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時代2官網(文化新觀察丨新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出爐,透露哪些信息?)
石器時代2官網文章列表:
- 1、文化新觀察丨新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出爐,透露哪些信息?
- 2、十大考古發現哪個省份最多?古人類何時開始洞穴中用火?丨小測試
- 3、中國最早的龍窯、原始瓷器在何處?——追尋福建文明之光系列報道之三
- 4、那山,名叫賀蘭
- 5、東西問|梁繁榮:中國古老針灸如何走向193個國家和地區?
文化新觀察丨新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出爐,透露哪些信息?
國家文物局12月29日公布了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立項名單。這次評定工作于2022年4月啟動,從31家申請評定、62家申報立項單位中,最終確定19家評定單位和32家立項單位。至此,我國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建成55家,立項80家。
據介紹,評定單位是國家文物局經法定程序正式確認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能使用國家文物局發布的規范名稱。
立項單位是評定單位的培育對象,距離評定單位還有一些硬性條件和具體工作需要完善,還不能使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名稱。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自2010年啟動以來,逐漸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從一項行業內的工作到列入“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考古遺址公園受到各方廣泛關注。
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全貌航拍圖(國家文物局提供)
競爭無疑是激烈的。
“此次評定單位數量是歷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最多的一次。未進入最終名單的單位,有一些也僅僅是差之毫厘。”國家文物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本次評定結果呈現出哪些特點?
首先是深度展現本體價值。此次評定單位和立項單位在國家意義、歷史意義、文化意義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體現出中華文化鮮明標識,符合讓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成為中華文明精神地標的要求。
其次要充分實現社會意義。入選單位年代上限至舊石器時代,下限至明代,有聚落、城址、窯址、礦址、陵園、寺院等,分布于城市中心、城郊、鄉村、戈壁、綠洲等不同地理位置。保護利用模式因地制宜,融入城鄉發展,具有多樣性、創新性和示范性。
第三要突出發揮各自特色。19家評定單位中,均建有或在建遺址博物館、陳列館、展示館,考古研究保護、展示闡釋、管理運營等各項工作都相對突出,規劃實施路徑明確。32家立項單位也都設立獨立法人資格的專門管理機構,制訂建設發展目標,在考古、研究、保護、規劃落實以及展示服務建設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
這位負責人透露,目前的55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與我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數量相比,還不足以構成完整體系,很多類型還存在缺項或稍顯單薄。鑒于此,在2025年底前,將爭取組織開展第五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評定工作。
漢代海昏侯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國家文物局提供)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與一般公園有什么區別?考古研究工作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發揮怎樣的作用?
“鑒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深化認識的過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創建和高質量發展,應始終有機銜接考古研究工作。”國家文物局有關負責人說。
他表示,考古研究工作對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來說,一是發揮著基礎性支撐作用,考古遺址公園的價值認識、整體布局、內涵闡釋、保護措施、展示手段都要在充分考古和深化研究的前提下逐漸厘清,逐步實施。二是發揮著標識性指向作用,通過以遺址及其環境為主體開展考古研究,具備科研、教育、游憩功能,達到研究闡釋考古遺址、保護利用和文化傳承的目的,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區別于一般公園的最大特點,也是服務于公眾的最主要目標。
2021年10月,小朋友在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的考古體驗園繪制紋飾。(新華社記者 許雅楠 攝)
相比于普通公園,我們走進一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會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對國家而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有何意義?
事實上,公眾走進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蔚然成風。據統計,“十三五”期間,36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每年平均接待游客達4000萬人次。
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價值闡釋者和中華文明重要標識地,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人們可以通過觀摩考古現場、欣賞出土文物、消費文創產品、體驗考古發掘和文物修復,接受考古熏陶、歷史教育,深入了解遺址承載的文化與歷史,理解國家民族的發展歷程,探尋人類社會的過往與將來。
涓滴成海。每一次近距離的感知,每一次親手修復文物的體驗,匯聚起來便是古老文脈的代代傳承、生生不息。(記者 施雨岑)
十大考古發現哪個省份最多?古人類何時開始洞穴中用火?丨小測試
單選題(共10題,每題10分)
Q1.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哪個省份入選最多?
A. 貴州
B. 河南
C. 青海
D. 江蘇
答案:B
答案解析:
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4月13日揭曉,入選項目分別為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河南淮陽時莊遺址、河南伊川徐陽墓地、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吉林圖們磨盤村山城遺址。
河南雙槐樹遺址位置圖
其中,河南省以三處考古項目成為入選最多的省份。
Q2.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時代最早的是哪一處?
A.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
B. 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
C. 吉林圖們磨盤村山城遺址
D. 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
答案:D
答案解析:
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發掘區照片
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時代最早的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在全國范圍內十分罕見。
招果洞遺址位于貴州省貴安新區高峰鎮巖孔村招果組。2016-2020年,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進行了5個年度的考古發掘。
遺址堆積厚約8米,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在全國范圍內十分罕見。遺跡、遺物非常豐富,發現51處用火遺跡、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類活動有關的動植物遺存。
Q3.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時代最晚的是哪一處?
D.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
答案:C
答案解析:
東夏國時期遺物
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時代最晚的吉林圖們磨盤村山城遺址,為金末東夏國南京故址。
磨盤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們市,該城南高北低,城墻沿山脊、山腹修筑,平面呈闊葉狀,周長4549米。通過發掘,確認該城晚期為金元之際東北地方割據政權東夏國南京城故址,早期或與大祚榮“遂率其眾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國之城有關。
Q4.古人類何時開始在洞穴中用火?
A. 五千多年前
B. 一萬多年前
C. 一萬五千年多年
D. 七千多年前
答案:B
答案解析:
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40號火塘(HT40)
招果洞遺址的環境考古工作采用了地層沉積物代用指標和石筍古環境代用指標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類洞穴遺址內采集石筍進行古氣候復原工作,系國內首次,目前已經獲得其中幾根石筍的精確年代模型,并對石筍進行顯微觀察,發現石筍紋層內含有許多木炭碎屑,與文化層堆積中的用火強度高度耦合,推測系古人類在洞穴中用火的紀錄,最早可追溯到至少一萬多年前。
Q5.哪個遺址是中國先民適應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證?
A. 三星堆遺址
B. 鞏義雙槐樹遺址
C. 井頭山遺址
D. 舞陽賈湖遺址
答案:C
答案解析:
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出土海洋軟體動物貝殼
井頭山遺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鎮,臨近河姆渡、田螺山遺址,地處杭州灣南岸的四明山余脈與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帶,2013年在遺址所在原廠區地質勘探中被發現,總面積20000平方米。
發掘成果表明,井頭山是典型海岸貝丘遺址,具有濃厚而鮮明的海洋文化屬性,是中國先民適應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證,表明余姚、寧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的重要源頭區域,是中國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發現,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了精確的時空坐標;也為研究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的起源提供了寶貴材料。
Q6. 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糧倉城在哪里?
A. 河南淮陽時莊遺址
B. 鞏義雙槐樹遺址
C. 西安半坡遺址
D. 澠池仰韶村遺址
答案:A
答案解析:
河南淮陽時莊遺址地上式糧倉F5俯視照(上為北)
時莊遺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四通鎮時莊村,北臨太康縣。遺址總面積約10萬平方米,鉆探和發掘表明時莊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糧倉城,為研究我國古代早期國家的糧食儲備、統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貢賦制度等提供了絕佳的實物資料。
考古工作表明,遺址經歷了從早期兼具倉儲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專一的糧倉城,再到晚期廢棄的過程。從出土陶器反映的時代特征看,大致相當于嵩山地區的“新砦期”階段。系列碳十四樣品測年數據顯示,上述遺存的年代為公元前2000-公元前1700年左右,已進入夏代早期紀年。
Q7. 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時代為東漢早中期,那么土山二號墓的墓主最有可能是誰?
A.漢明帝劉莊(光武帝之子)
B. 楚王劉英(光武帝之子)
C. 光武帝劉秀
D.漢章帝劉炟(光武帝之孫)
答案B
答案解析:
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前室-東徼道(東南-西北)
土山漢墓位于江蘇省徐州市區云龍山北麓,共發現三座墓葬,《水經注》等記載為“亞父冢”,俗稱范增墓。一號墓規模較小,三號墓可能為廢棄墓葬。二號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發現至今,歷經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發掘歷程。考古發掘探明,土山二號墓的時代為東漢早中期,墓主以劉英可能性最大。
《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記載,劉英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39年)封楚公,兩年后進爵為楚王,二十八年(52年)就國彭城;明帝永平十八年(70年),因謀反被廢遷丹陽涇縣,第二年自殺,以諸侯王禮遇下葬。后于章帝元和三年(86年)改葬彭城。墓室中出土流行于1世紀中后葉的連弧紋銅鐵鏡,以鋪設木板作橫梁支撐的早期券頂方法等與墓葬時代相符,墓中出土銀縷玉衣、雙重漆棺均符合諸侯王葬制。尤其是墓石上發現多處“官十四年”紀年刻銘,恰為劉英就國之年,進一步證實墓主為楚王劉英。
Q8.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哪個考古發現中發現了葡萄籽?
A. 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
B.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
C.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
D. 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
答案C
答案解析: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金容器及裝飾品
科學發掘確認,2018血渭一號墓是青海熱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發現的布局最完整、結構最清晰、形制最復雜的高等級墓葬之一,考古人員由此首次掌握了吐谷渾陵墓形制的基本特征。
出土銀印章一枚,為方形,邊長1.8厘米,是由駱駝和古藏文組成,藏文經釋讀,大體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銅器以容器、鎧甲片、各構件上的銅飾等;鐵器以鐵甲胄,漆器有漆盤、甲片等,木器以馬鞍、小型斗栱模型為主。玉石器以裝飾的瑪瑙、琉璃珠、水晶和大量的黑白石片等。另外祭臺上的漆盤內發現未炭化的葡萄籽若干。
墓葬發現的墓園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結構、壁畫、彩棺,還有出土的大量精美遺物等,對研究唐(吐蕃)時期熱水地區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國與少數民族關系史、絲綢之路交通史、物質文化交流史等相關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Q9.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哪個考古發現中的牛車內有植物遺存?
A.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
B. 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
答案解析:
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 中兆村M100牛車內植物遺存
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2020年,考古發掘了三座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出土共計278件隨葬器物以及土雕建筑、壁畫。
本次考古發現的三座墓葬,規模巨大、形制特殊、結構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畫且皆為兩室以上的大墓,應是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
隨葬器物有陶罐、陶井、碓房、陶倉、牛車、虎子、陶雞、陶狗、武士俑、鼓吹儀仗俑、陶馬等共計198件。其中陶倉、牛車中含有大量的可觀察到的植物遺存。
Q10.西藏阿里地區桑達隆果墓地有體現中原地區文化傳播的痕跡嗎。
A. 有
B. 沒有
答案:A
答案解析:
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出土木俑
桑達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見探索西藏西部早期喪葬習俗最系統的墓葬材料,反映出當時、當地先民們,有同時隨葬明器、實用器兩類器物的傳統,以及隨葬食物和毀器的習俗。體現了以札達縣為中心,來自于其西部、東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傳播至此的痕跡。
你答對了幾題呢?
資料來源:國家文物局
編輯 王曉琳 校對 柳寶慶
中國最早的龍窯、原始瓷器在何處?——追尋福建文明之光系列報道之三
貓耳山窯址群遺址出土的陶器。(浦城縣博物館供圖)
苦寨坑窯址群遺址。(永春縣博物館供圖)
裹挾著先人的珍貴記憶,從蒙昧混沌中走來,福建先民從舊石器時代的原始狀態,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發揮聰明才智,就地取材,制作陶器、瓷器,并且伴隨著需求多樣、技術升級,創造出令人驚羨的中國最早的龍窯、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0多年前,閩西漳平奇和洞,福建先民把取自腳下大地的土壤,經過水的凝聚、手的捏造和火的燒煉,制作成一件件陶器,完成了一次從無到有的偉大嘗試。
4000多年前,閩北浦城貓耳山,被稱為“中國龍窯鼻祖”的窯爐第一次有了長條形的窯爐形態,大量燒制出的黑衣陶以其過硬品質和美觀外表,成為先民們的“流行爆款”。
3000多年前,閩南永春苦寨坑,龍窯的爐火熊熊燃燒,出窯的原始瓷器成為當時統治階層用以炫耀的奢侈品——這是目前已知的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多年前,“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的建陽水吉建窯和“中國白”德化窯揚帆海上絲綢之路的伏筆,更是在福建的上古時代就已埋下……
“瓷器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貢獻,代表了中國智慧、中國創造與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等學者編寫的《考古中國》一書如是論述。
今天,當我們沿著歷史長河向上溯源,在歲月的岸邊與考古發現的福建史前陶瓷相遇,那欣喜映入眼簾的陶瓷光澤,正是閩人智慧的閃爍,也是福建文明初始的模樣。
陶器:從實用之物到審美承載品
學術界一般公認,陶器的發明是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制陶技術的提高,也助力人類提升生存本領、生活質量,在蒼莽大自然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
漳平奇和洞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里出土的陶器,燒制于10000年至7000年前,包括了罐、釜、盆、缽等。早期陶器質地以夾砂陶為主,多灰色,后期陶器紋飾種類增多,繩紋與刻劃的方格紋、網格紋成為主流。
這說明,人類的審美意識在萌芽。陶,在作為生產生活工具的同時,也漸漸被先民賦予藝術屬性。
當代文藝理論家朱狄在論及早期藝術時指出:“藝術是具有多種特質的、單純化了的客體,雖然早期藝術品和工具一樣由物質材料構成,但卻與工具不同。早期藝術的物質材料的特質已被融化到形象之中。”
捧起一抔泥土,先做成一個圓形的陶餅,然后在略凸的背面捏出人面形圖案——靠上部略凹的兩眼、靠下部有略凹陷的嘴、中間是微凸的鼻梁、左右兩側稍微突出的部分表示雙耳,捏好后再進行燒制。這件在奇和洞發現的陶制人面形藝術品,距今9000年到7000年。
這是我們祖先的一次自我凝視:生命和心靈,以及全無雜念的想象,在雙手中表達和傳遞。今天,當它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試圖從中讀懂先民們的思想、感情,思考他們曾經的思考——生命的本源是什么?人類何以為之人類?
福建博物院研究員范雪春認為,奇和洞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裝飾藝術品,已經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承載了先民對美的追求。早期藝術創作是一種原發性能力,也是導致后來人類審美意識產生的根本原因。
《說文解字》中這樣記載:“文,錯畫也,象交文。今作紋。”
不僅僅是奇和洞,斷發文身的福建先民,早早就把對“紋飾”的審美偏好融入到了陶器的制作中,“印紋陶”成為福建史前陶器的一個重要特點。
距離奇和洞約150公里的明溪縣城關鄉南山遺址(距今6000年至4300年),文化遺存豐富,共分為五個文化期。從第二期遺存開始,就出現了曲折紋、漩渦紋等印紋紋樣的陶器;到第三至四期,陶器的印紋種類逐漸豐富,包括回形加點紋、柵籬紋、方格紋、葉脈紋、席紋等。
“南山遺址的陶器紋飾非常豐富。”范雪春解釋,“這表明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南山先民開始了對美的追求。”
長期以來,由于分布廣泛、影響持久,南方地區印紋陶的發生、發展等問題,受到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
從時間上來看,南山遺址的陶器充分反映了早期印紋陶的起源和發展變化軌跡,為研究南方地區印紋陶的起源演變提供了重要證據。
從空間上來看,除了閩江上游的明溪南山遺址等,位于閩江下游的曇石山遺址,同樣發現了大量的印紋陶——陶器表面拍印有曲折紋、繩紋、方格紋、葉脈紋、波浪紋等。
這些幾何形的紋飾,究竟來源于閩族先人對于蛇的圖騰崇拜,因而對蛇紋進行模仿?還是由于緣水而居,對日日可見的水波紋路進行描摹?今人已無從得知。
但我們卻可以從考古發現中,清晰地觸摸上古時期閩人制陶工藝沿革的脈絡——在早期印紋軟陶的燒制之后,距今4300年左右,曇石山人燒制出了印紋硬陶。
所謂印紋硬陶,是新石器時代集中分布于我國南方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的一種表面為幾何形紋飾圖案的陶器。這種陶器要比普通陶器更加堅硬細膩,燒成溫度也比一般陶器要高,所以燒制這類陶器在技術上要求也更高。
望之紋樣繁多工整,叩之發出金石之聲。在浦城貓耳山、武夷山葫蘆山等地出土的商代左右的黑衣陶,表面有著一層類似釉的黑色物質,光澤引人注目。黑衣陶雖然還屬于印紋硬陶的范疇,但其實已經是一種印紋硬陶向原始瓷器過渡的形態。在制陶技術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閩人制作出的陶器也越來越美觀大方。浦城縣管九土墩墓群出土的西周時期印紋硬陶代表了福建陶器發展的一個高峰。
“福建從陶到瓷的發展過程中,有著印紋陶、印紋硬陶這樣一個十分完整的過渡環節,這成就了福建陶瓷起源、發展獨特的文化序列。”閩江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黃運明告訴記者。
浦城貓耳山窯址群:中國龍窯之祖
“生在選土、長在成型、死活看燒成”,這句行話形象道出了窯爐作用。伴隨陶器生產的需要,在日復一日的燒造過程中,先輩工匠們也在不斷琢磨著,如何讓窯爐溫度更高、容量更大、冷卻更快?
從無窯平地堆燒式的原始燒制階段到有窯爐的穴窯,窯爐逐漸從地下發展到地上,燒造工藝在數千年的沉淀與探索中不斷改進。特別是龍窯,這種窯依山勢而建,由于狀若一條俯首而下的巨龍而得名,具有窯床長、裝燒面積大、產量高、火焰流通均勻、冷卻快的優點。
那么,福建是否有龍窯?如果有,在何處?過去,受制于考古發現的稀缺,很難回答這些問題。直到2004年一次配合高速建設需要開展的考古調查,讓“中國龍窯之祖”重見天日。
觀察位于浦城縣仙陽鎮的貓耳山窯址群,可以想見,福建先民因地制宜,依托南方多山地的地形特征,率先試水建造形態更高級的龍窯。這里出土的全國年代最早的龍窯,讓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燒造變成了現實。
2004年,為了配合京臺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設,考古人員沿線先期開展了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在浦城縣仙陽鎮下洋村貓耳山上,發現幾何形印紋硬陶片俯拾皆是,隨后證實了這里存在商周時期人類活動遺址。
2005年9月,對貓耳山遺址開展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留下了福建首次高速公路為文物“讓路”的佳話。探究其背后原因,卻是來自于發掘工作接近尾聲時的一個意外發現。
此前,由于遺址分布面積達100萬平方米,考古隊率先對高速公路即將動工的三處遺址展開發掘。在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居住區和墓葬區之后,考古隊的工作大致完成。高速建設者按原計劃進駐,開始初步施工。可就在此時,考古人員意外在東部山凹低部一處新開小路的斷面發現了許多陶片,其間還夾雜著灰燼和紅燒土塊。由于遺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隊員們聯想到此處可能有窯址作坊,隨即展開發掘。
接下來的發掘成果令考古工作者感到驚艷:9座各種類型的窯爐相繼出土,特別是其中還有由火膛、火道、窯室和煙囪組成的長條形窯爐——結構完整,已具備龍窯的要素。根據最新的測年數據,貓耳山出土的長條形窯爐距今4000年左右,堪稱“中國龍窯之祖”。
按照常規程序,在對古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完成文物提取記錄等工作后,考古隊要將土地移交給建設方施工。考古隊員們不由心急如焚:難道為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毀掉珍貴古跡?他們連夜起草文件,呼吁上級支持高速公路改線以保護古窯群。
2005年底,國家文物局派出考古專家組趕赴貓耳山考古遺址現場。專家組成員、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在現場勘察后指出:貓耳山發現的9座窯爐,結構清楚規模較大,保存完整,全國罕見,屬重大考古發現。高速公路建設是有價的,貓耳山窯群屬于珍貴遺跡,是無價之寶。“有價”讓“無價”,夏商窯群應原址保護,列入“國保”單位,開展保護、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很快,在接到專家組意見和文物部門報告后,高速公路建設單位與文物、考古、公路設計專家研討之后變更設計圖,增加數千萬元投資,將高速公路改道2000米,整體往東移了30多米,繞過了窯址群。
貓耳山遺址考古發掘領隊、文博研究員鄭輝認為,貓耳山窯址群分布集中、規模較大、窯形多樣,其間還有疊壓、打破關系,為研究我國早期窯爐,特別是龍窯的起源和發展演變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了“龍窯之祖”的貓耳山窯址群,獲評200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學術界一般認為,世界上的龍窯技術起源于中國,傳播于東亞,而福建則是中國龍窯的重要起源地。
黃運明說:“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開始,專業的制窯爐就已經出現。貓耳山龍窯的發現,反映出窯爐在發生發展過程中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為原始瓷器的出現以及后來成熟瓷器的燒制提供了技術基礎。”
位于武夷山市興田鎮的葫蘆山遺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商時期窯爐遺址,向人們清晰呈現了福建史前窯業技術的肇始與發展。葫蘆山出土的陶窯大都為橫穴式,窯坑平面呈“8”字形,個別窯室呈圓形或長方形。部分窯室結構比較復雜,其中一座窯爐有環窯壁的兩條弧形火道,中間還有一條直火道,使火能更均勻地觸及窯室的各個角落,有助于提高燒造陶器的成功率。
專家認為,葫蘆山遺址的發現與浦城貓耳山遺址的發現相互印證,說明這一時期閩北已形成了多個陶器燒造中心,也揭示了陶器燒造技術從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過程,為原始瓷器的出現奠定了技術基礎。
永春苦寨坑窯址群: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陶瓷的制造是一門時間的藝術——要等土干、等火旺、等水涼。伴隨著陶窯建造技術的提高,先民們逐漸找到了燒制原始瓷器的辦法。
所謂原始瓷器,是陶器向瓷器過渡階段的產物,以瓷土作胎表面施高鈣釉,經高溫燒成。今人觀之,是“原始”,但在當時,可謂最先進的“高科技”。
原始瓷的釉,原料為單一的草木灰,窯工們或許是在無意間摸索出,把以草木灰為原料的釉施于坯件上,在燒成過程中會有神奇的功效。這種樸素的觀念成為窯工們習以為常的操作守則,并形成燒制原始瓷的選擇。
今天的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先民們是如何建窯、作胎、燒制原始瓷器,只能在考古發掘的歷史遺存中去追尋先民智慧演進的軌跡。
靜靜伏臥在苦寨坑山坡上數千年的原始瓷窯,長條形的窯身傾斜向上延伸,好似蛟龍游走于山間。如果沒有考古發掘,苦寨坑只是一處位于永春縣介福鄉的不起眼小山坡,海拔600多米,坐落于偏僻山間小盆地邊緣。
2007年傍晚的一個電話,打破了苦寨坑數千年的平靜。
泉州市博物館館長陳建中回憶,自己當時還帶隊在外考古,突然接到同行來電,說一位收藏愛好者在永春介福的柑橘園發現了大量古代陶瓷碎片,可能有一定價值。
就這樣,一批發現于柑橘園的陶瓷碎片,撩開了永春原始瓷器神秘面紗的一角,且和“永春蘆柑”一樣美名遠揚。
2007年10月,陳建中作為泉州市考古隊隊長組織人員前往苦寨坑進行現場調查,采集了許多陶瓷標本,送到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做“PIXE”(質子激發×熒光能譜)檢測。結果顯示,標本中鐵、氧化成分與原始瓷器中的含量比較相符,從而判定是原始瓷器。
由2007年開始,苦寨坑的發掘一直在持續進行。
2015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福建博物院聯合泉州市博物館、永春縣博物館再次對苦寨坑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約350平方米,共出土了9條保存較好的龍窯遺跡和大量原始瓷器。經碳14年代測定,窯址距今3800年到3400年,相當于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將中國燒制原始瓷器的歷史向前推進了200年。
這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燒制原始瓷器的窯址。
“窯爐的建造在窯業技術中屬于最關鍵、最核心的技術。”苦寨坑考古發掘領隊、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羊澤林介紹,“苦寨坑原始瓷器窯址群的發現與發掘,是中國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瓷器出現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原料的選擇、燒成技術的改進和溫度的提高、高溫釉料的發現與使用。
苦寨坑窯址完全符合上述三個條件。聰明的先人巧妙憑借自然山坡來建造拱形頂,從而與地面形成傾斜的角度,火焰由下部的窯頭平行流動至上部的窯尾,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快速升溫。正是由于龍窯具有建筑方便、裝燒量大、燃燒溫度較高、火焰流通均勻的特點,因此特別適合燒胎體較薄、高溫下黏度較小的原始瓷器。
許多學者認為,原始瓷器的燒制成功與龍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苦寨坑遺址的發現發掘,讓今人得以一窺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一探中國瓷器文明發祥地是如何燒制瓷器的。
苦寨坑窯址的發現轟動一時。2016年1月16日,來自故宮博物院和福建、上海等省市的眾多考古專家共同前往實地考察,一致認為:苦寨坑揭露的9座燒造原始瓷器的窯爐遺跡大部分保存較好,結構清楚,層位關系明確。這一發現填補了福建地區早期龍窯發展的缺環,是研究我國早期龍窯起源及其演變序列的珍貴實物資料。
此后,苦寨坑窯址群獲評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目前,苦寨坑窯址群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福建史前陶瓷文化史仍有重重迷霧等待今人撥開。
根據已有考古材料,在晉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晉江、惠安等地的青銅時代遺址,都發現了大量與苦寨坑窯址產品相同的原始瓷器;與此同時,在閩江下游、九龍江下游的青銅時代遺址中也有發現。
這些遺址發現的原始瓷器是否都是苦寨坑窯址生產的?如果是,這些瓷器3000多年前的傳播路線如何?
不同流域的聚落之間是不是存在一種商業貿易行為,他們是如何交易的?苦寨坑原始瓷窯址群規模宏大,生產出來的產品去了哪里?
“撥開這些歷史的迷霧,還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時間和汗水。”作為2015年苦寨坑遺址考古發掘的領隊,羊澤林出言謹慎,深感重任在肩。
給歲月以文明,也給文明以歲月。蘊藉閩人智慧的陶瓷燒制技術世代傳承,陶瓷產業到今天也還是永春及其相鄰德化縣的支柱產業。薪火相傳自遠古時代的陶瓷工藝已成為一個文明的符號——瓷·China·中國。
當今天的我們去尋訪龍窯的前世今生,從苦寨坑原始瓷窯址往山坡下走不遠,就是現在仍在使用的一處龍窯——東月窯。山上山下,窯火生生不息,短短一段下山路,蹚過三四千年的時間河流。
千載光陰,在陶瓷燒成的一瞬間凝固成了永恒。
跨越山海:福建瓷與“最早的中國”相遇
在苦寨坑先民燒制出大量原始瓷器的同時期,中原正處于青銅時代,鑄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
與中原地區發達的青銅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交替之際,福建的先民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資源優勢,不斷總結制陶經驗,改進窯爐技術,最終燒制出原始瓷。
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福建自夏代中期閩南苦寨坑窯址可以生產出原始瓷器開始,閩北武夷山竹林坑也在商周時期生產出了原始瓷器。
“福建瓷器起源的年代還可能比夏代中期更早,還可以往前推。”羊澤林分析道,“從現有出土標本來看,已出現成熟的窯具墊餅,并采用疊燒、套燒等先進燒造工藝。因此,無論從窯爐建造技術還是制瓷、燒造工藝來看,還有可能發現更早的原始瓷器窯址。”
福建,在先秦時期已成為中國最早生產原始瓷器的重要地區。
原始瓷器一誕生,就憑借青綠如玉的釉色、堅硬細膩的胎質,贏得當時中原地區上層人士的青睞,成為統治階層炫耀的奢侈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講述了河南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故事。書中展現了二里頭作為夏代都城的恢宏風貌:面積達300萬平方米,是當時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擁有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體現了國家文明和天下觀念,堪稱“最早的中國”。
正是在被譽為“最早的中國”的二里頭夏都遺址,考古工作者驚奇地發現了許多精美的原始瓷器。這些原始瓷器多發現于宮殿和高等級貴族墓葬中,且在陶瓷器物的總數中所占比例極低,其珍貴程度不言而喻。
不僅如此,在陜西西安一帶出土的許多西周時期大墓中的原始瓷器,和福建武夷山竹林坑窯址西周時期生產的原始瓷器也十分相像。
大部分學者認為,北方地區的原始瓷器是從南方傳播過去的。因為,北方地區年代最早的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原始瓷器化學成分具有南方瓷石高硅低鋁的特征;并且,原始瓷器的發現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地區,長江以北地區發現相對較少,而且沒有發現燒造原始瓷器的窯址。
這是一次青銅器與原始瓷器的相遇,更是一次青銅時代北方文明與南方文明的交匯。
這些原始瓷器具體來自南方何處?一直是學界關注探討的熱點問題。永春苦寨坑原始瓷器窯址群的發現,成為一個有力的考古實證,說明福建的先民在夏代就已擁有了燒制出大量高品質原始瓷器的先進生產力,具備向外輸出的條件。
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之間在青銅時代究竟發生過怎樣的互動和流轉?
帶著這個疑問,我們來到了史前陶瓷高度發展的南平市浦城縣。
位于福建北大門的浦城,自古就是閩浙贛三省襟喉,仙霞古道的必經之地,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作為福建與江浙、中原聯系的主要通道。發源于北部武夷山脈和仙霞嶺支脈處的南浦溪穿城而過,匯入閩江上游。而貓耳山、牛鼻山、龍頭山等多個史前重要考古遺址正是分布于南浦溪沿岸,與浙南共同形成了一個大的史前文化圈。
福建史前陶瓷文化以其先進性和開放性,不僅對周邊省份形成了影響,而且猶如層層蕩漾的漣漪,向更遠的北方傳播。
福建與二里頭遺址,一南一北,相距遙遙,原始瓷器如何運輸?
答案,隱藏在閩山閩水的地圖里。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武夷山-玳瑁山橫亙西北,鷲峰山-戴云山-博平嶺縱貫閩中;閩江、九龍江、汀江、晉江等河網自成體系,蜿蜒流轉于群山之間,緩緩匯入大海。而福建大大小小的瓷窯,都位于靠近河道溪流的小山坡上。
“一水二火三瓷土。”永春縣博物館的康桂清告訴記者,遠古先民要想燒出瓷器來,必須地下有瓷土資源,山上有可以燒柴火的林木,附近還要有河道或者溪流,苦寨坑就具備了這些條件。
河道、溪流的存在不僅為瓷器的燒制保障了水源,更為后期的運輸提供了便利。在主要以水運為交通方式的古代,對于陶瓷這一類易碎品來說,水運更是上上之選。
正是基于這樣的實際,有學者提出了這樣一條夏商時期福建瓷器北運的路線:先經過閩北的仙霞古道,進入贛江支流信江的上游地區,后沿信江向西順流而下至鄱陽湖入長江,再沿江向西北行,到達夏商時期江漢平原重要的核心聚落盤龍城,然后以盤龍城為中轉站,再北上運送至鄭洛地區,到達二里頭夏都。
與此同時,中原文化也經由同樣的路線南下,影響福建。閩東黃瓜山文化陶器上出現的青銅器云雷紋,閩南浮濱文化的青銅牙璋,閩北牛鼻山文化的三足陶鬶……這些文物都穿透千年歷史的滄桑,向今天的人們訴說著青銅時代中原與閩地文化的雙向交流交融。
清風拂明月,山海有相逢。
于“最早的中國”,遇見福建領先于同時代的陶瓷文化,那是在“滿天星斗”的中華文明之中,綻放著的別樣華彩!(記者林蔚 段金柱 趙錦飛 陳夢婕)
來源: 福建日報
那山,名叫賀蘭
【中國故事】
作者:陳育寧(著名民族史專家,寧夏大學原黨委書記、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雨過彩虹升起,天空更加湛藍清新。站在銀川平原遼闊的大地上,向西眺望,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脈靜靜地臥在那里,似一條蔚藍色的屏風,豎立在荒漠戈壁與平原綠洲之間,把兩種不同的景色分開。再久久地望去,忽然會覺得那靜臥的山巒舞動起來,像群馬呼嘯著奔馳向前。這是何等壯觀的圖景!四季不同時間里,這里的景色會變幻萬千,無論你何時佇立于此,都會思緒潮涌,不忍離去。
這座山叫賀蘭山。
鳥瞰賀蘭山資料圖片
壹
真是難以想象這座山有多么古老。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這座山經歷了20多億年地史的演變,從一片浩瀚大海中,接受了巨厚的沉積,歷代地層層層疊加、擠壓、褶皺,最后在喜馬拉雅運動的作用下,形成了今日的賀蘭山。如今在山谷中隨處可見山體上一道道緊挨著的褶皺,記錄著那驚天動地的變化。
當人類認識和記錄這座山時,已到了距今2000年左右的時期。
漢武帝時,北擊匈奴,再一次將軍事力量延伸到賀蘭山地區,在賀蘭山東麓設立了北地郡管轄的廉縣。《漢書·地理志》記:“廉縣,卑移山在西北。”廉縣西北的卑移山就是賀蘭山。
“賀蘭”這個名字是何時出現的,是什么意思?
《晉書·四夷列傳》記載,在匈奴的眾多部落里,有一個叫“賀賴”的部。后來的學者考證,“蘭”是“賴”的轉音。因為匈奴賀賴部在賀蘭山一帶駐牧活動,久而久之就將原來的卑移山稱為賀蘭山。到了隋代,賀蘭山的名稱終于確定下來。
唐朝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志》對“賀蘭”做了這樣的解釋:“山多樹林,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賀蘭。”所謂“北人”是指北方游牧民族,“賀蘭”意為像青白色的馬。原來“賀蘭”一詞是“胡語”,即北方游牧民族的語言,但它卻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流傳至今,如今不僅是山名,也是寧夏的一個縣名。少數民族文化融入各民族共同的社會生活中,傳承下來,這是一個實例。
讓賀蘭山熠熠生輝的不僅是帶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這個名稱,更在于它蘊含的文化的內涵。遠古,那些駐蹕在賀蘭山各條山溝里狩獵和游牧的先人們,不僅靠著大山的采集和泉水養活著自己,而且還把自己內心世界的所思所想和追求,想象成藝術形象和各種圖案,鑿刻在堅硬山崖的石壁上。后來的人們,模仿著他們的先輩,不斷在賀蘭山的石壁上鑿刻著各種圖案,把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想象、他們的情感和對賀蘭山的崇拜一直保留到了今天。這就是先人們留給人類的一筆重要文化遺產——巖畫,賀蘭山因為有了各式各樣的巖畫而靈動起來。更讓人難以想象的是,幾乎在遠古的同一個時代,世界不少地方都出現了相類似的巖畫,他們似乎是相約而為,共同用巖畫這種語言來表達思想情感、崇拜追求。
我國歷史上雖然有過對巖畫星星點點的記載,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去發現、去研究,卻是很晚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寧夏在開展文物普查的時候,發現了在賀蘭山的各溝口有不少巖畫分布點,后來發現越來越多,內容形式特別豐富,引起了國際巖畫學界的高度關注。從此,賀蘭山向世界展示了獨特的巖畫王國的面目,國際巖畫委員會兩次重要的現場觀摩、研討交流會議,就在賀蘭山下的銀川舉行。
20世紀80年代,藝術家韓美林第一次踏足賀蘭山下,就被古老神秘的賀蘭山巖畫深深打動。此后,他多次來到這里,觀摩巖畫,汲取靈感。他在《蘭山天書》中云:“賀蘭山險入層云,萬古長風動鬼神。石器為符巖作紙,摩崖鑄畫史留魂。”他停住腳步,繼杭州、北京建立的“韓美林藝術館”之后,把第三座藝術館建在了與巖畫為伴的賀蘭溝溝口。2015年12月21日,他在開館儀式上,深深地向賀蘭山鞠躬,感謝賀蘭山及山上的巖畫為他開啟了藝術創作的新階段。遠古文明與當代藝術在這里連線,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和生生不息在賀蘭山再現風采。
貳
賀蘭山依傍著黃河,山溝里的泉水、山前洪積湖及黃河之水養育了山前的平原及先后來到這里從事狩獵放牧和農耕勞作的人們,他們依水而居,生命有了保障,也有了創造文明的條件。就在賀蘭山東麓約30公里、黃河東岸的水洞溝,發現了2萬多年前舊石器時代的“河套人”文化遺址。創造舊石器文明的河套人與創造巖畫的賀蘭山人,他們選擇的共同家園就在賀蘭山下、黃河之濱。
早從秦漢開始,賀蘭山以東的黃河兩岸,大量的內地移民至此戍邊,他們帶來了中原的農耕技術,又致力于利用黃河優勢引水灌田,世代相傳,終于把這里開發成富饒的綠洲。因為有賀蘭山的護衛,才有了銀川平原富庶之地,正如唐朝詩人韋蟾所稱頌的“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
賀蘭山西側,曾經是匈奴、鮮卑、突厥、黨項、蒙古等眾多游牧民族馳騁過往的大漠荒原。他們往往跨過山口,越過邊墻,富饒的綠洲也是他們向往的地方。
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與中原遷徙而至的農耕民族,常常在這一帶集中,或友好往來,或相互征戰,目的都是要取得相互間經濟文化的聯系,以補充和滿足各自的需要。天然的賀蘭山、黃河,還有人造的長城,都不能阻隔這種交往交流,這一線反而成為各民族的交融線,農耕與游牧,都在這一線駐扎下來,因為他們越來越覺得相互都不可缺少。
在賀蘭山蘇峪口的山溝里,有一座佛教寺廟叫靈光寺,門前的說明牌上介紹說,“靈光寺原為西夏皇家寺院,后因地震而毀”,現在的寺院是以后重新修建的。由此可見,那個時候,佛教文化已在這里得到傳播。一位守山人告訴我,就在靈光寺之側,至今還留存一條古老的驛道,雖然不再使用了,但山里人給它起了個現代名字“銀巴古驛”,即連通大山東西兩側的通道。在這條古老的驛道上,曾發現過一枚唐代的錢幣。守山人推測,當年的絲綢之路,可能會有很多條走向大致相同的支線,這條驛道會不會是其中的一條?唐代的錢幣是不是絲路的遺留?
公元十一世紀初,建立西夏國的首領們毫不猶豫地將帝王陵園建在賀蘭山腳下,他們對這里是風水寶地深信不疑。其實,賀蘭山賦予他們的是早已在這里形成氣候的中華文化之風。當世人說,黨項人建立的西夏政權,“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西夏陵也是仿宋陵而建。中華文化乃立國之本,它將多元歸為一體,西夏概莫能外。
清朝初年,清廷允準蒙古和碩特部的部眾,自新疆移牧于賀蘭山以西的阿拉善地區,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設置了直屬清廷理藩院管轄的阿拉善和碩特旗。阿拉善設旗以來三百余年,不僅擔負著守護北疆的重任,也一直保持著和賀蘭山以東寧夏地區各民族的密切往來。大山兩側的人們一直像走親戚一樣,你來我往,他們對賀蘭山都懷著同樣敬仰、感恩和崇拜的心情。阿拉善的蒙古族同胞,視賀蘭山為帶來溫潤和福音的神山,精心呵護。在阿拉善境內的賀蘭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生態。賀蘭山還是阿拉善地區的佛教圣地,深山之中的廣宗寺、福音寺是內蒙古西部地區規模最大、名望最高、建筑最美的兩座藏傳佛教寺廟。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在這一帶深深感受到衣食住行、禮儀習俗、語言娛樂中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終于成為水乳交融的一體。賀蘭山聯結著各民族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命運,賀蘭山在這個共同體的大家庭中,就是團結和統一的象征。
叁
從賀蘭山蘇峪口溝口向西望去,在夕陽的輝映下,山形呈現出一尊睡佛的形象,睡佛被一層金邊包裹,剪影顯示出睡佛面仰天際,有突出的“眉骨”和“鼻梁”,還有微合的“嘴唇”,好像一位安詳臥睡的老人。守山人驕傲地說,這是帶來吉祥和好運的天相。
賀蘭山真的很神奇。地理學家指著中國地形圖說,如果把南北走向的祁連山、賀蘭山、呂梁山這三座山和東西走向的秦嶺連在一起,就呈現出一個“山”字,賀蘭山就是這個“山”字中間豎寫的那一筆,這一筆,注定了賀蘭山在中國內陸山形格局中的獨特地位。賀蘭山東麓的銀川,則被認為是中國大陸的地理中心。
這塊風水寶地不僅是人類的家園,各種動植物也樂于棲息于此。松樹、山楊、白樺等數百種植物,分布于山前山后;馬鹿、獐子、盤羊、青羊、巖羊等一百余種動物,奔走在山崖、山澗,他們無憂無慮地生長生活在賀蘭山這個多種生物共存的美好樂園里。
賀蘭山還是一座資源的寶庫。公元1272年,馬可·波羅穿越西夏舊地,他發現賀蘭山北部有一種黑色的“會燃燒的石頭”,這就是著名的賀蘭山太西煤。如今優質的太西煤遠銷世界各地,成了寧夏的品牌。相傳,賀蘭石是女媧煉石成功后的第一塊補天石,其光澤柔潤,質地細密,幽藍的色澤中“碧綠”嵌入,自然生成一體,成為制作硯石的極品。
為什么從古到今人們留戀賀蘭山?因為賀蘭山巍峨起伏,巒峰連綿,用自己寬闊的胸膛和背部,呵護了寧夏平原,為大地奉獻了一塊珍珠般的綠洲;因為賀蘭山的幾十條山溝,把大山兩側各民族的人們緊緊相連,打不散,分不開,誰也離不開誰;因為賀蘭山不僅是寶藏豐富的一座富礦,還是底蘊豐厚、充滿靈氣的精神家園。寧夏平原的人們稱賀蘭山為父親山,阿拉善的同胞視賀蘭山為神山。只有走近它,仰視它,才能深刻感受到賀蘭山在人們心目中,有何等崇高的地位。清晨或者黃昏,風雨或者霜雪,向西眺望,靜靜地看山,看山頂云卷云舒,看山上色彩變化,歷史現實,家國情懷,都會和賀蘭山緊緊聯系在一起,都會有一番心靈的對話。
啊,那山,名叫賀蘭。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4日1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東西問|梁繁榮:中國古老針灸如何走向193個國家和地區?
中新社成都5月3日電 題:梁繁榮:中國古老針灸如何走向193個國家和地區?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英國倫敦有上千家中醫針灸館,美國紐約一次針灸費用可高達500美元……作為中醫藥走向世界最閃耀的名片之一,中國針灸已在全球193個國家和地區使用。中國針灸發源于何時,為何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重視?為什么不能僅用西方的研究體系論證針灸?如何用現代科學向世界證明穴位與經絡存在?世界針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國家重點學科針灸推拿學學科帶頭人、成都中醫藥大學針灸學首席教授梁繁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作出深度解讀。
現將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針灸起源于何時?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又經歷了哪些變遷?
梁繁榮:作為針法和灸法的總稱,針灸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醫療、生活生產實踐中產生的傳統醫學方法。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中國考古工作者曾發現一種由特殊石頭做成的工具,可以消減病痛、按摩排毒。這種被稱為砭石的石器是目前有考古實證的最早的針灸工具。
針灸的發展始終與時代科技緊密結合。原始社會主要采用砭石、竹針等針灸工具治療病痛。殷商時期,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提高,青銅針開始作為針灸針具被廣泛使用。目前出土的青銅針材質較砭石更鋒利,但韌性較差。
春秋戰國時期,伴隨鐵具出現,人們將鐵做成不同形狀的針具。隨著諸子百家的文化繁榮,針灸開始從臨床實踐上升到擁有完善的理論體系。《黃帝內經》記載了豐富的針灸治療方法,并流傳至今。
2013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920余支醫學竹簡、50枚木牘以及帶有“心”“肺”等線刻小字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在這些醫學竹簡中,“敝昔”二字多次出現。經過考證,“敝昔”為“扁鵲”通假字,部分醫書極有可能是失傳了的中醫扁鵲學派經典書籍。而出土人像高約14厘米,五官、肢體刻畫準確,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經穴人體醫學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該人像所描繪的經脈包含正經9條、奇經1條,時間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醫書《帛書·經脈篇》之后、《黃帝內經》之前,對研究中國早期經絡學說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隨著科技進步,針灸產生了不同的診療方法,灸的材質也更為豐富。明清時期,不僅艾條灸取代了艾炷灸,針也朝著無痛的方向發展。這一時期西方醫學傳入,針灸開始與現代醫學相結合。新中國成立后,針灸現代化、國際化更是使其發展步入快車道。
明代“腧穴針炙銅人立像”。該文物高86.5厘米,全身鑄有15條經絡和354個穴位名稱,穴位的定位與明中期的醫學文獻一致。中新社記者 張暢 攝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針灸如何走向世界?當前全球193個國家和地區都在應用針灸,為什么針灸受到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和重視?
梁繁榮:針灸走向國際的第一個高潮可追溯至隋唐時期,針灸逐漸傳入日本、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所帶的醫書中便包括《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和《針灸甲乙經》,所以至今日本仍將中醫稱為漢醫。明朝時期,針灸率先傳入法國并逐步推廣至歐洲。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記者詹姆斯·賴斯頓受中國政府邀請一同訪問,在此期間因突發急性闌尾炎住進北京協和醫院,并接受了闌尾切除手術。術后第二天,賴斯頓出現腹部脹痛的癥狀,中國醫生選擇用中醫針灸對其進行對癥治療。據賴斯頓回憶,當時,一位年輕的中國針灸師在他的右肘部和雙膝下共扎了3針,并用一種“廉價雪茄樣”的艾卷灼烤腹部,治療結束后,腹脹癥狀明顯減輕。這位記者痊愈后在海外發表文章,回顧了自己接受針灸治療的神奇經歷,在海外掀起又一波針灸熱。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隨員從中國帶回的針炙人體模特。中新社發 井韋 攝
21世紀以來,針灸在臨床實踐上不斷取得成績,充分證明了針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國際上廣受歡迎。最早海外主要將針灸作為替代醫學、補充醫學,而現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將針灸作為整體醫學進行推廣應用。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有193個國家和地區運用針灸,59個國家和地區立法承認針灸。在美國,自1972年針灸治療在內華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合法化后,目前有超過40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立法承認針灸,一些保險公司將針灸部分納入保險計劃。
1996年加拿大卑詩省對針灸立法后,魁北克省和阿爾伯塔省也對針灸療法進行了立法管理。此外,針灸還被古巴納入國家醫療保健體系。
在亞洲,針灸已在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國取得合法地位。在非洲,早在1975年埃及政府就以文件形式,對中醫針灸的應用予以肯定。南非政府于2002年正式頒布了《南非聯合健康專業委員會管理條例》,將中醫及針灸列入10個可從事的醫學專業之一,確立了中醫及針灸行醫的法律地位。加納、津巴布韋、納米比亞、毛里求斯等國也將中醫針灸納入傳統醫藥管理部門管理范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針灸是全球最受歡迎和應用最廣泛的傳統醫學療法。原因在于與其他傳統醫學相比,針灸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治療方法,有針、灸、火罐、刮痧等豐富的治療工具,并與現代科技緊密結合,衍生出多種治療技術。針灸使用方便,成本不高,屬于綠色療法,通過體表刺激對疾病的治療起到調整作用,有別于內服藥物治療。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針灸是中華民族通過幾千年臨床實踐發展起來的醫學,其療效受到廣泛肯定。
中國針炙專家汪玉婷子在柬埔寨為50歲的村婦登蓮針炙。中新社記者 黃耀輝 攝
中新社記者:針灸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難?為什么不能僅用西方的研究體系論證中醫藥?如何用現代科學向世界證明穴位與經絡存在?
梁繁榮:最早針灸“走出去”面臨三大瓶頸——扎針疼痛、針具衛生以及法律制度,現在這三大難題已基本得到解決。首先,針灸的針身制作得更為纖細,配以管針針法,讓大部分患者感受不到疼痛;其次,原來針具會被反復使用半年甚至更久,而現在均為一次性使用,避免了傳染疾病的風險;最后,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立法承認、保障針灸,針灸“走出去”的法律瓶頸也逐漸減少。
雖然上述困難已基本得到解決,但針灸在海外的發展還面臨著一些新的瓶頸。作為中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針灸受中國文化、中醫整體觀念和個性化治療等中醫理論的指導,與西方醫學理論體系不同。德國等國外研究團隊曾用西方醫學的研究方法,得出針灸穴位與非穴位并無顯著差異的結論。
為了向世界證明針灸的療效真實存在、有據可依,中國于2006年啟動了針灸領域的第一個973項目“基于臨床的經穴效應特異性基礎研究”。十余年里,來自中國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多位學者,對全國5000多名患者進行了臨床試驗,比對了穴位與非穴位、同一經脈不同穴位以及不同經脈不同穴位的療效,所涉及的病癥包括偏頭痛、心絞痛、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試驗結果證明,針灸有效率高達70%至90%,向世界證明了穴位的有效性。
成都中醫藥大學針灸學首席教授梁繁榮指導學生做動物(小白鼠)實驗。中新社記者 安源 攝
研究發現,經穴效應特異性與經脈循行和穴位狀態有關,經穴在生理情況下的“沉寂”轉化到病理情況下的“激活”是發揮經穴效應特異性的關鍵;證實穴位與非穴位在肥大細胞分布、膠原形態、元素含量等方面存在差異,其中肥大細胞脫顆粒是經穴效應特異性發揮的重要始動信號之一;經穴的中樞整合及對疾病關鍵代謝產物的影響較非穴位而言,具有顯著的靶向特征。
針灸界常說“寧失其穴,勿失其經”,意思是取穴時可以有些偏離穴位,但不能偏離經絡。雖然穴位的存在已得到廣泛認可,但經絡是否存在,國際上仍有懷疑之聲。除了向世界證明“穴位的存在”,我們正用現代科學向世界證明經絡的有效性,進一步豐富中醫針灸的理論基礎。經過10余年深入研究,目前項目組已首次從穴位局部啟動、中樞響應和靶器官效應三個關鍵環節,系統、深入揭示了針刺效應循經特異性規律的生物學基礎和科學內涵。
作為以中醫理論為指導的一門學科,針灸要遵循中醫藥的發展規律。同時中醫針灸學并非封閉的體系,其對于現代科學技術極具包容性。現代多學科交叉能夠促進對針灸的科學認識,為深入闡明針灸的相關機制提供可能。只有在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同時,通過現代多學科交叉破除各學科思維方式的限制,才能讓古老針灸得到更快更好發展。(完)
受訪者簡介:
中新社記者 安源 攝
梁繁榮,成都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副主席,國家重點學科針灸推拿學學科帶頭人,2項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主持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岐黃工程首席科學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主任,曾任成都中醫藥大學校長。他率先將循證醫學原理和方法引入針灸研究領域,開創性地構建了循證針灸學理論體系,并將其成功運用于針灸臨床實踐。
來源: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