氏病逝，按照規定陳誠需在家“丁憂”三年，但朱棣認為“非子魯不可擔此任”。命他“奪情視事”，是年十月初二抵達帖木兒國首都赫拉特，這次出使給帖木兒國帶來了朱棣特命翻譯的中國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和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兩部典籍，陳誠更主動與帖木兒國主管農業的官員接洽，詳解書中的疑難之處，甚至在陳誠的建議下，沙哈魯在還其王宮里開辟了“試驗田”，中國先進的農業灌溉技術從此在中亞地區廣為傳播。

陳誠歸國時，沙哈魯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這感人的場景，也在許多中亞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記載。而送別的雙方誰也未曾想到，此時一幕，竟為永別。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陳誠攜中亞各國回訪使團五百人返歸北京，朝見正籌謀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銳騎兵從肅州開始一路護送，此時北京周邊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準帖木兒使臣可在當地“自由參觀”，各路部隊不可“妄加阻攔”。更在明軍“三千營”“五軍營”“神機營”中挑選精兵，為使臣們表演馬術騎射，步兵突擊，火器操練等“軍事科目”。在見識到明軍的強大后，使團成員，早年跟隨帖木兒南征北戰的愛將蓋耶速丁在歸國后的回憶錄里寫道：“這次出使的最大感受就是，我反而很慶幸大帝（帖木兒）死于東征的路上，這使他保住了一生的英明。”

史載帖木兒使臣初來時，以“吾國無此風俗”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禮，僅行鞠躬禮。但在歷時半年的“參觀”后，臨歸國前再次覲見，卻齊行跪拜禮，“叩首觸地”。帖木兒使團首領阿爾都沙更對朱棣坦誠相告：此次帖木兒國進獻的“名馬”，乃是沙哈魯父親帖木兒南征北戰時的“御用坐騎”，素來是帖木兒國的“國寶”，這次進獻給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話令朱棣龍顏大悅，下令厚賜。帖木兒使臣歸國后，對此次出使的詳情記錄頗細，近現代西方史學家對明朝軍事實力的研究，大多以此為依據。這次出使無疑收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陳誠也因功升為從三品廣東布政使右參政，此時正是安南叛亂之時，大批“越南難民”乘海路涌向廣東，廣東都指揮使陳震建議嚴禁難民入廣東，違者格殺。陳誠全力阻止，一面嚴捕難民中劫掠百姓的“盜賊”，一面在廣東屯門，虎門，東莞設立帳篷，將難民集中安置居住，發放食物及生活用品。終又一次“善撫夷事。”

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廣東政績卓著的陳誠再次被調往北京，籌劃他人生里第五次的西域之行。使團于四月四日出發，五月到達甘肅時，忽傳來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幟下詔停止這次出使，陳誠在安撫了哈密，柴達木地區的少數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

此時的明仁宗“不務遠略”，大規模的出使行動遂中止，屬于陳誠的舞臺也就此結束了。次年，陳誠辭官回鄉，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詔令他“回籍聽用，年賜雙俸”。宣德三年（1428年），帖木兒國再派使節出使大明，并熱情邀請大明派使節回訪，其中坦言帖木兒國王沙哈魯對陳誠掛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陳誠出使。但最終被明宣宗婉拒。而此時歸鄉后的陳誠在臨川修“奈園”，與諸多好友成日吟詩作對，過著田園式的閑居生活，卻終耐不住寂寞，宣德五年（1430年），開始撰寫他最后一本外交著作《歷官事跡》，除了記錄自己五次出使西域的全過程外，更詳細闡述了有關雙邊談判，招撫異族，尊重少數民族習俗，通商貿易等方面的種種學問，后來明朝的幾代名臣李東陽，楊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對此書推崇備至，近代洋務運動先驅者李鴻章等人也從中受益匪淺。

另一本專門記錄中越之間邊界劃分的著作《與安南辯明丘溫地界書》，確認了中越之間幾百年來的傳統邊界線，直到二十世紀，還是中越邊境談判的重要參考資料。三十三年后，陳誠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祈鎮任命為正二品光祿寺右通政，天順二年（公元1458年）病逝于官邸，享年九十三歲。

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國威的著名外交家，盡管一生品級低微，但確為中世紀中國外交史的重要人物。而在中亞乃至西方，陳誠也聲明遠播，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陳誠使團當年出使的遺跡。蘇聯歷史學家弗拉基米爾佐夫最他的評價甚為公允----“這個杰出的中國外交家用誠懇的態度和不放棄的精神，化解兩大世界最強帝國之間的矛盾，避免了戰爭，為帕米爾高原周邊各民族帶來安寧與和平，是15世紀最杰出的和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