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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20篇原創首發文章

6月17日下午14:00，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深圳與兩位美國學者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和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相約下午茶，一起參加的還有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兼董事陳黎芳女士。

“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思想家們討論問題，高瞻遠矚，超越時空，仿佛從太空看地球，從千百年后看今天，國家、政府、黨派、民族、企業、個體的形骸間隔都消失了，一時一刻的利益都消失了，它們的矛盾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整個人類的福祉和進步。 如何為人類的福祉、進步做貢獻呢？大家一致認為，要開放、合作，而不是封閉、對抗。幾位英雄頗有相見恨晚、惺惺相惜之意。

當被問到現在人類到底面臨的是什么問題時，老任說：“我認為，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創造財富’，使更多人擺脫貧窮。社會一定是要合作共贏的，每個國家孤立起來發展，這在信息社會是不可能的。在工業社會，由于交通問題、運輸問題形成了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做一個縫紉機、拖拉機……；在信息社會，一個國家單獨做成一個東西是沒有現實可能性的。所以，全世界一定是走向開放合作，只有開放合作才能趕上人類文明的需求，才能用更低的成本讓更多人享受到新技術帶來的福祉。”

| 和任正非喝咖啡 任正非對話數字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全程

老任曾在多個場合表示反對自主創新，這讓不少網友十分困惑，難道華為真的是靠“偷”別人的技術做到世界第一的嗎？那么5G又是從哪里“偷”來的呢？別人都沒有啊。

其實，老任反對的不是“創新”，是“自主”。

他曾說：“我從來不支持‘自主創新’這個詞，我認為，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財富，我們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這樣才能縮短我們進入世界領先的進程。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農民，其他人不應該有這種想法。自主創新若是精神層面我是支持的。也就是說，別人已經創新，我們要尊重別人的知識產權，得到別人的許可，付錢就行。如果我們重做一遍，做完一遍，也要得到許可，還是要付錢，這是法律。當然科學家都是自主創新的，我指的是我們這種公司的工程創新。”

或許換一個詞可以減少大家的誤解，老任反對“封閉式創新”，提倡“開放式創新”。封閉的、孤立的創新太浪費公司、國家、人類的聰明才智了，不利于文明的發展進步。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基礎是開放、合作。

這次下午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也說：“如果我們各行其道，那真是太可惜了，對全世界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他還說：“我最關注的是信息和科學開放。我來自西方國家，西方國家不太重視貿易、商業或股價，而是重視知識，在前人的基礎上實現發展。只有當人們從一開始就保持開放態度，我們才能不斷地在前人的基礎上實現發展。這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當然，世界上還存在其他問題，這點我并不否認。但我主要關注世界如何進行合作。在科學發展早期不存在全球競爭，因此科學發展才能從合作中受益。”

在問答部分，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再次強調：“我認為不管是什么在走向封閉，都必須予以制止。”他對特朗普總統的思維方式表示遺憾：“認為你有什么東西而我沒有，你從我手中拿走東西據為己有，那我就沒有了，這是非常過時的思維。可惜，這就是特朗普總統的思維方式。”

喬治·吉爾德在聽完老任對于人工智能的觀點后，感嘆說：“當任總在談論人工智能的時候，我們能感受到他極有遠見。我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家公司的領導人能夠就技術發展這一核心話題進行如此深入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美國應該與華為達成協議的原因。華為是全世界的資源，而不是應對后門和安全問題的小角色。”

老任有一個觀點：“沒有正確的假設，就沒有正確的方向；沒有正確的方向，就沒有正確的思想；沒有正確的思想，就沒有正確的理論；沒有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戰略。”

老任的假設是開放、合作，戰略的選擇最終反映的是對這個世界的假設，開放式創新戰略、備胎戰略都是這種假設的衍生。正是開放、合作的假設讓老任選擇了開放式創新戰略，制定了備胎戰略。

前一陣方舟子質疑華為的備胎戰略：“備胎如果好用，何必等到破胎了再用？怕美國公司賺不到錢？”這句話其實暴露了方舟子對這個世界的假設，他的假設正是“開放、合作”的反面，是“不開放、不合作”。按照這個假設做人做事，路是很窄的。

老任的回復很中肯：“備胎、備胎，胎不壞，為什么要用？”看得出老任和方舟子對于備胎的定義是很不一樣的，老任認為搞備胎是為了在現有的輪胎壞的時候頂補上，防止車不能開；方舟子認為搞備胎就是要把所有現有的輪胎都替換掉，不管有沒有壞，他的定義其實不是備用的概念，是替代的概念。老任研發“備胎”，不是像方舟子想象的那樣為了取代現有的胎，只是為了獲得戰略靈活性，為了確保生存，確保共同生存。

所以老任說：“如果都用‘備胎’，就是體現了你們所說的‘自主創新’，自主創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我們想朋友遍天下。因此，沒有像他想象的‘備胎好用，怎么不用’，他不理解我們的戰略思維。我們不愿意傷害朋友，要幫助他們有良好的財務報表，即使我們有調整，也要幫助。我剛才也講到，我們沒有和美國公司表明不用它們的器件，而是希望美國公司繼續能給我們供貨，我們共同為人類服務。在早期，我們還把芯片這方面的開發心得告訴對方，甚至研究成果，我們自己不生產，交給對方生產，要不然全世界的供應商怎么對我們那么好。”

不僅僅是供應商，連競爭對手對華為都非常好。當年歐盟政府告華為傾銷時，第一個跑去幫華為澄清的是瑞典政府，是愛立信說服瑞典政府去幫華為游說的。那時華為的通訊設備技術領先愛立信三四年，但它從來不急于推出新產品，總是試圖給愛立信足夠的時間跟上。

其實老任很早就開始反對 “競爭對手”這個詞，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詞，正確的詞叫“友商”。老任在世紀更替、華為大踏步走向海外之際，提出了“友商”概念，他說：“競爭對手也要手拉手，也要走向合作。”此后，“競爭對手”這個詞在華為的詞典里幾乎就消失了。

“友商”這個提法，從經濟學博弈論的角度來講是十分科學的、先進的，和老任英雄所見略同的是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兩位教授，他們也提出了競爭對手要走向合作的思想。

1996年，耶魯大學管理學教授拜瑞·內勒巴夫（Barry J. Nalebuff）和哈佛大學企業管理學教授亞當·布蘭登勃格（Adam M. Brandenburger）寫了一本書，叫Co-opetition，是cooperation（合作）和competition（競爭）兩個詞的連體詞，中文譯為《競合》。

為什么競爭對手也要合作呢？企業小的時候和競爭對手合作，是為了把整個市場做大，自己做強，是為了發展；企業做大了繼續和競爭對手合作，是因為深知外部環境的復雜性、模糊性、波動性、不確定性很強（所謂VACU，Volatile、Ambiguous、Complex和Uncertain四個英文首字母的縮寫），導致它的不可控性、不可預測性很大，所以要敬天畏人，這樣才能生存。總之，不管企業大小，為了生存、發展都必須競合。

老任在這次下午茶上說：“以前不堅強時，我們都加強與美國公司合作；更堅強以后，我們更會和美國公司合作，更不怕再發生類似情況。我們不害怕使用美國零部件，不害怕美國要素，不害怕跟美國任何人合作。但是，也可能一些公司沒有我們那么強大，可能會謹慎使用美國要素、美國成分，這些對美國經濟會有一定的傷害。但是華為不會，我們已經很堅強了，是打不死的‘鳥’。”

有人崇尚叢林法則，過分強調競爭。但其實叢林法則并不完全適用于人類社會，大多數時候、大多數情況下，人類面臨的問題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存。

這次下午茶，老任就說：“人類社會不是叢林法則，因為人類社會總是要合作共贏的，多種力量是制衡的。為什么要走市場經濟、不走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制衡會有浪費，但是通過制衡形成了有序的發展。這個社會上還有法律，還有制度，還有宗教，還有道德的約束，這些約束都會使得我們社會不走向叢林法則。社會還有《反壟斷法》，當獅子壯大到一定程度就不能讓它壯大了，必須要一刀劈成兩個獅子，維持社會平衡發展。”

陳黎芳董事也講到：“我也不喜歡用‘叢林法則’來形容人類社會，大家都知道最兇猛的動物獅子老虎沒有人打得過！為什么人類發展到今天？是團結、協作，這是永恒道理，不是叢林法則。”

特別是現在的網絡時代，公司與公司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復雜，互為依存性越來越強。華為、蘋果、英特爾、高通等等公司之間的關系很少是純粹、簡單、單一的關系，而是錯綜復雜的各種關系揉雜并存。有時互為客戶，有時互為供應商，有時是競爭者，有時是互補者，有時是合作者。所以很難用敵友關系來界定。敵人的朋友未必是敵人，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

敢對競爭對手窮追爛打的人往往太過自信，以為這市場上就兩個人或幾個人，把別人打死了自己就可封武林至尊了。這種心態下很難看到潛在進入者，更難看到更高維度的威脅。

當年日本腕表兩巨頭西鐵城和精工打得昏天黑地，每年投入巨資做研發，不斷地召開發布會，說明自己的手表比競爭對手走時精準多少多少，一個說我的手表只需要一年矯正一次時間，一個說我的手表只需要一年零一個月矯正一次時間。這其實已經大大超過消費者對于走時精準度的要求。不久殺出了個瑞士斯沃琪，把手表做成了時尚用品，一個多愁善感的意大利男人可以買七塊不同顏色的手表配合他每天不同的心情和著裝。

阿里和京東打得不可開交之際，突然殺出了個拼多多，野蠻成長，兩巨頭措手不及。

奧林巴斯和尼康打得不可開交之際，突然殺出了個手機，人們忽然就不用相機拍照了，轉而用手機拍照。

方便面怎么也想不到它的競爭對手竟然是外賣。這算是后者的兩個例子，三體降維打擊。我消滅你，與你無關。

這就是狂妄自大不謙遜的代價。

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的名著《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告訴我們：“人類歷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而歷史的第一個教訓就是要學會謙遜。一顆慧星可能會在任何時候飛得過于接近地球，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天體攪得天翻地覆，很可能會讓人類和跳蚤在煙霧和熱氣中窒息而死。”

人類面臨的環境的VACU程度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謙遜。對于一個企業來講，也是一樣，它面臨的環境的VACU程度越大，就越需要謙遜，就越需要對友商客氣些，越需要競合。

特別是高科技企業，說不定哪個科技發明就顛覆了整個行業，在泰坦尼克上打架是沒有意義的，只會死得更快。華為在某些方面已經全方位無死角地遙遙領先，但是它從來沒有揚言要打死任何一個友商，一直強調合作共贏。

華為是真的“怕美國公司賺不到錢”。方舟子的問法：“備胎如果好用，何必等到破胎了再用？怕美國公司賺不到錢？”他是作為一個反問句來問的，而實際上華為是真的怕美國公司賺不到錢。

老任接受采訪時一再強調“我們永遠需要美國芯片”，“我們不會排斥美國，狹隘地自我成長，還是要共同成長”，“在和平時期，我們從來都是‘1 1’政策，一半買美國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盡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還是高價買美國的芯片，因為我們不能孤立于世界，應該融入世界”，“他們能獲得批準的話，我們還是會保持跟美國公司的正常貿易，要共同建設人類信息社會，而不是孤家寡人來建設信息社會”。

這次下午茶，喬治·吉爾德就說：“如果中美真的從技術上被隔離，最吃虧的是美國。”他還說：“從歷史的角度看，現在僅僅是美國已經建立的技術地位受到了中國這個后來者的挑戰，美國想要反擊而已。我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無異于自殺。我認為，美國必須要處理好與華為的關系以及全球挑戰，這么說其實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對于中美科技方面的關系，老任用了河流的上下游這個精當的比擬，他說：“總體來說，美國的科學技術要比中國先進發達。中國畢竟是一個后發國家，中國在開放改革四十年來有了一定進步，美國是一、兩百年的進步，美國創新土壤等各方面都比較好。假設美國是上游，上游的水總要流到下游來。如果上游的水不流到下游來，下游就干枯了，但上游沒有下游也會枯竭，因為下游的市場對上游特別重要，科技脫鉤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

如果我們強調“自主創新”，還會讓其他國家誤會我們的意圖。現任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九年前（2010年9月20日）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證詞，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作用進行了評估，結論是“作為一個總體原則，我們應該采取較之以往積極得多的方式”。

其中一個論據就是，2009年11月中國發布了《關于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他認為“業已出現的一個麻煩趨勢是中國鼓勵國內或‘自主’創新的意向，而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國外創新和技術”。

當然就算我們不提“自主創新”，萊特希澤也不會放棄建議美國政府“應該采取較之以往積極得多的方式”。

就像這次下午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總統曾公開表示，如果能跟中國達成貿易協定，會重新考慮華為問題。很明顯，這不是國家安全問題，因為國家安全是不能用來交易的，這關乎的是其它問題。這場貿易戰必須結束，同時我認為貿易戰將很快結束，我也希望如此。”

不過既然這個提法既不正確又不符合我們的利益又會激怒某些巴不得找到更多理由遏制我們的人，我們不妨不提。人類的創新不是也不應該是封閉的產物。

去年四月，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清華大學主辦的學術會議上就講到連“兩彈一星”都不是封閉的產物，他說：“兩彈一星成功當然離不開舉國支持，更離不開奉獻精神，兩彈一星是奇跡，但同樣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觀因素有：一是前蘇聯的支持，二是不斷吸取當時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閉的產物，三是參與者的素質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勛科學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學經歷，其中16人擁有博士學位，他們都受教于民國時期的清華、西南聯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學風優良，他們與當時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離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內外距離要小，特別是錢學森當時接觸到了美國最前沿技術。科學有基本規律，上述三個客觀因素少了任何一個，特別是少了優質人才，不論主觀多努力，褲腰帶勒得多么緊，多么拼命奉獻，也不可能成功。”

民用項目和軍事項目還不同，兩彈一星只要搞出來就可以，沒有時效性，也不怎么需要升級換代，只要搞出來了就有戰略威懾力，有了和敵人同歸于盡的武器，敵人就不敢輕舉妄動。但是芯片等民用技術則不同，能不能獲得客戶、利潤，取決于研發的速度、產品的成本、質量，不開放合作，閉門造車，再怎么不惜一切代價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如吳老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國家意志應該是創造環境，培植基礎，而非親自去做逆襲的計劃，逆襲意志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并且是民企。基礎環境好了，極少數具有實力且有遠大追求的民營企業在時機成熟時，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擊。1980年代，韓國三星突入半導體以及中國華為近年局部突破，憑的都是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著，而非政府動員和公共資源的堆積。”

這也是為什么老任多次接受采訪時懇求大家多談談教育的原因。這次下午茶，老任再次講到：“我認為，中國現在的大眾創新雖然看起來蓬蓬勃勃，大部分是應用創新，是在世界平臺的基礎上在創新。如果離開世界這個平臺，我認為創新會有很大挫折。因為中國在基礎理論投入和基礎教育問題上還需要努力。”

老任反對“自主創新”，提倡開放式創新；反對“競爭對手”的說法，提倡友商競合；制定備胎戰略，而不是取代戰略。他的戰略、理論、思想、方向基于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就是企業、人類要生存發展必須開放、合作。

這個假設符合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所處的環境VACU程度越高，我們就越應該堅持開放、合作的假設，用它指導我們的方向、思想、理論、戰略。在中美關系、全球格局異常錯綜復雜、千鈞一發之際，我們更應該堅持開放、合作的原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團結盡量多的朋友，爭取盡量多的時間，國家、政府、黨派、企業、民眾各司其職，共克時艱。

就在幾天前，全球著名電信運營商沃達豐在西班牙的十五個城市正式啟用商用5G網絡，西班牙成為繼瑞士、英國后第三個開通5G商用服務的國家。華為是核心供應商。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人一時的決策不能阻止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順昌逆亡。

下午茶的最后，主持人請大家各說一句總結。老任說：“我認為，世界就是合作共贏。”

作者簡介：畢業于復旦大學，曾留校執教。后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供職近20年。個人公眾號：悟00000空。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