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海外版論壇文章列表:

• 1、當人文學科走向蕭條，是時候重估無用之用了
• 2、問道經典服周五開啟 官方貨棧全解析
• 3、人工智能時代，科技將把藝術帶向何方
• 4、面對德媒質問，西門子總裁：數百家德國公司在香港，我們需要穩定
• 5、中國經濟50人論壇問道產權保護：何妨從中小股民權利保護抓起

當人文學科走向蕭條，是時候重估無用之用了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關于人文學科的無用之論都無處不在。在我們熟悉的網絡社會中，連“學文科，自作孽”這一說法也曾受過追捧。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或許會發現，在近代科學和技術的崛起過程中就已經孕育著人文學科將必然衰落的知識結構，而在過去十幾年，包括哲學、語言等專業在內的人文學科逐步遭遇了全球性危機。這在美國知識界和高校尤其突出。當然，人們往往將這一現象歸因于經費的削減。在此情況下，即便人文學科的支持者、同情者為其辯護，說它是“無用之用”“自由而無用”，其實也無奈地接受了無用之說，只不過是以自嘲的口吻。

而在對人文學科的諸多否定中，無用之論也只是其中之一罷了。還有觀點認為人文學科不僅無用，而且總是說風涼話，在制造一堆又一堆的麻煩，這在美國社會表現為一種反智主義。比如，曾經參加過美國總統競選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解釋自己就讀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時成績為何那么差，原因是老師們都是人文學科左翼人士，基于政治觀點而給了他可憐的分數作為懲罰。反智主義觀點并不在乎知識背后的意識形態，無關于左翼或右翼、激進或保守，它只是無法接受帶有挑戰性、懷疑性的思考。

當然，更激進的科學主義同樣在否定人文學科的價值。數據和技術使他們傲慢地以為，高科技、新技術才是人類知識的創新，并且能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而人文學科則是阻礙他們創新的因素，是一種麻煩，譬如人文學科對人的隱私、尊嚴和意義的強調在他們看來就是不合時宜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生于1956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與比較文學系教授。《身體之重》《性別麻煩》等著作已出版中譯本。

人文學科的捍衛者從不同角度反駁著以上觀點，在他們之中就包括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被認為是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在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當然其晦澀的文字也受到不少爭議。巴特勒認為人文學科及其教育是向我們指出“如何去思考，去對待語言和形象，去閱讀，去制造意義，去干預，去抽離，去設置評價標準，甚而使世界煥然一新”，這在她看來都是一些自明之物，是人們不必挑明就彼此理解的，所以也無需被捍衛。她巧妙地以卡夫卡的小說、日記來解釋何為自明之物，并在此基礎上重估人文學科的價值。

巴特勒受邀在一場關于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論壇上表達了這一觀點，后收錄在《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在該書中譯本出版之際，我們摘編其主要內容，思考人文學科究竟能為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帶去什么。

以下內容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節選自《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一書，內容為巴特勒論人文學科，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

原文作者｜[美]朱迪斯·巴特勒

摘編｜羅東

《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美]彼得·布魯克斯、希拉里·杰維特 編著，余婉卉 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5月。

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必然聯系

我曾反復思索，如何最好地開啟這篇關于公共領域中的人文學科的文章，因為這些術語太寬泛：人文學科、公共領域，或者更確切地說，公共生活。不過，這樁任務的意旨相當明確：我們要在兩者之間建立聯系，或者就如何展現這種聯系提供一些指導。

我們之所以被要求這么做，原因之一是這種聯系已變得不確定。對此邀請，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直接宣布這種聯系是清晰無疑的。然而，我們還是應該辨析清楚，這個所謂的公共領域里正在發生什么，以便建構事件及其意義，估量我們思想的動向，甚而在必要的時候勾畫出參與模式（modes of engagement）。如果沒有解讀文本和圖像的能力，如果不能理解我們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能思考我們希望我們的世界呈現什么樣的形式，并為我們所選擇的那些形式提供理由，那么上述構想能夠實現嗎？

似乎，所有這些公共參與的基本形式都需要一種能貫通閱讀、歷史、文化、傳媒、哲學和辯論的教育。當然，批判性思考是思想的進一步操作，包括不把何為公共領域視為理所當然。但無論如何，這個領域沒有永久不變的邊界，而它確實具有的邊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那些應該保持非公共、受遮掩或私人化的東西。我們還應該有能力估量我們所踏入的這片公共領域有何變化。

電影《馬丁·伊登》（Martin Eden2019）劇照。

如果我們不僅要將自己理解為既有公共領域的參與者，還自視為“公共”概念的積極建構者，那么關乎意義之理解的教育就是必要的。我們得既包容又批判性地看待那些在公共生活的各種習語中應該被了解、聽聞、看見和辯論的東西，不論它們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視覺的還是聽覺的，實體的還是觸覺的、演示性的。

當關乎何者可被談論（可聽可說的）、何者可被展現（視覺和演示性的）、何者可被觸及或接近（流動的前提）的領域被諸多約束性的權力所局限時，這種削弱就產生了。其中的關鍵不在于有完全的自由去聽、說，去展示一切，或去任意遷移，而更多地是可以自由評估施加于感官的那些微妙的限制，去追溯它們的來龍去脈和空間結構，批判性地評價世界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以及如何可以被組織得更好。

而展示對于公共生活的投入，從一開始就密切關乎人文教育，它向我們指出如何去思考，去對待語言和形象，去閱讀，去制造意義，去干預，去抽離，去設置評價標準，甚而使世界煥然一新。對教育者來說，這些問題如此根本，以至于我發現自己在其中裹足不前。不得不問，是什么情況讓言說和被傾聽變得日益困難？我認為的自明之物，與新的價值評估機制之間出現了代溝，這種新機制竟要一再強調那些自明之物。的確，有時我發現自己很是疑心，因為我誤以為這些活動的公共價值是如此自明，以至于它們幾乎不需要被捍衛。

不受待見的人文學科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我相信我們都知道這個危機的基本指征，盡管我們可能對其具體表現和產生情態各有己見。投向人文和藝術學科的公共資金正遭到削減，法文、意大利文、俄文、戲劇、古典學、哲學等專業已被收縮，在英國和美國甚至出現整個語言系被驟然并入另一個系的情形，毫不顧及學術層面。嘲諷有時還直接地公開指向整個知識領域，包括民族研究和種族批判（這兩者在亞利桑那州都被宣布為非法），而且這些活動的公共價值迅速變得不太順理成章。

我甚至不想逐一列出那些我們需要擔憂的事物，因為我假定你們都已知曉。但是，不只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分校的法文系、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的哲學系被高調關閉，美國有諸多大學已裁掉了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系。據估計，2010年有54個語言項目處于絕境。許多以前每年招收10至12名學生的研究生項目，如今已壓縮到每年2名甚至為零。歷史系也舉步維艱，這一點從研究生教育和就業情況中一目了然?！陡叩冉逃o事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告訴我們，非洲史教職需求2010年下降了62%。拉丁美洲史也大幅下跌了43%。往年需求最大的方向是歐洲和美國史，可即便是它們，也分別下降了34%和28%。

有人也許會說，“這不過是因為預算危機”，要么斥之以“愚蠢”，要么暗地里任其發展。這種情況仍在延續。不過，如我們所知，削減預算或增加開支都需要決策過程，而決策必然取決于更寬廣的價值理念。它要提供解釋，說明哪些項目疑點叢生，哪些項目缺乏有說服力的立項依據，需要削減。因此，如果人文和藝術學科的損毀是巨大的，正如目前所見，那么問題來了：是何種價值觀使得管理者傾向于決策哪里要削減以及削減什么？如果對人文學科的懷疑（它往往不是一種單純的懷疑）造成了這類決策，那么人們該如何辯駁？

電影《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劇照。

就此話題，我讀過一篇文章，它問道：“我們如何拯救已死之物？”在它的作者看來，人文學科的命運受制于大學的命運，我們不如把精力轉向拯救大學。確實，我無法否認這項任務會緊隨一系列重大改觀，但我們仍要聚焦于人文學科的關鍵使命，借此才能開始重新思索大學自身的任務。迫在眉睫的是，要理解關于生死存亡的話題是如何發生的，理解對于一個世界已然消逝的宣告。為此，我們必須思索新的價值衡量標準，也必須考量目前文化之戰的具體形式。

雖然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早在2012年就宣布退出總統競選，但其言論顯然縈繞不散，引起持續共鳴。它們取悅并陶醉于欣欣向榮的反智主義。他解釋自己就讀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時成績為何那么差，原因是老師們都是左翼人士，基于他的政治觀點而給了他可憐的分數作為懲罰。桑托勒姆和那些被敏感心煽動的人，往往將智識的追求與其自身的意識形態性混為一談，意識形態在此指涉一種固執而強制性的政治目標、觀點或框架，而非經過反復思索、充分驗證的論題。他把文理學院和大學比作使學生從信仰轉向世俗主義的“教義碾碎機”，就是一個明證。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是研究反智主義的經典之作。圖為2021年國內出版的多個中譯版。

因為我們正在簡單地列出清單，所以我打算引入亞利桑那州出于教育目的而頒布的對80多部小說和其他書籍的禁令，包括馬特·德拉培尼亞（Matt de la Pe?a）的《墨西哥白人男孩》（Mexican White Boy），因為它含有“種族批判理論”，不免會被讀解為“宣揚種族仇恨”。這種論見將文學作品（包括桑德拉·希斯內羅絲所寫的）貶低為政治觀點的想象性敘事，表明持論者并不真正了解敘事的聲音或角色，他們不想費心于文類和形式等基本問題，他們以為文學敘事就是教條的轉錄。意識形態在這些案例中的主導地位，再次伴隨著一種惡意的反智主義。

“自明之物”的消逝

實際上，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是那些無視人文學科價值的人常顯得像創新者，趨時而進，與大學里的頑固和封閉勢力斗爭。在高等教育的公共機構中引入新衡量標準的人，往往擁戴新的增收計劃，假定它會拯救大學；他們還捍衛在線教育，堅稱詩歌課在網上教和在現場討論沒什么區別。在座有人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反對在線教育，指出集體閱讀和直接面向文本、共同研讀字里行間以及引導討論的重要性，這時我們發現自己被貼上了保守派和“感傷主義”的標簽。

結果，我時而覺得自己像個瘋狂的左翼，時而覺得像保守派，我發現自己抗拒這種“新”，我看到這種提法正在慢慢壟斷一些話語，諸如“創新性的方案”中的“創新性”，甚至“未來”等詞。我發現自己想要避開一種損失，它對我來說如此沉重，無法承受。我有時甚至想，也許我足夠幸運，能夠在見到人文學科被徹底毀滅之前便離開人世。我擔憂地注意到，有人想要放棄給藝術的資助，因為它們如同“奢侈品”，或放棄人文科學，因為它們是左翼的避風港，或者是明顯無用的。

我以為是共識的東西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自明之物應該是，我們只用指向它就會想起它的地位。那么，當我們觀念中的自明之物變得費解時，或者當那些曾被認為過于費解的想法慢慢被視作顯而易見時，發生了什么？震驚或憤怒是不夠的，因為它們不會轉化為一種方法來重建不同的現實感，來對自明之物提出不同的宣示。

“日常，不敢相信”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哲學家。

路易·阿爾都塞曾致力于解釋某些事物，比如“自明”的意識形態化的表層，并花時間力求洞悉自明如何得以建構等問題。對阿爾都塞而言，自明性即我們“不會認不出來”之物。他告訴我們，我們有朋友，朋友敲門，而當我們問“誰在那兒”，他們答復“是我”，在這一交流的時刻，我們就將此人認作我們所認識的那個朋友。經過思考，我們明白，當有人問“誰在那兒”，所有的“我”都會說“是我”，因此當時呼叫或敲門的人所說的“我”可能是任何人。雖然我的回應具有非單一性，這個特有的我有時卻是可識別的：“哦，是你?！边@發生在作者和讀者之間，也發生在言者和聽者之間。

且以卡夫卡的小說《記一次戰斗》為例。他1904年開始寫這個故事，五年后寫完。可以說，在他寫作時所處的世界或氣候中，某種自明的現實正在消逝，或者說它們插曲式的再臨已足以令人詫異。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作家，被稱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本職為保險業職員。

此則故事中有個場景，兩個人在教堂里相遇，但他倆都無法站好或輕松地保持平衡。一個人動腳形同移動假肢，而他并沒有裝假肢。另一個人力圖保持平衡，而他的方式只會產生不平衡。他們笨拙地撲向對方，試圖交流卻徒勞。一個人難以置信地向后傾斜，另一個在旁邊弓著腰往前倒，其姿態既有著隱約的性感，又顯出徹底的不適。

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解說道，他已無法挺直身子走路，那種正常的步態逃離了他。他問，“如同影子，我沿房子邊緣跳躍，有時還消失在陳列櫥窗的玻璃中，我難道不該對此表示極端不滿嗎？”他接著說，“我過的是什么日子?。槭裁此蟹孔佣忌w得這么糟，以致有時高樓大廈也會倒塌，而人們從房子的外表卻找不出一條倒塌的原因。于是我爬到瓦礫堆上問每一個我見到的人：‘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在我們的城市——這還是一所新房子——這已經是今天第幾所倒塌的房子了——您想想?！瘺]有一個人能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應該被豎立和建造的東西正以驚人的速度消解，隨之而來的世界不具備時間和空間上的協調感，或者說不再具有，抑或從未具有。

接下來描述的是日常生活開始跑偏，其中最自明之物似乎變得最為隱晦。敘述者繼續說，“街上常有人一倒不起，就那么死了。這時所有的商鋪就會打開他們掛滿了貨品的店門，敏捷地跑過來，把死者拖到一所房子里，然后嘴上眼里帶著笑意走出來，扯開了閑話：‘您好——天真是灰暗——我賣出去很多方巾——是呀，打仗了。’我快步走進樓房，好幾次我膽怯地抬起手，彎曲著一個指頭，最后敲了敲住房勤雜工的小窗戶：‘親愛的，’我友好地說，‘有個死人被拖到這兒來了?！弊鳛閿⑹稣叩摹拔摇逼髨D冒充秘密警察，卻沒能打動勤雜工，過了一會兒，他答道：“‘這里沒有死人?？赡茉诟舯??！掖魃厦弊幼吡?。”

在此之后，這副身體開始散架，完全失重?？耧L起，敘述者抬頭看到教堂，“圓柱上圣母瑪利亞的斗篷被吹得鼓鼓的，狂風要把它撕裂。這些難道沒人看見嗎？本該走在石子路上的女士先生們在風中飄懸。風稍停，他們便站住，彼此說上幾句話，點頭告辭，可風要是又吹起來，他們也抵擋不住，于是大家便都同時抬起自己的腳”。

電影《卡夫卡》（Kafka1991）劇照。

然后在一個莫名其妙的轉場中，聽者回應，將我們帶回到我們在意的自明之物的消逝感中。他回憶起他倆此前交流的某個時刻，當時敘述者問，“為什么我身邊的東西就像落下的雪一樣湮沒，而對其他人來說即使是桌上的一個小酒杯也穩如雕像？”接著，“所以，您不相信這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您真的不相信？那么，您聽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次午間小睡后，我睜開眼，還沒完全醒過盹來時，聽見我的母親從陽臺上用很自然的聲調向下邊問道：‘您干什么呢，我的親愛的？真熱！’一位婦人從花園那邊回答說：‘我，在花園里飲茶。’她們想也沒想就這么說了，而且說得也不是很明確，好像那個婦人就等著這個問題，我的母親就等著這個回答似的”。

“我，在花園里飲茶”——在這個回答中，這個婦人僅僅是指她正在干什么，并向某個聽者提供這一信息，這顯然造成了一種自明感，無疑類似于“誰在那兒？”“是我?！比欢@一交流是在另一番交談中引入的，在那場新的交談中，舊的對話引起了驚訝和疑問。后來，描述完建筑物倒塌、商店里的死尸被拖動而店家卻否認有尸體之后，這個在花園里飲茶的小故事又被回想起。

電影《卡夫卡》（Kafka 1991）劇照。

整場交流的結尾處，那個敘述母親和婦人在花園里感到非常愜意的人，突然進入完全日常的話語，談論起另一個人的領帶，說他衣著多么漂亮，仿佛兩人正獻身于日常。恰似那些人迅速忘記街上有死尸，即刻沉浸在關于天氣的寒暄中，這位敘述者投入到閑聊和恭維的日常話語里。盡管這個故事寫于1904年，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早十年，卡夫卡極有預見性地記敘了那些難以言喻的事件。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上游泳課?！?/p>

突然求助于日常和自明，某些問題會因此得到解決嗎，抑或某些問題只是被掩飾？那一段故事的最后一行如是說：“當供認被撤銷時，這種供認才是最易于理解的。”這一句充滿悖謬，但也許并不令人困惑。畢竟，可理解之物不一定就是日常的交流、禮貌用語、日常恭維；它們掩飾、緩和了一種感覺—世界正在喪失穩定性，被迫湮沒。將尸體吹到空中、打斷談話、暴尸于街、釋放恐懼的風，大概可以理解為卡夫卡筆下人物活動和生活其間的自明之物的特有氣候。當行人被吹離人行道，他們緊緊抓住自己的帽子，而“他們卻都眉開眼笑，絲毫沒有人覺得這天氣有什么不對勁兒”。這一段的結尾是，“只有我感到害怕”。

學術評價指標的傲慢

我早前注意到，我們可以指出新興評價指標與人文學科特有的價值衡量機制之間存在縫隙，但這還不足以糾正我們的行動或改造世界。

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那個自明之物中的裂縫，創造了一種道德的可能性。那些正變得日常的東西與它所掩蓋和傳達的毀滅性目標之間存在縫隙，暴露它，讀者便得以進入道德的反思和警醒。就阿爾都塞而言，意識形態似乎意味著日常生活的有效運行，亦即當我敲門，這個“我”便會被識別—也就是說，誰在干什么這一簡單的舉動，被另一個人接收并理解。是我，在敲門。是的，你，很高興又見到你。我，在花園里飲茶。此處有個我可以在上面安心休息的平臺，有飲茶的簡單舉動，有能力指涉自身，對你說我正在做什么。重力、世界、食物以及溝通，這種種因素的基礎對這些簡短的插曲來說是完好無缺的。

動畫短片《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992）畫面。

卡夫卡的小說也在質詢這樣一種境況，即世界的牢固性和交流的可能性已經流失或正在溜走?？ǚ蚩ǖ奈谋緝A向于以中立、觀察性的敘述聲音來轉述事件。當震怒、毀滅和苦難的場景通過這種敘述聲音來播放時，呈現模式與被呈現之物間的裂縫就打開了；讀者不僅看到了震怒，還感覺到輕松，借此，震怒被規整化和掩飾了。裂縫出現在自明的話語中，顯示出這些聲音和話語模式以其隱晦的工作方式掩飾了恐慌和難以接受的毀滅和損失。

這種敘述聲音實際上既掩飾了這些震怒，同時也讓我們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去反思、評價這些事件的情態。通過中立、和悅的話語掩飾災難，令人難以置信，甚至是不敢相信，它誘導出懷疑，超越了固有的句法：不敢相信的日常（ordinary incredulous）。這樣的寫作使我們沉浸于制造和撤銷世界的過程中，而這并不是說，世界是經由寫作而制造的。

可能有人不禁要說，我們必須集結力量去捍衛自明。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就是這樣做的，他引用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人背物》（Man Carrying Thing）：“直到明媚的清晰肅立在冷凍中。”我相信史蒂文斯的這行詩不會沒有反諷意味，但我能看出為什么那些希望刪減柏拉圖的人會像巴迪歐這樣來讀它。

我的觀點是，卡夫卡可以和阿爾都塞一起讀，自明及其拆解發生在閱讀和寫作中，在各種交流模式中，視覺的、口頭的、觸覺的，我們彼此相系。重新思考卡夫卡語境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問這些問題入手：那些關乎言說和傾聽、閱讀和寫作、展示和看見的基本命題是否已被消解，成為難以壓制的驚懼，提醒我們什么已被毀滅，什么快要被毀滅，以及保存和復活最有價值的東西意味著什么。

“內在價值”的闡釋

在本文的最后，讓我來考量一些用以捍衛人文學科并闡發我認為我們面臨的道德任務的突出形式，在我看來，這一道德任務不可脫離于批判，以及那些或許可以恰切地稱為“對抗湮沒”的東西。我不是說我們需要錘煉批判、拆解的技藝，而是希求將我們的批判實踐與道德思考相連，思考那些迫使我們為之斗爭的文化的活力和破壞力，因為它們關系到什么有價值、價值應該是什么等公共問題。

在過去幾年里，我聽說并閱讀了幾種關于如何最好地捍衛人文學科的論見。羅列如下：人文學科有其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人文學科無用，這就是其價值；人文學科提供了幾種技能的發展，這些技能關乎經濟活力；人文學科提供了某些讀寫技能，身為公民不可或缺；最后，人文學科可以為那些遵循當代價值標準的價值提供批判性的視角，而人文學科自身正被這種價值標準削弱或毀滅。

我有些同事宣稱，必須承認人文學科，因其具有“內在價值”。當然，問題在于，其他人并不承認這種內在價值——就此，必須闡明內在價值。如果它必須被闡明，就必須使用那些人所承認的語言和詞匯，方能使他們信服此價值。而這種語言，越來越不能承認，或是很難承認人文學科的價值，因為這種語言所承認的那些價值是依附于這種語言的，它們掩飾或無視人文學科價值的湮沒。

電影《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劇照。

與捍衛內在價值一脈相承的立場是：人文學科是無用的，而且應當捍衛這種無用。對有些人而言，人文學科自身就立基于對工具性的批判，它們形成制度性的場所，來批判實用性、功能主義，而對工具性的批判性更是普遍。譬如西奧多·阿多諾就此談到詩歌：“當抒情詩與社會不諧，當它獨來獨往時，它揭示了其自身是深深植根于社會的?！睂Π⒍嘀Z而言，獨來獨往乃是拒絕社會交流的構架，而這種構架是對社會的認可，因此，在拒絕交流時，抒情詩表現出其最具“批判性”的潛質。對卡夫卡而言，交流的喪失至少是雙重的：它的喪失使人哀悼，同時，它使人遺忘生活與死亡問題的能力令人恐懼，聽來如同道德警鐘。

另一種看法是，我們必須提升學生的技能，因為分析表明，這十分有益于經濟生活，或者更具體地說，對于公共生活或公民身份不可或缺。如果我們生產或灌輸技能，那么我們可以顯示技能是如何得以使用和實施的，這使我們依附于實用性。人文科學強有力的捍衛者采取了此立場的某種版本。例如，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寫道：“我們不能止于強調‘為知識而知識’，也不能堅稱服從功利性的判斷就是在玷辱博雅教育。”這似乎意味著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工作適用于工具性的當代衡量指標，或者我們必須尋找某種途徑，使我們的工作與這些特定的價值指標可以相互通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繼續將我們的職業視作一種純粹的天職。

重估

我同意，內在價值或無用是不夠的（盡管我承認，這兩者都頗能打動我的心弦）。然而，我們不得不問：如果人文學科要給公共生活制造新意，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說它們是有益于社會福祉的工具？工具性是否就是我們談論它有所影響的唯一方式？實際上，我們面對著新的衡量系統和評價標準，其中有一些卻令某些一輩子投身人文學科的人迷失了方向。有趣的是，依照這些新的指標，并不是所有“產生影響”的途徑都能產生可計量的影響力。

電影《六場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劇照。

英國有個同行提出召開一次會議，以從該國的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中籌得資金，用來研究目前歐洲國家中君主政體的諸種含義。這項提議被駁回了，理由是它沒有闡明“影響力”。當她質詢什么是這種會議所需的“影響力”時，審批者說，所有這類會議都必須展示其研究結果可以運用于當前政策；實際上，他們的網站明確聲稱這個“影響力”指“卓越的研究給社會和經濟帶來可論證的貢獻”，并附言可以通過論證其生成的知識能夠如何“轉化”給學界之外的個人和群體，來評估這一“貢獻”。

她的反應是，指出這次會議將有助于推動君主制的倒臺，但她潛在的資助者并不動心，于是項目沒有通過。而其他的結果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嗎？荒謬的是，對她來說，在這種情境下聲稱具有影響力將立即為她招致其他形式的批評，比如說，學術被意識形態的目的扭曲，尤其是往往與人文學科相連的英美左翼人士的意識形態——我得說，沒有理由這么做。

當然，我想說，也確實在說，人文學科事關重大。但一旦我們這樣說，我們就不得不展示我們所說的重大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們就陷入了既艱難又無價值的分歧。

電影《教授》（The Professor2018）劇照。

如果我們采取哈芬的觀點，說我們必須以工具性來衡量價值，那就是將前述的那種衡量體系接納為最有意義、最恰當的。但是我認為他所闡述的是，我們總體上不能避開對工具性的思考。困境是：我們很可能認為，我們必須遵循這些要求本身所包含的標準，以提供令人滿意的回答，來獲得我們所需的資助，不論它們來自內部分配、投資收益、政府撥款、私人捐助者慷慨出資，還是來自針對公立研究機構的政府財政預算。如果我們過于服從——也就是，徹底服從——我們就是在冒著棄置人文學科首要職責的風險，此職責即批判性地思考衡量模式和評估方案，以揭示哪些是正當的，哪些是真正適合其評價對象的，哪些是由學界引進和維護并在人文學科中傳授的。

如果我們回到開頭的疑問，人文學科的從業者如何免于淪為被毀滅之物，現在我們有了一條略為不同的路徑。我們發現自己在價值評估體系的話語中安居又流離，而它們卻并不能很好地測量我們的所作所為，而只是壟斷價值的領地，以此威脅我們，稱它們可將我們所做的一切付諸湮沒。那些自身話語有湮沒之虞的人能做什么？他們可以重新加入論爭，在那個變得自明或自證的語言，與那個已經出現并仍將再現的巨大損失之間，打通一個空間。道德關聯在這一裂隙中降臨，它不僅涉及過去和將來，當新價值體系的價值仍有待估量時，它還涉及“不敢相信”和驚異的可能性。

這意味著我們在縫隙中行使批判，將隱晦重新加入自明之物，以此強調我們之間剩下的這些東西仍有可能遺失，但也有可能保持并重煥生機。

原文/朱迪斯·巴特勒

摘編/羅東

編輯/羅東、張婷

導語部分校對/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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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道》經典服中，玩家能力提升所需要消耗的道具均可在戰斗、活動中大量掉落，部分活動也會有固定道具作為獎勵。如享受特權的玩家在進行游戲劇情時，必定會獲得商城道具獎勵，日?；顒右部色@得道具寶箱。除道具通過掉落獲得外，連變異、神獸這類可遇不可求的珍惜寵物也可由各類挑戰玩法（如：通天塔、超級大BOSS等）獲得。

對于部分游戲行為，如寵物強化、裝備打造等，玩家可以選擇通過日?；顒又饾u獲取累計，也可以通過貨棧系統獲得。貨棧系統是《問道》經典服獨有的系統，作為官方回收道具的平臺，貨棧會根據當前市場行情對每個道具進行定價收購，玩家可直接將手中空閑的道具在貨棧出售換取銀元寶。同時，貨棧自身也具有販賣功能，回收的所有道具都將根據當時供需程度在貨棧調整價格后向玩家出售，玩家也可直接在貨棧購買道具。

除了獨有的貨棧系統外，《問道》經典服還推出了專屬寵物——“問問”和“道道”?！皢枂枴焙汀暗赖馈弊鳛槿碌慕浀浞俸｝攲櫸铮粋€是以物理攻擊為主，一個則是以法術攻擊為主。全新海龜寵物的獲取方式極為簡單，玩家只需要在野外觸發戰斗就有幾率遇見。只要成功將其捕捉，Q萌的海龜寵物就可以陪你游歷中州。

《問道》十二周年專屬紀念大服“經典服”本周五即將公測，精彩內容馬上呈現。誠邀眾位道友一同前往中洲體驗經典，經典薈聚，煥新中洲?！秵柕馈吩诮浀浞饶銡w來。

人工智能時代，科技將把藝術帶向何方

光明網記者邱曉琴

藝術，因蘊含人類情感及其獨創性，被視為人工智能時代中人類的最后一塊領地。而在運用“GAN”算法繪制的畫作拍出300萬高價之后，關于人工智能與藝術關系的探討越發激烈。如果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不再出自人類情感，而是來源于機器的隨機“創作”，你還能接受這樣的藝術嗎？

被拍出300多萬元的人工智能畫作。圖片來源：BBC網站視頻截圖。

日前，由中國文化報社理論部主辦的第31期“藝海問道”文化論壇在京舉行，來自文化藝術界、科技界以及“互聯網 藝術”平臺的多位專家學者就“AI時代的藝術邊界”進行了探討。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致辭表示，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學技術具有超強的圖像與形象的制作能力、經過圖像學習、儲存和分析，人工智能不僅在模仿性的圖像制作上占有優勢，也逐漸在思維性的圖像創作上體現優勢。

隨著AI創作的文化藝術作品越來越多，包括AI“藝術家”在美術館舉辦畫展，AI“樂隊”在舞臺上表演……那么，人工智能的“創作”是否能稱之為藝術呢？

“我們目前不用擔心人工智能的圖像作品擁有個性的風格而取代藝術家的存在，但對人工智能的運用、借助人工智能創新圖像生成語言，對于拓展藝術形式有著廣泛的意義?！痹诜兜习部磥?，“人機互動”“人機互補”“人機融合”，使人的智能與機的智能深度結合，將有助于開創圖像世界新的景象。

據了解，2019年，中央美術學院正式將“藝術與科技”設立為央美第22個本科專業，并通過舉辦北京媒體藝術雙年展、“未·未來”國際教育論壇、EAST科技藝術季等學術活動逐步形成了該領域的國際學術平臺。

北京媒體藝術雙年展上的“無感涂鴉機器人”。圖片來源：新浪收藏

“一個藝術家可能不再是一個圖像本身的創作者，而可能是一個生成圖像系統和算法的創作者?！敝醒朊佬g學院設計學院教授、北京媒體藝術雙年展策展人費俊認為，科技對藝術與設計的實踐，可能會在創作價值、創作場域、創作方式、創作輸出等方面帶來影響，“未來，我們會越來越多的看到基于系統和算法的藝術輸出。”

論壇上，費俊展示了他“從事藝術創作以來的第一件雕塑作品”——一個基于時間的“數據雕塑”，作品展現了三位京劇表演藝術家武戲打斗時的一個場景?！八纳煞绞绞且驗橛辛藬祿?，這不僅是一個形態上的變化，而是徹底改變雕塑創作的一種方法。換句話說，沒有這個數據就沒有這個雕塑的存在。”

工學博士后、北航副教授韓倚云，以航天宇航技術、智能機器人、工程可靠性、詩詞與科學為研究方向，同時她還喜歡吟詩作對，是北京詩詞學會副會長。在她看來，獨創性是藝術和科學共同的生命，二者互相促進，而非相互否定，科學家的科研思路，很多都是來自于藝術家，而科學總體水平的提高，會促進藝術水平的提高。

“藝術與人工智能的關系將不是簡單的取代關系，而是一種共生關系。藝術與科技的交叉融合正是要創建一種跨學科的交互式共生模式，并形成跨領域的產業創新成果?！狈兜习驳莱鰧λ囆g與人工智能、藝術與科技關系的理解。

范迪安表示，藝術與科技的跨學科實踐也將產生新的文化價值、美學價值、思想價值、倫理價值，而這種跨學科實踐需要新思維、新方法、新模式、新工具和新資源，需要匯聚來自藝術界、科學界、教育界和產業界的多維能量，共同推動全球文化與科技的融合，建構跨地域、跨領域的文化創新共同體。

面對德媒質問，西門子總裁：數百家德國公司在香港，我們需要穩定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剛剛結束訪華行程回到德國。當美國政府到處揮舞關稅大棒并跟中國大打貿易戰之時，默克爾表現出推動中德經貿合作的誠意。在北京跟中國領導人談到《中歐雙邊投資協定》時，她說，希望在明年下半年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可以完成這個項目”。在華中科技大學發表演講時，她明確表示：“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多邊主義。要合作，不要單干。”這位曾在西安度過56歲生日、在合肥體驗過中國農村生活、在成都逛過菜市場的德國總理，把對多邊主義和合作共贏理念的堅持展示在范她總理任內第12次訪華行程中?！抖砹_斯報》稱，默克爾此次訪華不僅擴大了中德之間的互動范圍，而且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李海東8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德加強合作對于抵消當前美國對于國際秩序的破壞有重要作用?！?/p>

在“森林大學”談多邊主義

德國聯邦政府網站8日公布了默克爾訪華的13張照片，其中包括周六她參觀德中合資汽車配件廠商偉巴斯特的武漢工廠。

“長江的象征力量”，德國《法蘭克福匯報》8日稱，默克爾在武漢長江大橋上停留。這座橋與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有很大淵源，毛澤東曾在長江游泳。文章還稱，默克爾訪問武漢華中科技大學，也有象征意義。因為這座大學由樹木環繞，有“森林大學”之稱。這剛好與默克爾倡導的氣候政策符合。文章還大贊中國學生對默克爾非常友好。

據德媒報道，在華中科技大學發表演講時，默克爾強調共同規則的重要性，認為應該堅持多邊主義、摒棄保護主義?！叭蚧暮诵囊x在于，一個國家的福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全球的福祉?！彼f全球化能帶來好處，實現了幾億人脫貧的中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她表示，中國承擔著重大的全球責任，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繼續保持成功。清潔的環境、有趣的工作能讓年輕一代安家立業，創造美好生活。這種愿望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德國的?！耙虼宋覀儽纫酝枰噙呏髁x。要合作，不要單干?！?/p>

當華中科技大學學生問道：“12次訪問中國，總理閣下感受到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何此行選擇武漢?”默克爾回答說：“我曾兩次乘飛機在高空飛越武漢，并看到長江。我想一定要去一趟這個城市，于是特意添加了武漢的行程。”

默克爾回顧了她訪問中國各地的經歷。她說，在沈陽感受到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在西安目睹了兵馬俑的壯觀，在成都了解到西部大開發的進程，在深圳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而在武漢獲知這里有100多萬名在校大學生。

“德國女總理走遍半個中國”，也成為德媒聚焦的話題?！暗聡暋?日總結默克爾的中國情緣說，俯瞰紫禁城、體會中國農村生活、成都逛菜市場、夜游珠江、在上海體驗磁懸浮列車……自從2005年出任德國總理以來，鐵娘子已經12次訪華，足跡遍布大江南北。

“數百家德國公司在香港，我們需要穩定”

關于此次默克爾訪華，不少西方媒體把重點放在香港局勢上，逼德國總理就香港問題“表態”。不過，默克爾此行的表現恐怕令它們有些失望。

“默克爾武漢演講，談國際責任，未提香港”，“德國之聲”8日稱，默克爾7日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發表演講時呼吁，中國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其中包括人權、貿易、科技、氣候等。不過在演講中，她沒有直接提及香港問題。德媒還說，在跟李克強總理的會晤中，默克爾提及香港局勢，李克強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在法律范圍內結束“暴力和混亂”，北京堅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

德國《圖片報》8日報道稱，在兩國總理的見證下，中國和德國雙方企業家周末忙著簽約，“每次簽約都有掌聲”，西門子、舍弗勒、寶馬，他們都從大蛋糕中分得了一些東西，包括：空中客車的裝配訂單、西門子的燃氣輪機(開發)合同、福伊特的電動巴士訂單、德國郵政子公司訂購電動車(5億歐元)等?！秷D片報》還報道該報記者質問西門子總裁凱颯：“你對香港抗議者漠不關心嗎?” 凱颯回答說，他認為這些示威活動“可能存在破壞中國穩定的一面”，“數百家德國公司在香港，我們需要穩定”。

“香港活動家對默克爾感到失望”，亂港分子黃之鋒8日對德國《星期日圖片報》稱，他對默克爾總理在北京就香港問題的表態“有公開的失望”。

“歐洲沒有人希望與中國沖突”

德國《勞奇茲評論報》8日稱，默克爾的訪問標志著德中之間的關系：離不開彼此。不管是貿易戰、伊朗核協議、氣候變化等，中德已經捆綁在一起。德國一位隨行官員對媒體表示，默克爾中國之行是一次產業合作之旅，代表團所乘航班被超額預定，機上人員來自德國所有重要產業的高級管理層，從汽車工業到能源工業再到金融業等。

俄羅斯“新聞世界”網7日稱，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背景下，默克爾對中國進行訪問，將德國經濟的生存與中國聯系在一起。中國市場對出現危機的德國汽車業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奧迪和梅賽德斯向中國出售了約1/3的汽車?！霸跉W洲沒有人希望與中國發生沖突。對德國來說，中國是戰略伙伴”。

德國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米克·胡塔里撰文指出，德國大企業紛紛要求默克爾不要與中國疏遠，而要與中國做生意。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壓力下，歐盟許多成員國都在自行與中國發展雙邊經貿關系。

英國廣播公司(BBC)7日將默克爾此訪形容為“世紀變局下中德大國互動”。媒體普遍認為，在中美貿易戰緊張形勢下，默克爾就不少棘手話題與中方磋商。但默克爾此行重點是在國際形勢變化下的中德及中歐的經貿問題，先進制造業的合作，這對雙方都至關重要。新加坡《海峽時報》8日稱，德國公司已經陷入貿易戰的火力網中，由于出口疲軟，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出口縮水。主流經濟學家表示，德國正面臨經濟衰退，默克爾希望歐盟與中國的關系開啟新階段。

上海外國語大學德國問題專家姜鋒8日對《環球時報》表示，默克爾訪華行程中的一個亮點是中德領導人共同會見出席中德對話論壇會議代表， 聽取了雙方報告，對于涉及兩國的共同議題，比如老年化、數字化等給予高度重視?！斑@是默克爾12次訪華中比較少有的，在政治互信和經濟議題之外，強調了人文關懷，關注雙方面臨的共同挑戰?！苯h認為，這表明雙方更加重視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溝通。

德國《人民之聲報》7日稱，德中關系現在相當不錯，合作基礎已經十分穩固，這種雙邊關系可以成為抵御可能到來的經濟衰退的保護傘?！叭A盛頓當然會詛咒這樣的德中關系：在美中貿易戰正酣時，德國漂向中國，簽署了令人炫目的協議”。文章稱，在跨大西洋關系中，相互體諒已經成為了過去式，而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一直粗魯行事的特朗普”。美國“政治”網站歐洲版7日稱，“默克爾的柔性對華政策也與歐盟對華整體強硬的立場相左”，而德國如何定位自己很大程度上影響歐盟的立場。

李海東8日對《環球時報》表示，默克爾訪華的重要意義之一在于，在當前國際秩序的重大轉折期，中德如何協調合作，共同應對各自國內發展以及國際秩序結構轉型的問題。他說：“美國的現有政策是自我封閉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極具破壞性，違背中德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對于中德及中歐關系而言，研究彼此合作的迫切性對于穩定國際秩序的作用非常突出?！?/p>

【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 環球時報駐比利時特派記者 任彥 任重 柳玉鵬 環球時報記者 郭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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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問道產權保護：何妨從中小股民權利保護抓起

每經記者 馮彪 每經編輯 陳旭

編者按：在2016年取得了6.7%的增速之后，中國經濟下一步又該如何行穩致遠？2月15日，聚集國內最頂尖經濟智囊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給出了六字主題——“產權、動力、質量”。《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現場采訪時注意到，多名經濟學專家認為，平等保護各類產權無疑將成為中國經濟生機勃發的根本之道；而“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同時也完成中國經濟勢能的轉變；圍繞轉變政策方向、降低稅費負擔，則可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策術的轉型。

問道、蓄勢、變術，《每日經濟新聞》見證高層智囊為中國經濟把脈聽診，謀策2017改革之道。

即將過去的冬天，雖偶有寒潮，但總體感覺并不那么寒冷。這正如當下的中國經濟，在潛在增速放緩之際，2016年依然再創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最高增速。

2月15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在北京召開，國內經濟界最頂尖的智囊濟濟一堂。從10分鐘、5分鐘發言的坐而論道，到你來我往的觀點交鋒，學術的爭鳴讓這里已生出不少初春的氣息。

經歷增速換擋的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動能。而在數字背后，中國經濟長盛之“道”安在？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首先發問道：“網約車，到底能不能以私家車從事經營活動？”

“涉及1億人群、資產達20多萬億的股民產權如何保護。產權的本質是什么？”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這樣問道。

兩位學界大咖貌似不太相關的兩個問題，卻都直指當下各界關注的產權保護問題。這也正是今年年會主題“產權、動力、質量”所關注的話題之一。

●保護產權 糾正涉企錯案冤案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各方給予高度評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等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份《意見》最大的亮點就體現在對各類所有制經濟的平等保護。

“《意見》在起草的時候，原來將公有資產和非公資產的保護分成兩段寫，后來有專家提出這樣寫不對，應該放到一段中寫，強調平等保護。要改變過去那種分等級保護的狀況。”吳敬璉告訴記者。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目前看還是重在抓落地，要通過糾錯平反在財產退還、財產保全上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

吳敬璉也在講話中呼吁，應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確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使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并賠償當事人的損失。

就在論壇舉行的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2017年1月12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產權錯案冤案糾錯的問題也進行了闡述。

孟建柱表示，抓緊制定務實管用的實施細則，提高運用法治方式保護產權的水平。對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因經營不規范引發的問題，要以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予以看待，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從舊兼從輕等原則公正處理，不盲目翻舊賬。此外，對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罪與非罪不清的，實行疑罪從無。堅持有錯必糾，積極穩妥地甄別、糾正一批侵犯企業產權的錯案。

●網約車背后有產權大文章

除了糾正錯案，隨著市場的演進，各類新型產權實現形式不斷出現，如何落實產權保護也面臨一些新的難點。

長期研究產權問題的周其仁在論壇上坦言，產權保護難點即重點，包括國有企業改革也必須在產權層次上向前推進，征地制度要認真改革。另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要特別注意對科學家人力資本的保護，要有利于釋放科學家的主觀能動性。

周其仁特別強調，越往市場經濟的深處走，使用權的問題可能越容易界定清楚，反而是在轉讓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難題。他解釋說：“在現實中，要素資源轉讓形式非常多，可以一次性轉讓，也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中間有各種各樣的合約形式，所以這個締約權的問題越來越重要?！?/p>

如果更通俗地解釋周其仁提及的締約權，也就是如果擁有某項資源，能不能自由地跟他方去締結契約？周其仁認為，在不影響社會其他各方利益的情況下，應該可以自由地跟他方去締結契約，而國家和社會要保護這個契約，這樣才能讓創新和經濟發展有一個很好的微觀基礎。

“現在締約的自由度還是偏小，長期是行政管制，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經營活動可以進行，這個放得還是不夠。突出表現就是像網約車，到底私家車能不能從事經營活動，引起很大的爭議。其實只要不影響社會公益和社會的秩序，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敝芷淙收f。

如果說網約車還是不至于影響到宏觀經濟的“小事”，那么涉及20多萬億資產和多達1億人口的中小股民，則可能直接關系到宏觀經濟的運行質量。李稻葵直言，這個群體的產權事實上沒能得到足夠好的保護，股民沒有信心，結果就是我國通過股市直接融資獲得的社會融資總量非常低。

李稻葵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特的理論稱，產權本質是剩余的控制權?！爱斊髽I內部人沒有按照合同履職的時候，小股民唯一辦法就是走人，沒辦法去實施自己剩余的控制權?！崩畹究ㄗh，可以探索大股東長期持有股票、形成法律約束、在市場上形成并購基金等方式，更好保護股民權利，增強中小投資者的信心。